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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之后，待热量充入了身体，待眼睛适应了光亮，我俩就动起身，开始准备接下来的事情。从遭遇越军士兵开始，我们的路线就被彻底打乱，如今的具体位置，更是不得而知。目前的位置，是在一块斜生的山坡上，放眼四看，周围不像有人迹的样子。并且，视野里碧波万顷，山绵不绝，再看不见那天坑里的崔巍崖壁。
首先的问题，是需要确定大概的方位。
我们往斜坡上走着，准备找一个视野开阔的地方，这样才好对照地图。脚下的路，再不是坚硬的岩石，周围的环境，也不再是无尽的黑暗。踩在乱草中的每一刻，都是享受。回想着上一次跋涉在丛林，已然恍如隔世。
但记忆里的丛林，是和几个人的背影联系在一起的，如今眼前只剩王军英的身姿，不免有那么一点儿伤怀之感。
但这个斜坡顶上的视野不够开阔，我们只能用着指北针，大概向北而行。野外生存，肯定要会读地图。其实不只是黄班长，我们几个也都能用地图寻找路线。但首先，必须得确定队伍的位置才行。
由于有伤在身，在丛林里走路，本身就是一个挑战。我们便把两个背囊里的物资整理到一个里面，全由王军英承担。事实上，一路走来，物资每天都在消耗，两包的重量加在一起，也和出发之时的单个差不多。
我呢，就抱着杨前辈的那支AK47，跟在王军英后面。比起之前的冲锋枪，这枪要重不少。但手里没把枪，走起路来心里又不安稳。
现在的时间，大概是下午两点左右。没走多久，身体回注的热量、闷热的树林，就让我汗流浃背了。甚至说，我还有点儿怀念那幽凉的地底世界。耗费了差不多两个多小时，我俩翻越了一座山头，总算找到一块视野开阔的高地。
测算距离，测算山头高度，然后又是什么方位角确定，我们大概清楚了目前的位置。李科长发来的地图不假，咱们正好是在那地图上的圆圈里。
又走了一段路，时间就不早了。我俩找好了一个露营地，匆匆吃食休息。
第二天，便又是无尽的跋涉。身体有所恢复，但脑袋却疼得厉害。为了防止感染，王军英替我脑袋、腰上的伤口换了新的纱布。因为伤口没有缝合，上边儿似乎在发脓。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大命都捡了回来，谁还去顾忌这些小毛病。
两个人在丛林里，较之前要方便那么一点。我是说，在万顷绿浪的丛林中，两个身着迷彩服的士兵，只要不敲锣打鼓，就算是被人看见，也找不出来。包里的物资，并没有坚持多久就耗光了。王军英就用“小水枪”打了几只鸟，也抓了几条蛇，以此充饥。
我们停停走走，靠着指北针，调整方位角，大概回到了地图上的预定路线。我们翻越了山头，看过了村庄，也回遇过稻田，比起来时的路，目标似乎准确不少，距离也好像短了不少。瞧啊，回国的路，就在前方，你迈一步，他就少一步。
昼行夜停，一切都还是按着当初的模式。丛林是熟悉的丛林，再没有天坑那些奇异的怪物，回想着那天坑里的遭遇，好如一场上辈子做过的梦。
但是我的身体状况，却在不断下降。也许是闷热让我起了反应，骨头犯疼就不说了，脑袋上的伤口似乎出了毛病，侧腰的伤口不慎感染。整个脑袋，开始犯晕。到最后那段路，我几乎是被王军英拖着在走。回想起来，如果没有王军英，我肯定会死在丛林里。但他不知道，在那段时间里，我把他幻想成了魔鬼，幻想成了敌人。
那几天里，也就出现了两次插曲。
第一次，是在走进一个泥潭时，王军英忽然就推开我，低身掏枪。因为那泥潭里，似乎埋伏着越南特工队。但最后的结局是，泥潭里只是两具发臭的尸体。泥潭里全是蛆虫，两具尸体被各种虫类钻了空。
看军服和装备，那应该是准备伏击我军的越南特工。但不知道为什么死在了泥潭里。
后来，我们站在一处山头时，看到那一片坡上，有个背着背篓、戴着草帽的山民在寻路打柴。山坡上开着的花果，红得发艳。山坡旁边有一片碧绿的甘蔗林，甘蔗林在山谷间的热浪吹拂下，簌簌而动。
我俩躲在高处，默声不语的看着那缓缓而动的山民。再之后，我俩默默的起身，继续赶路。
跋涉了有三天，还是四天，我们离祖国越来越近。王军英拿着地图，在山边寻望。这附近似乎能看到许多房子，也有好多公路，不知是不是到达了边境。王军英对照了一下地图，他说，过了前边儿那山头，应该就是边境了。
但更前方，就是雷区，我们不能去趟。他扛着意识恍惚、发烧不停的我，继续往前。等到再一次停下，已不知过了多久。王军英放我躺靠在树根上，睁开眼，我看到他在组装信号枪。
“会有人来吗？”我靠在树干上，虚弱的问他。这几乎是身体里的最后一点力气。
邓鸿超不是说，任务“必须失败”吗？
王军英装好枪弹，仰头寻找着树冠间的空隙。
“试试吧。”他说。
空隙找好，但他没有立即击发，而是高举着枪，低头看了我一眼。那闷板的王军英，似乎看着意识模糊的我，淡笑了一下。
耳里一声砰响，信号弹带着两人的期冀，冲出了枪口。上一次听到这响声，还是在几天前，在地底下，在无尽的黑暗中。
而这个时候，昏沉的视线忽然一黑，那梦魇一般的黑暗，又裹向了我。
再次睁开眼，发现自己已经平躺下来了。但我感觉到，身子在摇晃，模糊的视野中有好多人脑袋，也有好多的绿军装。耳朵里是嘈杂的人声，似乎还有哒哒哒的枪响。我好久没见到这么多人脑袋，好久没有听到这么多话语了。
但是那一刻，我心里却安稳如山，因为那一声声急促的话语，分明是祖国的呢喃，是熟悉的中国话。一切的一切，所有的所有，在这一刻都规整为零。身在担架上的我，听着急促的中国话，看着那模糊的绿军装，感受着身下的急剧摇晃，忍不住的泪如泉涌。
我，回来了。
虽然我们的归来，已经超过了预定的时间。但时刻待命的边防部队，还是在发现冲天而上的信号弹后，第一时间赶了来。雷区早就被他们清扫出了通道，他们相互配合，一边压制着山头上的越军哨岗，一边用最快的速度救回了我俩。
再之后，我俩被拉到了战区医院，进行了紧急救治。后来我听医生说，如果溃烂感染的伤口再这样摆下去，下一步就是大面积的表皮腐烂，最后影响骨头，波及生命。在战区医院紧急治疗后，我挂着盐水，被送上了火车专列。虽然不像来时那样，有飞机款待，但那一列火车，也算是很高级别的待遇了。
有护士专门看护我，车厢里就我一个人。
再之后，我不知道被拉到了什么地方，也许是军区医院，又或者是其他什么地方。待我意识恢复正常之后，我就被邀去做了任务报告。报告在一个小屋子里进行，两个干部模样的人，相对于我而坐。就像犯人审讯那样，但气氛相对要松缓一点。
口头报告一共做了一天两夜，我没什么多的顾虑，就将沿途的一切讲了出来。从突遇山民，到野人拜访，到突袭越军、遭遇越军，再到误落天坑、进入地底。最后，存活着的杨老前辈，以及特务一般的邓鸿超，也一并讲了出来。
当然，也有十八年前的真相吐露。
任务自然算是失败了，出去六个人，虽然有两个人成功返回，但资料还在邓鸿超那里。他的生死，谁也不知道。那一背囊的宝贵资料，也不知道是留在原地，还是会流往其他地方。
不过说来，两个接收报告的干部，听到邓鸿超的事件时，似乎一点也不惊讶。当然，他们可能只是文书一类的干部，板着脸做记录，就是他们的工作。报告做完后，他们又让我写了一个书面报告。
报告装进了牛皮纸封，那两个人，就夹着一大溜文件，坐着吉普车离开了。
至于我，还得接收治疗。比起医院，这里更像是一个疗养院，因为这里楼不高，也不吵，四四方方的，像北京的四合院那种。那进门处，甚至还有站岗的士兵。
医生说，我的问题不小，子弹带来的伤口已经控制，但伤筋动骨一百天，我顶着一身需要修理的烂骨头，走了那么久的路，自然要休愈很长一段时间。不过，这些都还是小问题，脑袋的摔伤，没我想象中的那样轻巧。
就像在回程中那样，脑袋时不时会犯疼，现在也是。但那时候脑科治疗还没现在这么发达，医生们只是断定，也许是颅脑震荡，有可能会记不起一些东西。
再之后的时间，我就在这个半大不小的疗养院里，安心愈伤。我以为李科长会出现，还准备问一问他，邓鸿超的一些事情。但是，从始至终，除了那两名接收报告的干部之外，我再没遇到过一个相关事项的干部。
最奇怪的是，连王军英都消失了。我不知道他被送往了哪里，更不知道他现在的状况。事实上，直到复员，直到我写下这些字句的现在，我都没能再次联系上他。他可能编回了侦察连，牺牲在了老山战场。也可能同我一样，各分一地，游于市井。
我时常会回想起，王军英举着信号弹，对我淡笑的画面。也许，他料到了这样的结局吧，否则，以他的性格，哪里会对人发笑呢。
在疗养院的日子，是非常无聊的。白天，忍不住去回想那密林深处的点点滴滴，晚上，就是无休止的噩梦缠绕。我会梦到自己摸索在无尽的黑暗中，永远无法逃离。也会梦见自己掉入无底的深渊，垂坐惊醒。也会看到那模糊的白皮怪物，在视野里越发清晰，越发清晰，直到被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