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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初二，周琅登上了大沽口，帅营副将马大雷，第一军副将洪九指、第二军副将陈小手和第三军副将苟全，炮兵副将陈逆直统统到塘沽港口迎接。
周琅冲着他们点头，这些高级将领逆着阳光，看到周琅感受跟以前突然不一样了，以前虽然也有上下意识，可突然此时生出了一种主臣之感。
二月二龙抬头，周琅此时登陆，极富寓意，但这只是一个意外，这个时代的海上航行，错个十天半月都不鲜见。
但部下们昨天就讨论了这个日子，昨天夜里周琅到了外海，传命令说今早会登岸，他们就觉得这个日子很神奇。
真龙登岸了！
明明是阳光明媚，后来几个将领告诉别人的时候，偏偏说是携风带雨。而且以他们的地位，并不需要说谎，也不需要拍马屁，他们是连自己都记错了。
周琅与部下骑马偕行，一边询问了一下情况，情况很好，天津清军死走逃亡，周边三十里不见敌军迹象，老百姓秩序井然，没有自发袭击行为，反倒是提着菜篮子兜售鸡蛋的一大把，让人忍俊不已。
总计帅营和第一二三军，步兵就四万人，炮兵大部出动，也只有八千，这点兵力要打北京，之前这些将领都认为是天方夜谭，天津之战让他们产生了不真实的感觉，觉得他们未尝不可以打一打北京。
客观来说，周琅带领的这只軍队兵力并不弱，当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的兵力，还不到两万人，当然周琅认为自己的軍队，战斗力跟半个多世纪后的英法联军是有差距的，而乾隆时代的清军，也没有咸丰时候的清军那么废，至少乾隆年间他们打了十全武功，就算没有取得真正值得传送的战绩，但他们至少培养出了一批有战斗经验的中低层军官，軍队的组织能力和战斗经验还是有的。
两相对比，周琅觉得打北京不现实。历史上，北京、南京这种级别的都城，从正面被攻下的案例极少，大多都是因为守军逃跑，投降之类的原因失陷。
北京城的面积，人口，也不是四万人能够控制的。
所以周琅对打下北京也很渴望，但他始终认为不现实，除非乾隆、嘉庆像咸丰一样，带着他们的嫔妃逃跑，否则他不会强攻。
不过逃跑的想法，在乾隆和嘉庆的脑海中并不存在，朝臣们也比咸丰时候的朝臣有骨气的多，他们不是想着如何议和，而是想着怎么杀敌，结果有一些愣头青提出来，要天子御驾亲征！
此人叫初彭龄，是一个御史，御史的职责叫做风闻奏事，就是听到什么都可以弹劾，不需要进行核实。这个官职在明朝时候权力很大，因为只要是被他们弹劾，哪怕是首辅，都要马上停下手头工作，等待调查，这叫做待参。可御史不需要核实，只需要听到一点风声，他们就可以向皇帝弹劾，设置这个职位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监察官员。可是由于御史不需要为事情的真假负责，就好像后世的某些媒体，会极尽哗众取宠之能事，夸大事实，甚至捏造事实。反正就算他们最后弹劾的事情子虚乌有，也不能因为他们履行了指责而打击他们，打击他们就是打击言路，就是昏君，暴君，所以明朝的皇帝都不太愿意惹这些人，因为这些人连皇帝都可以参劾。
这样无节制的权力，很容易就让御史言官沦为权贵权力斗争的工具，很多大员都有自己控制的御史，用他们攻击自己的政敌，由于他们以弹劾，对方就要停止工作，往往引起很大的麻烦。然后对方会加以报复，如此往复造成严重后果。
满清总结明朝执政经验，将言官称作明朝三大祸之一，跟党争、阉祸并列，也就是将言官的危害程度，放在魏忠贤、东林党一个级别。
所以，清朝虽然也设置了这个部门，可由于认识到其中的危害，清朝御史的权力，没有明朝那么大，被他们弹劾也不用马上停止工作，而且弹劾的不对，还要受到追究。所以清朝的言官相对是不叫克制的，没有明朝那么肆无忌惮，也没有明朝那样沦为党争的工具。
初彭龄就是一个御史，可他是一个眼里不揉沙子的御史，最恨貪官，什么样的级别，他都敢弹劾。
这种人不怕死，也不贪财，名声很好，胆子也很大，什么话都敢说，别人收拾他们还会惹麻烦，所以很不好对付。
初彭龄提出天子现在应该御驾亲征，效仿圣祖康熙，一定能鼓舞士气，平定祸乱。
他的奏章得到一些比较正直的官员的支持，可是和珅一系官员则坚决反对，认为皇帝千金之躯，岂能犯险，什么千金之躯不坐垂堂的大道理被他们喊得震天响。
可初彭龄真的就是不顾惜天子安危，和珅就真的是爱皇帝吗？
初彭龄或许真的因为政治洁癖，而敢于直言，但和珅的目的绝对没有那么纯粹。
乾隆还没死呢，他是乾隆的人，乾隆在一日，和珅就是二皇帝，嘉庆亲政后，也许还会重用和珅，但绝没有现在这么舒坦。
所以和珅得为乾隆考虑，天子御驾亲征，乾隆老头子都快九十岁了，当然不可能去，那就只能是嘉庆皇帝去，嘉庆御驾亲征了，不管输赢，都是一个大麻烦，赢了，威望提升，乾隆还能压得住他吗？输了，嘉庆亲征时候掌握的軍队，就是一个巨大的威胁，谁敢保证他不会借机发动政变。
反正限制嘉庆，打压嘉庆，这是乾隆的利益所在，任何让嘉庆跟軍队的接触，都是危险的。
这危险当然不是嘉庆本人的危险，而是对乾隆的危险，至于皇帝亲征，历史上也没死几个皇帝，一个皇帝，至少比手下的士兵，比手下的将领要安全的多。
为此初彭龄跟和珅党羽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天津沦陷十余日，竟然拿不出任何主意。
周琅此时还不知道，由于他的军事压力，让满清最高层这个不符合常规的皇帝和太上皇的二元权力中心结构，产生了裂痕。
其实这也是必然的，这种权力结构，没有压力自然好，一旦有了强大的压力，是必然要出事的。北宋就是一个例子，金兵南下，李纲等人劝说宋徽宗禅让，宋徽宗让钦宗登基，自己带着蔡京等佞臣跑去了南方，金兵退走，又赶回了开封。然后两个新老皇帝之间，就产生了各种隔阂，最后双双被进兵掳走。
乾隆和嘉庆之家的关系，虽然因为乾隆威望太重，嘉庆无法挑战，可嘉庆已经登基，拥有了大义名分，乾隆却已经年迈，人心向背，方寸之间，就微妙了起来。
周琅其实很了解这种二元权力结构的危害，他见过太多总裁跟董事长，副总裁跟部门经理之间的权力斗争了，周琅跟亨利皮特在中国公司内部的关系，也是如此，所以周琅当初会非常在乎王辅茞的权力，就是担心出现第二权力中心。
但上升到国家的高度，周琅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了，但他知道，乾隆跟嘉庆之间肯定会出现问题，这也是他来打北京的目的之一，让这种违背常理的脆弱权力构成发生分裂，尽管不足以让满清这艘巨大的破船沉没，可一定会产生各种问题。
不过周琅不知道这么快对方的朝堂上就出现了问题，他只是有条不紊的派軍队进攻，在天津休整一月之后，在三月初，开始向北京进发。
从天津到北京的路线有两条，一条是沿着永定河走廊坊最后进入北京城南的丰台一带，一条是沿着大运河北上走通州，最后进攻北京东城一带。
周琅的兵力做不到分兵，就选择了通州路线，廊坊那个地方似乎对侵略者不太友好。
走大运河还有一个好处，这是从南方向北京输送各种物资的通道，周琅可以利用沿途的储备资源和运输力量，上岸之后，周琅的那些海船就没用了，运河上大大小小的漕粮船就成了战略资源，周琅已经征用了几百艘漕船，当然他是给钱的，给船主的钱足够连船带货一起买下，但货周琅留下了，并且答应只要船主愿意跟着，最后船还是会给他的，如果船主可以组织工人帮忙运输，还会付工钱，结果还真的让一半船主愿意带纤夫们跟着。
前锋是第一军洪九指部，第二军紧随其后，周琅随帅营，与炮兵和辎重押后，第三军则留守天津。
部将们是反对周琅跟随的，但反对并不强烈，周琅跟随就可以打着亲征的旗号了。
尽管他的作战经验其实已经远远不如这些军官了，但他在军营中，士气就是不一样，也没人一个士兵会觉得大帅会比他们的长官差。
这就是威望使然了。
前锋进军十分顺利，返回的战报显示，他们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有组织的抵抗，小股汛兵逃散，大股清军尚未出现。
竟然一直到了通州南郊的张家湾，才遇到清军重兵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