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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CGP，这个城市里所有人都已开始过节。街道上“大清仓、大甩卖”的喇叭一声高过一声。每个门面都张灯结彩。路上的行人是悠闲的，穿着亮眼的服装。
我忽然意识到，那天去机场接机竟是圣诞的夜晚。没有任何人提醒我，所有人都忘记了。是的，来温州出差的都是CGP的中年骨干，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圣诞还不是一个中国的节日。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在春节前结束这场战役，拿到丰厚的年终奖，回到妻儿的怀抱。为此，所有的人都猫在这个孤零零的高级宾馆里，隔离尘世，忘我工作。
我自然也不例外。这三天我都在房间里翻译各种图纸和文件，每天平均睡眠不到四个小时。时至今日，百分之八十的图纸和设计说明都已出来。成卷成卷地堆在我的床上。沥川的设计任务最重，速度却最快。当然最后几张是霁川根据他的草图重新画过的，毕竟是兄弟，配合得天衣无缝。甚至于两人的英文书写体，都看似出自一人之手。
C城改造的主体建筑是座落于西城区山角下的C城大剧院，属于清涟山庄的主建筑之一。也是总投资中耗资最大的建筑。江浩天的原设计是开放式的玻璃结构，远远看去，像自由女神的头冠，或者说像一朵怒放的葵花。就连我这个外行一看，都觉得十分醒目亮眼。而沥川的设计却是封闭式的钢结构壳体，很简单，看不出什么具体的形状。有点像颗巨大的鹅卵石，带着天然的水纹。上面是异常光滑的玻璃表面，浅灰色，像一面镜子倒映出天上的云彩。而剧院周围的一大圈附属建筑，也是类似“小卵石”般的设计，从鸟瞰图上看，就像一排散落在海滩的鹅卵石，又像银河中的行星，自然而神秘、典雅而恢弘、与周围的山水融成一体遥相呼应，体现了他一向倡导的生态、环保和节能理念。我十分喜欢，觉得虽不如江总的设计那么打眼，却有一种返朴归真之趣。
可是，不看好这个“鹅卵石”的大有人在。人们在背后给剧院起了个外号叫“石头”。吃饭时我听见几位设计师悄悄地嘀咕，说沥川从来不是POMO，为什么这一次变得这么后现代？又说招投标办的负责人谢鹤阳固执而古板，相当不好打交道。他会接受后现代方案吗？此外，CGP最强的竞争对手是迦园国际的首席设计师田小刚，著名的古典园林设计专家。他其实是江浩天的师兄，出道早，名声大，对江浩天的风格了如指掌。上次厦门工程，他的设计以一票之差输给了CGP，这回铆足了劲要来报仇，不惜花大价钱偷情报。
标书要求所有的文件必须是中英两份。直到三十一号的早上，我才完成了手中所有的翻译。之后，我花了一上午的时间检查、修改、润色，然后交给江总复查，再由江总交到绘图部打印。
交接了手上的工作，终于可以松一口气。我到餐厅里好好地吃了碗敲鱼汤，薄薄的黄鱼片，伴着切成细丝的香菇和火腿，一碗下肚，脸上的汗气就出来了。我想起了沥川。沥川喜欢吃鱼，也喜欢喝汤。广东人的鱼片粥他也很喜欢，不知道他尝过敲鱼汤没有？我跑到厨房去问厨师敲鱼汤的作法，才知道要做得好吃非常麻烦。最好一次做一批。管他呢，我拿只笔把食谱记下来，准备带回北京后好好研究，把它变成我的拿手菜。
可惜沥川还住在医院里。因为霁川怕他的伤口止不住血，又怕感染，硬要他留在医院里“观察”。病房屏蔽一切手机信号，但有专线可以上网。我知道沥川非常忙，估计像我一样，一天只睡几个小时。我给他发过一封简单的邮件，问他好一点没有。对于这个问题，他只字不答，回给我的只有三个附件，点开一看，是三张图纸。这是他来温州之后对我的一贯态度，公事公办、止谈风月。尽管如此我这颗被冷落的心里却有了一丝甜蜜。为了让我戒烟，他肯跳垃圾箱，我幸福都幸福不过来，还抱怨什么！
接下来，我美美地睡了一个午觉，五点钟时，张少华忽然打电话过来：“安妮，晚上资方的新年酒会，你参加一下。你能喝点酒吗？”
“能啊。”我除了烟瘾，还有酒瘾、辣椒瘾、孜然瘾，算得上五毒俱全。沥川不过是只发现了一样而己。再说，朱碧瑄的酒量那么好，作为她的下一任，我不能比她差太多吧。
“你守在王总身边，他不能喝酒，一滴也不能。盛情难却的时候，你替他挡一下，行吗？”
“没问题。”
“其中有位谢主任，是关键人物。他有浓重的温州口音，王总可能听不懂。你翻译的时候小心点。”
我的脸一下就白了。我也听不懂温州话，不光我听不懂。听说在这里住了三年的外地人也多半听不懂。
“他的口音有多重？”
“他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你说会有多重？”张少华在那一头说，“他是行内人，王总的名字他听说过。”
“行！酒会几点开始？”
“六点整。我们上午才接到通知。你准备一下。我们这边就去四个人，江总、王总、我和你。你坐江总的车子，我去医院接王总。我们在酒店门口见。”
为了配合这次行动，我挽了一个小小的发髻，上面插了一根紫色的木簪，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旗袍。除了胸之外，我的曲线尚可。那旗袍紧紧地包着我，显得我瘦骨嶙峋。我想把自己打扮成楚楚动人的林黛玉，好让那些逼我喝酒的人于心不忍。
坐在江总的车子里我还在复习《温州方言大全》：“了了滞滞”就是“清洁干净”；“云淡风轻”就是“轻佻”；“勿俨三四”就是“不正派”……等等，等等。到了酒店的大门，我发现CGP的“头粒珠儿（温州话：老大）”——沥川和张少华已经等在那里了。
在正式场合沥川习惯穿纯黑的西装，手拿一根赤色手杖。黑色衬衣、黑白相间的领带，衬着他那张瘦长的脸、高高的额头、挺直的鼻梁和倔强的下颚，看上去十分硬派。其实沥川最吸引我的是他的眼睛。无论外表看上去多么刚毅冷酷，他的目光非常纯净，不含一丝杂念。在他的眼眸深处，隐藏着一股近乎教徒似的虔诚和深情。
在这次参加竞标的设计师中，三十一岁的沥川最年轻、最知名。他在公共场合是著名的冷面郎君，寡言少语、非常矜持。所以我看见沥川的时候，他的情绪和表现都已进入到了“公共状态”。他看见我，眼波微动，迅速恢复原状。
“二位没有久等吧？”江浩天说。
“没有。”
“王先生的身体好些了吗？”江浩天上去和沥川握手。
“已经好了。”
在大厅的接待处，沥川在众目睽睽之下帮我脱下大衣，连同自己的风衣一起交给服务员。我有点不自在，觉得在场的很多人会误会我是沥川的太太。所以，沥川每次和人握手，我都不忘记上前解译：“我是安妮，王先生的翻译。”毕竟来的人都是业界同行，大家彼此相识。所以，很多人都笑着反问：“王先生中文那么好，还需要翻译吗？”
当然，也有几个人误会我是朱碧瑄，握手的时候叫我朱小姐。这回轮到沥川一个一个地解释：“这位是谢小姐，我的新任翻译。”
我们一路寒暄下去，一直走到靠近酒桌的地方，才看见一位六十岁左右的方脸男士，被一群设计师如众星捧月般围在当中。江浩天不知什么时候过来了，向沥川耳语：“那位就是招标办的主任谢鹤阳。”
谢鹤阳因为长得一张又黑又方的脸，外号“鞋盒”。当然，没人敢当面这样叫他。沥川拿了一杯水，在旁边慢慢地喝，见谢鹤阳身边的人散了几个，腾出点空位，才带着我快步而上，自我介绍：“谢主任您好。我是王沥川，CGP的设计师。”
“哦！王先生！”谢鹤阳从容而不失热情地和他握手，“久闻大名，缘悭一面。”他说的还算是普通话，只是话音里果然含着浓重的平舌音。沥川的脸上是客气的笑容，他略微迟疑了一下，我马上将这话译成英文。
“不敢当。”沥川回答，“外邦设计师，才疏学浅，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十分仰慕。”
我默默地看了沥川一眼，有些惊奇。不敢相信这极度斯文得体的句子，竟出自只认得九百五十个汉字的沥川之口。
果然，谢鹤阳的脸上露出更多笑容：“王先生过谦了。我年轻的时候，建筑界的泰斗王宇航博士曾应邀到清华讲学，陪同人员中，我忝在其末。听说他也是瑞士华人，不知王先生可否认识？”
“那是家祖父。”
“我记得那时，陪着王先生一起来的还有他的长子王楚宁先生，我们年纪相当，相谈甚欢。楚宁先生说一口流利的中文，非常古雅，也是知名建筑师。”
沥川微微颔首：“那是家父。”
“王先生的一家是什么时候到的海外？”
“大约在清朝末年吧。”
“该不会是前清遗老吧？”一直站在谢鹤阳旁边的一位中年男子忽然插口。
沥川淡淡地道：“不是。从宗谱上说，我们属于琅琊王氏，是纯正的中原血统。”
谢鹤阳道：“对了，我来介绍，这位是迦园国际的总设计师田小刚先生。”
“小刚，好久不见。”
“确切地说，是六年没见了吧，沥川，你怎么好像从中国消失了？”
“哪里，我的公司还在这里，需要的时候会过来照应的。”沥川顿了顿，又说：“谢主任，小刚是温州建筑师，占着天时地利人和。CGP虽是海外兵团，却同出自中华一脉。评审的时候，谢主任不会厚此薄彼吧？”
谢鹤阳哈哈一笑，连连摆手：“哪里，哪里！CGP有非常雄厚的设计实力，C城区改造将会成为温州对外开放的模范工程。我们非常欢迎海外公司参加竞标。放心放心，竞争绝对公平。”
三人在一起寒暄了十分钟，谢鹤阳便被另一群人围住了。我在一旁翻译，只觉得唇焦舌燥，便到一旁的酒台上找饮料。沥川一路跟过来。
“纯正的中原血统？”我调侃，“五胡乱华之后，还有什么血统是纯正的？”
“吓唬人而已，纯正是真谈不上，”沥川说，“比如我外婆就是地道的法国人。”我看着沥川脸，心中释然。难怪沥川既有一副十足的国人长相，又有异常分明的面目轮廓。
“那个田小刚来意不善。我怕他与谢鹤阳有什么暗箱交易，听说这里不少官僚挺腐败的。”沥川又说。
“别担心，政府现在对违法乱纪查得很严。这么大的工程，多少人拿眼盯着。真有什么腐败查出来肯定全军覆没、满门抄斩。”沥川看着我，一脸疑惑：“什么是‘全军覆没’？什么是‘满门抄斩’还有……什么是‘天灾人祸’？”
“天灾人祸？”
“那个谢主任不是说陪同的人员中有天灾人祸吗？那句话我没听懂。”
“我不是翻译给你听了吗？”
“你的翻译我也听没懂。”
什么？怎么可能？我几乎要跳起来：“为什么听不懂？难道我翻得不对？辞不达意？”
“不是不是……你这旗袍真好看，我吧……有点走神。”
我叹了一声，说：“不是‘天灾人祸’，是‘忝在其末’。这是谦辞，他说他自己虽不够资格，但也在陪同之列。”
“好吧。回去记得把这四个字写给我认。”
难怪沥川需要翻译。我一直以为是多此一举，看来他不要翻译还真不行。
我们一人端了一杯红酒站在酒台旁边。
建筑界真是个男人的世界。放眼望去，整个大厅人头涌动，却没看见一个女设计师。我正想就此发表一顿感言，沥川却问了我另一个话题：“小秋，你的毕业论文做的是什么？D.H.Lawrence吗？”
“不是。你对这个感兴趣？”
“我对英国文学一直感兴趣。”
“我做的是西苏，西苏和乔伊斯。”
“乔伊斯我知道。西苏是谁？”
“Hélène Cixous.”这是个法语名字。看来是我的发音有问题，他显然也听说过西苏：“Cixous是法国人。你不是英文系的吗？”
“Cixous自己是英文系的，和我同行。著名的乔伊斯专家。”
他点点头，接着说，“那么，你做的是法国女权主义？”
“嗯。是不是很吓人？很前卫？”
“不吓人。你看，你是女人，我是残疾人。我们都算Vunerable groups（弱势群体），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我笑了，觉得这话挺逗。沥川的文学趣味甚高，自称喜欢读high-modern的小说。我不禁又问：“你读过西苏？”
“只读过 Le rire de la méduse ，也就是The Laugh of the Medusa.（《美杜沙的笑声》）”
“我做的就是那一篇。”
他不相信地看着我：“不会吧。西苏是最提倡女性解放的。六年过去了，你怎么看上去思想一点也没解放呢？”他连连摇头，“我觉得你根本没有弄懂女权主义的精髓，学问都白做了。”
“我怎么不解放了？我挺解放的！”我的嗓门高了，受到挑战了。
他不说话了，低头叹气。
“那你说说看，我要怎样做才是解放的？”
“我若说了，你会不会把酒泼在我脸上？”
“不会。”
“六年前，我已经说了再见，为什么还要给我发邮件？”
“我……我又没发多少。”我喃喃地嘀咕，有点气短。
“一千五百封，算少吗？最短的三十个字，最长的一万两千字。全部加起来，相当于三部长篇小说。我不敢相信你在写这些信的同时居然还在研究女权主义！如果我是Cixous，听说了你的举动，非羞愧死不可。”他看着我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语气十分认真。
我深吸一口气，觉得有点奇怪。沥川对我一向体贴，也很注意说话的场合和方式。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选择在今天，也就是除夕之夜，在这种公共场合羞辱我。
“嗨，沥川，说说看，”我不动声色，“你喜欢读我的信吗？”
“还行……借助字典。”
“那不就得了。”我呡了一口酒，“我对你的感情超越了任何主义，包括女权主义。其实在中国，像我这样的人有一个专有名词。”
“什么专有名词？”
“情圣。”他张了张嘴，又闭上，终于没话说了，只得转移火力：“讨论暂时结束。我想，那位老太太需要我的帮助。”说着，他转身去帮一位企图要拿一大瓶可乐的老太太：“老太太，这个瓶子很沉，您放着，我来替您倒。”
老太太有八十岁的样子，头发稀疏，穿着件手绣的唐装，很齐楚，像是富贵人家的老人。沥川给她倒了一杯可乐，问她还要什么。老太太说：“年轻人，劳驾你给我拿那块蛋糕。”
远处一个高脚盘子上放着一个两层的蛋糕。没有人吃，因为大多数人以为这是饭后的甜点。沥川伸出长臂，拿出餐刀，毫不客气地切下一块，放到小碟子上递给她。又问：“您要不要水果？这里有西瓜和葡萄。”
“西瓜来几片，葡萄也来几粒。”老太太看他的眼神有点怪，一副异常疼爱的样子。
沥川给她端了一盘子的东西，带着她，给她找了一个座位。
“年轻人，你的腿为什么是跛的？是受了什么伤吗？”老太太笑眯眯地问。沥川在很多人的眼里都是完美的，除了他的腿。所以我觉得老太太明显是在利用自己的年纪和沥川套近乎，她的目光很不纯洁。
“是……车祸。”沥川的神态略微有些尴尬。然后，他又很认真地伸手过去和老太太握了握说：“我叫王沥川，是CGP的设计师。”
老太太很爽朗地笑了，她的假牙看上去又白又整齐。我生怕她笑了一半假牙会掉出来。正这么想着，只听得“叮当”一声，她的假牙真的掉了！
我和沥川同时伸手下去，沥川手长，眼疾手快地从地上拾起来，轻声道：“太太，您在这里稍等，我去去就来。”他从旁边拿了个一次性的纸杯，去了洗手间。
老太太倒是无所谓，瘪着嘴对我说：“小姑娘，他是不是你的男朋友？”
“不是。老奶奶，我是他的翻译。”
没有假牙，她说话尽漏风：“怎么，他是外国人吗？”
“瑞士华人。”
“哦。他很可爱呀！”
“是啊。”
“难道你没看出来，他很喜欢你？他身体这么不方便，没有手杖都站不稳，你明明就在旁边，他也不让你代劳，自己那么辛苦地替我拿东西。”
我觉得，老太太这是在变相地批评我，于是赶紧解释：“王先生非常自信、也非常能干。如果他需要帮忙的话，会和我说的。”
“你奶奶我阅人无数，好人坏人、不好不坏的人都见过。相信你奶奶的眼光，这绝对是个好男人。”
我心花怒放，笑得阳光灿烂。
沥川走过来，将洗干净的假牙放在杯子里递给老太太，顺手还递给她一张餐巾纸。老太太用纸掩了面，戴上假牙，向我们回首一笑，灿如白雪。
她和沥川握了握手，说：“我姓花，叫花箫。我是画画的。”每一个字都以“H”开头，我很紧张地看着她，担心她的假牙会再次掉下来。结果，她说的话我没听清，以为她叫花椒，想笑又不敢笑。
沥川很有兴趣地问：“太太，您画国画还是油画？”
“我这么老派，当然是国画。”
“评委里有一位画家，叫龙溪先生，也是画国画的，您老认识吗？”
“认识，他是我的学生。”
我的心一沉。评审团里的确有位大名鼎鼎的龙溪先生，浙派传人，在画界非常有声望。那么，这老太太一定大有来头。
然后，沥川忽然轻轻地咳嗽了一声。忙说：“对不起。”
在和老太太谈话时，他随手拿了个点心吃了一口。大约是吃快了，接着，他又咳嗽了一声，这次来得太急，竟来不及转身避开。
"I am so sorry. It happened before I could stop it.（译：对不起，我实在来不及回避。）"
绅士作风又来了。我花了一分钟的时间才弄明白，他是在为刚才的咳嗽再次道歉。我在心中暗笑：那老太太和沥川真是一对儿。一个太粗心，假牙掉了也不在乎，照样说话；一个太小心，咳嗽一声，道歉半天。
“老太太您慢坐，我陪王先生去一下休息室。”我拉着沥川，一阵风似地走了。
我们一起走到餐厅外的偏厅。沥川用手绢捂着口，还在不停地咳嗽。我看着他，叹了一口气，说：“那碟子里的东西有芥末，你一向不吃的。这回怎么忘了？”
“我怎么知道那是芥末？”
“那你好些没有？”我有些担心了，“不如我们现在就回去吧。”
“回去？酒会还没有开始。”
“说到底，竞标靠的是实力和设计。酒会上表现得再好也没用。”
“这话在国外说没错，在这里说我可没底。何况，这回是江浩天来找我帮忙，我现在走，无论是什么原因，都太不给他面子了。”
沥川是被江浩天一个电话叫来力挽狂澜的。可是，那个田小刚和谢鹤阳一直站在一起，态度显得比一般人亲密，不得不让人感到气馁。沥川在近十天的功夫里又是考察现场，又是勘测工地，还大搞文化研究，真可谓全力以赴、志在夺标。作为主设计师，他身上的压力其实最大。
“回到瑞士，也许你应当写一篇论文，题目是《一个外国建筑师在中国的困惑》。”
他抬头看着我，忽然笑了。
我凝视着他的脸，感觉有些晕眩。这是六年来我朝思暮想的笑容。此时如优昙乍放，令我几乎有了向佛之意。
他站起身来，我忽然发现他的手腕上还缠着纱布。难道，那道伤很深吗？三天了，还没有好？
“沥川，你的手——”
他打断我的话说：“小秋，明天就是新年。你能不能新年有新的气象？”
“这是啥意思？”
“你能不能将女权主义进行到底？”
“不能。”
刚才的一番调侃和玩笑让我仿佛回到六年前的时光，可是沥川一句话又让我感到突然来临的幸福正在急转直下。
“Just let it go， please.（译：让这一切都过去吧！）”他凝视着我的脸，“我求你。”
“No！”我断然拒绝。
他的目光渐渐有了寒意，表情忽然间变得冷酷，和六年前我们分手的那天一模一样。
就在这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要来中国。
就算CGP拿到了这个标，就算挣来的钱一分不少地交给沥川，对他来说，这也是个不值一提的数目。他犯不着为了这笔钱放弃手头的工作，放弃在医院的疗养，不远千里地来到这里。
他来这里，只因为二十天前，我在一次大醉之中又给他的老地址发了一封邮件。上面写了五个字，后面跟着一串惊叹号：
“沥川，你回来！！！”
那是在我们中断通信三年之后，我发给他的第一封邮件。发完了我就后悔了。实际上那封信在三秒钟后就弹了回来。系统显示说，对方地址拒绝接受这个邮件，系统将继续尝试投递云云。
所以，他回来了。因为我居然还没有忘情，所以他有责任，要在这个除夕之夜向我做个彻底的了断。
我的笑容消失了，脸在瞬间变得惨白。
“我已经定好了回苏黎世的机票。Presentation之后，马上就走。”
我冷笑，向他伸手：“我不信！机票在哪？给我瞧瞧。”
他真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机票递给我。
我三下五除二地将它撕了个粉碎：“机票没了。”
我承认，我是疯了，我绝望了，我暴力了。这一次，我不能再让沥川离开我！
“是电子票。”他说。
“那么，这一次又是一个永别？”我垂下眼，颤声地说。
“You need a closure.（译：你需要一个了断。）”
“告诉我上次你离开的原因。”
“……”坚固的沉默。
“沥川，你是不是得了很重的病？”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你知道，无论你得了什么病，我都不会在乎。我不在乎你只有一条腿，也不会在乎你有什么病。”
“我没什么病，不必为我担心。”
“那么，我要你看着我眼睛，”我凝视着他的脸，“看着我的眼睛，然后对我说：你，王沥川，不爱我。”
他低头沉默，片刻间，又抬起头，看着我的眼，一个字一个字地对我说：“是的，小秋。我不再爱你了。我希望你我之间的一切，在新年到来之前完全结束。我希望你彻底地忘记我，对我不寄任何希望，再也不要给我发邮件。你……能做到这一点吗？”
我的心在一点一点地缩小，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个硬核。
我说：“我能做到。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什么条件？”
“我可以结束一切。不过，你得留在北京，留在CGP。”
他看着我，研究我的表情。然后说：“留多久？”
“留到我说你可以走为止。”
他想了一下，轻轻地叹气：“也许你需要一个过渡期。在此期间，你能否保证我们只是普通同事的关系？”
“我保证。”
“那好，我答应你。”他说，“But you must move on.”
我没有回答他的话，只是冷冷地站起来说：“对不起，我需要去一下洗手间。”
我快步走进洗手间，关上门，坐在马桶上，眼泪哗哗地往下流。搞什么女权主义啊，我对自己说，对于沥川，我除了哭，就没有别的办法了。我在马桶上抽噎，神魂俱断、万念如灰、以为一个小时可以止住。等我终于哭完，摇摇晃晃地从马桶上站起来，已经过了五个小时。我用光了马桶旁边所有的卫生纸，等我来到洗手池跟前，看见镜子里面的我满脸是水、披头散发、双眼肿成了两个巨大的核桃。而我的眼泪，还没有止住，还在不停地往外流。我抱了一大卷草纸，不知怎地，悲从中来，呜呜咽咽又在门边哭了二十分钟，终于不再哭了。便用围巾包住脸，低头走出宾馆的大门。
有人走过来，帮我穿上了大衣。
我们默默地走到汽车旁边，他拉开车门，我迅速地坐了进去。
我翻滚的心绪在深夜冰凉的空气中渐渐平静。那人轻叹一声，俯身下来，替我系好安全带。
那一瞬间，我忽然说：“沥川，我要摸摸你的后脑勺。”
不管他同意不同意，我像考古学家那样，用手按住他的头，将他的头盖骨细细地摸了一遍。
他关上车门，坐到我身边，问：“为什么要摸我的头？”
“想知道你的脑袋是什么材料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