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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
更像一个巫师而不是儒生。
在他的时代，儒学被巫术化，巫术被政治化，
涂上了神学色彩的三纲五常
则成为中华帝国的核心价值观。
三纲五常
汉章帝建初四年（79），也就是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半个世纪后，中国人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由于它是在白虎观召开的，所以史称“白虎观会议”。
这时，正如君士坦丁之迁都拜占庭，汉帝国的首都也不再是长安，而是洛阳。经历了王莽之乱的王朝，则像西周变成东周一样，由西汉变成了东汉。
白虎观就在洛阳的帝宫之中。
洛阳是个好地方。在周人眼里，它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天下之中）。所以周公要在故都宗周之外，再建成周洛阳。现在，帝国定都于此，应能长治久安。
问题是，这一目标怎样才能实现？
要有思想。
的确，统一的帝国需要统一的思想。有此思想，才有共同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帝国也才能在广阔的地域范围内维持统治。为此，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
然而，正如罗马基督教内部争执不休，汉代的儒家也分裂为今文和古文两派。儒生们希望由皇帝出面圣断独裁形成定论，就像罗马教会要请君士坦丁出面召开尼西亚公会议，讨论基督和上帝的关系问题。
罗马和中国，是一样的江湖。
皇帝也都是江湖老大。
白虎观会议便因此而召开，会议的结论则无关我们的痛痒。有关系的是会议纪要《白虎通》明确了一个重要概念，叫三纲。这个概念后来跟董仲舒提出的五常合并在一起，成为中华帝国的思想统治根基：三纲五常。[1]
这才是一件大事。
要了解此事的重大意义，还得再看罗马。
罗马的灭亡让人不解。他们有当时最不坏的政体：共和；最不坏的制度：法治；最可贵的精神：宽容。有此三条，便足以巍然屹立，为什么会亡呢？为什么他们在感到危机的时候，要乞灵于基督教呢？
换句话说，罗马文明缺了什么？
核心价值观。
那么，宽容不是吗？
不是。价值是需要追求也可以追求的，宽容却与追求无关。你宽容，就宽容；不宽容，就不宽容。它其实是一种态度、精神、境界，但不是价值，也不靠追求。
自由呢？自由不是价值吗？
当然是。
可惜，罗马人虽然追求自由，也崇尚自由，却没有把它写在自己的旗帜上。他们的旗帜上是鹰，君士坦丁之后则是十字架。那可不是自由的象征。
法治与共和也不是价值，而是实现某种价值的方式和手段。问题是，罗马人似乎并未意识到这两种方式背后的价值，他们多半是以一种实用和功利主义的态度，把法治与共和当作纯粹技术性手段来看待的。
也就是说，罗马人有当时最不坏的制度，却没有支撑制度的核心价值观。这就只能成功于一时，不能成功于一世。等他们意识到这点时，可选择的只剩下基督教。
基督教当然也不错，因为有信仰。信仰的背后，则是核心价值观。也就是说，信仰也只是手段和载体，核心价值才是关键。它是如此的至关重要和不可或缺，以至于必须借用上帝或安拉的名义，以神谕的方式说出来。
这就是信仰的秘密。
或者说，信仰的目的，在终极之问和终极关怀。它的现实意义，则在承载核心价值观。这是世界上大多数民族都有信仰或类似信仰的原因。只不过，靠公权力树立起权威的早期基督教，并不完全符合罗马国情。
结果，罗马死了，基督教却在她身上成长起来。
那么，中华帝国呢？
中华帝国也是没有信仰的，却只有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没有长时间分裂和制度性崩溃，这又是为什么？
因为虽无信仰，却有理念。
这就是三纲五常。
三纲就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则是仁义礼智信，合起来叫纲常，也叫纲常伦理。而且，自从宋代的朱熹将三纲与五常联用，朝野贤愚便都耳熟能详并奉为圭臬，维系着王朝和社会的安定团结。
其实，纲与常是两回事。
什么是纲？纲就是提网的总绳。总绳一提，网眼就张开了，这就叫“纲举目张”。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既然是三纲，那么五常就是目，也叫德目。
也就是说，三纲是抓总的，五常是管用的。
管用很重要。一种理念如不管用，那就无法推行。五常却放之四海皆可用。比如仁，在君臣就是君仁臣忠，在父子就是父慈子孝，在夫妻就是夫和妻柔，在兄弟就是兄友弟恭，在朋友就是与人为善，统统管用。
义、礼、智、信，也一样。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五种最重要的人际关系，儒家称为五伦。五常既然能够普遍地适用于五伦，当然是伦常。
伦常这个概念，也很有意思。
什么是伦？伦就是秩序和类别。所以，人伦，就是人类社会的秩序和类别；伦理，就是区分类别并规范秩序的规定；伦常，则是伦理道德可执行可操作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显然，这里面有三个条件。第一，必须是简易而朴素的，否则不可操作；第二，必须是恒定不变的，否则无所适从；第三，必须是正确或被说成是正确的，否则没有资格充当伦理道德的规范者。
五常恰恰就符合这三个条件。
我们知道，常，有永久的意思（恒常），也有普通的意思（寻常）。永久就正确而恒定，寻常就简易而朴素，当然管用，也当然可以称之为伦常。
那么，五常又为什么具有这些品质？
儒家说，因为它们源于人性。
实际上，董仲舒的五常来自孟子的四端。端，就是道德观念的发源地。孟子认为，它就在人心之中。因为仁就是恻隐之心，义就是羞恶之心，礼就是恭敬之心，智就是是非之心。这可是“人皆有之”的，因此是共同人性。由此推演出来的仁义礼智，就是共同价值。[2]
仁义礼智，是价值吗？
是，因为可以追求也值得追求。追求仁就叫成仁，追求义就叫取义。而且，由于它们是最高价值，还值得为之献出生命。比方说，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那么三纲呢？也来自共同人性吗？
对不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可没有半点儿人性依据。然而对于帝国，三纲却比五常更重要。只有确立了三纲，帝国的统治才会坚如磐石。
这个使命落到了董仲舒的身上，因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就是他提出来的。如果不能给出满意的答案，则奈皇上何，奈儒家何，奈天下苍生何！
董仲舒该怎么办？
天人合一
人性中找不到的，就只能去向天要。
董仲舒是在汉武帝即位的第二年，向年轻的天子呈交答案的。不过君臣二人似乎是书信来往。汉武帝下诏询问治国之道，董仲舒则上书提出对策。汉武帝三问，董仲舒三答，开篇就说天人关系，史称“天人三策”。[3]
五常，就在这里提了出来。
三纲的概念，则见于《春秋繁露》一书。这是董仲舒的代表作。据说，为了撰写这部巨著，他在书房的窗户上挂了帷幕，三年都不往园子里看上一眼。
那么，董仲舒又如何证明三纲五常？
天人合一。
这倒是耳熟能详的说法，却实在需要解释。
汉语中的天，英语或者翻译为Heaven（上苍），或者翻译为Nature（自然）。实际上在董仲舒这里，两种意思都有，因此应该是Nature加Heaven。
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它有三大特征。
首先，天是终极创造者和最高主宰者。它创造了世间一切事物，也决定着人的命运。比方说，谁当天子，谁坐天下，要不要改朝换代，等等。授予治权就叫天命，更换王朝则叫革命。所有的王朝，都不过奉天承运而已。[4]
诞育万物并当家做主的，是天。
但，天又不是上帝或安拉那样无形的神。它甚至就是自然界，是由物质、能量和信息按照一定规律和规则结构而成的。物质有金木水火土，规律则是阴阳五行，因此天不是信仰的对象，反倒可以研究和琢磨。
什么是阴阳五行？
阴阳主要是《周易》的概念。按照这种观点，世界或宇宙的构成、运动和变化，总规律就是阴阳的关系。任何事物和事件都有阴阳两面，它们相反相成，对立统一，孤阴不生，独阳不长，而且阴会变成阳，阳会变成阴。
显然，这是哲学，不是信仰，就像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数与数的和谐”。
五行也一样。它首先是五种物质或自然现象，同时又是两种关系，即相生相克。相生就是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克则是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这岂非规律？[5]
有物质，有规律，可认识，岂非自然界？
然而这个自然界却有意志，有感情。春就是喜，夏就是乐，秋就是怒，冬就是哀。天命和革命，则体现了天的意志。天甚至还有道德，比如天道行健或厚德载物。[6]
既是自然界，又是有情人，还是主宰者，这就是天的三大特征。而且，这也是当时中国人的共识。
这样一种存在，不要说西方人，就连现代中国人恐怕也很难理解。明明就是创世主，却又不是创世神；明明就是自然界，却又有喜怒哀乐，你说是什么？
也只能叫老天爷。
是的，一个好心肠又爱发脾气的老爷子，却绝非玉皇大帝或观音菩萨那样的人格神。他可能跟上帝或安拉一样也是无形的，却又有着坚强的意志和丰富的感情。
这样的天，其实就是人。
唯其如此，董仲舒才说“天人一也”。[7]
在董仲舒看来，天与人是同构的。比方说，天有三百六十六日，人有三百六十六小节；天有十二月，人有十二大节；天有五行，人有五脏；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明暗昼夜，人有睁眼闭眼；天有春夏秋冬，人有喜怒哀乐；天有阴阳刚柔，人有君臣男女——岂非同构？[8]
同构则感应。所以，社会和谐，则风调雨顺；民怨沸腾，则天崩地裂。因为天与人不但同构，而且相通。生命相通，道德相通，情感也相通。
天人同构，天人感应，天人相通，这就是正宗原装完整版的“天人合一”。
问题是，这套说辞有什么意义呢？
以天道说人道。
话，首先是说给统治者听的。董仲舒对汉武帝说，臣读《春秋》，最感到惊心动魄的，就是如果君王无道，上天便会先用灾害来谴责，再用怪异来警示。倘若冥顽不化、屡教不改，那就要发动革命来进行惩罚了。[9]
汉武帝读到这里，恐怕着实吓了一跳。
好在董仲舒又说，如果君王有道，则会出现祥瑞（凤凰或麒麟之类），证明当今圣上是尧舜之君。
汉武帝这才松了一口气。
董仲舒这样说，很可能有一种良苦用心，那就是借用皇天限制皇权。是啊，天子的治权既然来自天命，就不能弄得天怒人怨，知识分子也就有了发言的权利和理由。
这是备受后世赞扬的一点。
可惜董仲舒没有想到，他用来对付皇帝的，皇帝也可以用来对付臣民。比方说，要除掉某个并无过错又看不顺眼的大臣，便可以使用“天厌之”的名义。
中国的皇帝，可不是狄奥多西。
更何况，要让皇帝服从天意，就得承认他是天子，并以皇天上帝的名义赋予他崇高地位和绝对权力。
三纲之说应运而生。
需要说明的是，把三纲理解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是白虎观会议以后的事，董仲舒说的只是三种关系。只不过这三种关系最为重要，所以是纲。
那么，为什么是三纲，不是四纲或五纲？
因为要以自然说社会。汉儒认为，世界上最重要的无非天、地、人，叫三才。三才对应的当然是三纲。换句话说，君臣就是天道，父子就是地道，夫妻就是人道。
这就叫“天人合一”。
天道有三才，人道就有三纲；天道有五行，人道就有五常。五常是个人品德，三纲是社会伦理。后者高于前者，因此纲为三，常为五，就像三皇五帝，三王五霸。[10]
呵呵，中国人的说法，总是三五成群的。
剩下的工作是解释。
解释三纲的是阴阳：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是主宰和支配阴的，阴离开阳则不能存在。所以，臣服从君，子服从父，妻服从夫。这就是“王道之三纲”，而且“可求于天”。[11]
五常则利用五行来解释：仁为东方之木，义为西方之金，礼为南方之火，智为北方之水，信为居中之土。只不过，这个解释是《白虎通》的，不是董仲舒的。[12]
这样一来，三纲五常就变成了一种“天启道德”。由于来自天启，也就具有了类似于天启宗教的性质。儒学有如神学，儒生有如神父，孔子有如教主。儒家思想和礼乐教化被称为“儒教”，并非全无道理。[13]
看来，汉武帝时代的两位大儒都不再纯粹。公孙弘当然是官场老油条，董仲舒则更像一个巫师和道士。而且正是他开创的今文经学派，还把儒术变成了巫术。
那可又是一台好戏。
政治化巫术
公元56年，也就是罗马的尼禄皇帝上台后两年，东汉开国之君光武帝刘秀做了一系列的事情：封禅泰山，修建明堂、灵台、辟雍，宣布图谶（读如衬）于天下。
第二年，光武帝驾崩，享年六十二岁。
也就是说，这是他最后的动作。
明堂是宣明政教之处，灵台是夜观天象之台，辟雍则是天子的学宫。起明堂，筑灵台，建辟雍，自然是为了从武功转向文治，与天下臣民共享太平。
那么，图谶又是什么东西？
谶，就是谜语式的预言，且由来已久。据说秦代就有“亡秦者胡”的谶语，结果秦始皇花大力气对付匈奴，却没想到亡秦之胡不是胡人，而是胡亥。
这就真不知道是靠得住，还是靠不住了。
不过民间是相信的，就像相信耶稣死了又复活。我们民族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还多灾多难。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群众，安全没有保障，精神失去寄托，灵魂无处安顿，就只有相信谶语、八字和风水。
后来统治者也信了，带头的是王莽。
王莽为什么相信？因为他就是靠这玩意当上真皇帝的。当然，把王莽扶上帝位的，除了谶语还有符瑞（吉祥物），比如那块白石头（请参看本书第三章）。
何况这并非没有理论依据。《礼记·中庸》就说：“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儒家经典都承认的，王莽当然可以相信。
实际上孔子虽然不谈神怪，儒家却相信世界上有天赐神物。他们说，伏羲的时代，有龙马从黄河出现，背上有绿图，叫河图；又有神龟从洛水出现，背上有丹书，叫洛书。这就是所谓“河出图，洛出书”。[14]
其实这事孔子也相信。在他去世前两年，有一只麒麟被猎获打死。孔子就说：河不出图，洛不出书，我可是没什么希望了，我的主张也走到头了！[15]
这就是图谶的来历。
图谶，就是河图、洛书加谶语。
此外还有纬。
纬，就是纬书。所谓纬书，是相对经书而言的。独尊儒术以后，儒家著作被奉为经典，叫经。其他各派诸子百家的，则叫子。另外，史学著作叫史，文学著作叫集，合起来就叫经史子集。
经，原本是纺织品上的纵线，横线则叫纬。所以，从理论上讲，有经就该有纬。《诗》、《书》、《礼》、《易》、《春秋》都被定为经了，纬在哪里呢？
也只能伪造一批。
于是汉儒谎称，孔子当年曾配合六经，秘密地撰写了一些纬书传给后世，现在可以拿出来与大家共享，就像出土文物。这些纬书都有稀奇古怪的名字，比如《乾凿度》、《考灵曜》、《含神雾》、《感精符》，一看就是装神弄鬼。[16]
这样的“伪书”当中，自然少不了谶语，否则也没有伪造的必要。这就叫谶纬。
王莽喜欢的，就是谶纬。
刘秀喜欢的，则是图谶。[17]
这同样毫不奇怪，因为刘秀也是靠这个当皇帝的。当年他起兵时，就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氏该复起。称帝前又有人拿来图谶，说是刘秀奉天承运。刘秀扭扭捏捏一阵子后，就“顺应天意”成为东汉光武皇帝。
显然，这是一种政治化的巫术。
因此，光武帝刘秀把图谶向天下公开，首先是为了巩固政权，强调皇位和帝统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同时也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但，大汉王朝不是已经有了儒家思想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吗？为什么还要另起炉灶，请出来一个不伦不类的政治化巫术图谶呢？
也许，君士坦丁的选择可供参考。此人扶植并皈依基督教，恐怕就因为发现原来的多神教已经无法保佑他和他的帝国，这才既抛弃了罗马城，也抛弃了罗马神。
同样，儒家思想也让光武帝不能满意，尽管它其实经过了董仲舒的改造，变得更对帝国的胃口。但，前面说过，董仲舒是留了一手的。他希望天意的解释权能够由儒生来掌握，从而在帝王的法统之外再开一个道统。
光武帝当然不能同意，他可不想成为另一个狄奥多西。尽管他并不知道罗马的故事，但帝王的本能告诉他，皇天上帝的授权不能假手他人，必须自己直接获取。
图谶，就能起到这个作用。
这就又要拜谢董仲舒了。他开创的今文经学，原本就有巫术的意味，他自己也是推论灾异的高手，《春秋繁露》里面还有登坛祈祷、求雨止雨的方法。王莽时代的那些纬书也是今文经学派炮制的，光武帝只需顺水推舟。
为此，他不遗余力。
现在已经无法确知，光武帝对图谶是真信或者仅仅只是利用。但可以肯定，他明白这玩意其实并不地道。因此他对外界的反应，就差不多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有一天，光武帝跟一位大臣讨论祭祀的事情。光武帝说，朕打算用图谶来做决策判断，你看如何？
大臣答：臣不为谶。
光武帝勃然变色：爱卿不为谶，是反对它吗？
大臣吓出一身冷汗，马上解释说：臣才疏学浅，有些东西没有学过，哪里敢反对？
光武帝这才恢复常态。[18]
然而那些正派的儒生依旧不以为然。比如尹敏，曾被光武帝派去校订图谶。尹敏却抗命说：谶书并非圣人撰写，粗俗不堪，恐怕误人子弟。光武帝不听他的。于是尹敏做校订时，便在空白处加了六个字：君无口，为汉辅。
君无口，就是尹。这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光武帝看了奇怪，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尹敏说：臣见其他人这样胡编乱造都得了好处，也想侥幸得到富贵，万一成了呢？[19]
这其实就是撕破脸皮揭穿把戏了，但刘秀却没有治他的罪，只是不再重用而已。也许，光武帝也明白，图谶不过自欺欺人。硬要当真，他自己也未必做得到。[20]
图谶治国的方针却一如既往地被强制推行。光武帝并没想到：巫术政治化的同时，政治也会巫术化；而巫术化的政治是既不能治国也不能救命的。
事实上，正如董仲舒企图用来制约皇权的天意，反被皇帝用来对付臣民，刘秀试图借以巩固政权的图谶，也被造反起义的农民用来推翻王朝。黄巾军就是这样。他们的口号有八个字：苍天已死，黄天当立。
这也是典型的谶语模式。
以后，曹丕、刘备、孙权，都用图谶来做文章，证明自己称王称帝的合法性。结果，正如基督教不是罗马帝国的救世主，图谶也没能拯救大汉王朝。
那么，东汉为什么会亡？
东汉之亡，又留下了哪些教训和遗憾？
东汉之亡
东汉是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的。
伤，有内伤，有外伤。外伤就是农民起义，内伤则是统治阶级内部旷日持久、错综复杂的斗争。
那就先看内伤。
与刘邦以一介平民开创帝业不同，刘秀是豪门巨族出身，依靠的是以南阳大族为骨干的豪强集团。后来他分封功臣，提倡儒术，原因也在这里：一起打江山的豪强必须得到酬谢，主张家天下的儒学则能巩固其统治。
这就与西汉有所不同。
西汉实行的是户籍管理制度。所有臣民都要按户登记在册，叫编户；编入户籍的臣民一律平等，叫齐民。这是有利于帝国统治的，因为可以保证皇帝的高高在上。
然而到西汉末年，齐民已经不齐，帝国之臣开始两极分化。大部分人或贫或贱，成为寒门或庶族；极少数人或富或贵，成为豪门或望族，社会结构发生大变化。
换句话说，西汉前期的臣民，就像马克思所说是装在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个头都差不多，皇帝当然也不难君临天下。现在某些马铃薯却变成了巨无霸，夹在了皇帝与小民当中，又该如之何呢？
那就只能看皇帝的能耐了。
可惜东汉的国运不佳。头三个皇帝还不错，既有执政能力，寿命也算长，光武帝享年六十二岁，汉明帝四十八岁，汉章帝三十三岁。这就已经一代不如一代，没想到后面的皇帝更惨，继位时年纪小，活的时间也不长。
和帝十岁，享年二十七岁。
殇帝百日，享年二岁。
安帝十三岁，享年三十二岁。
顺帝十一岁，享年三十岁。
冲帝二岁，享年三岁。
质帝八岁，享年九岁。
桓帝十五岁，享年三十六岁。
灵帝十二岁，享年三十四岁。
章帝以后八个皇帝，包括没算进去的少帝刘辩（十七岁）和献帝刘协（九岁），继位时没有一个是成年人。活得最长的桓帝和灵帝，又是著名的昏君。
那么，谁来治国？
外戚和宦官。
这是东汉的两大势力集团，他们之间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原因很简单，皇帝年幼，只能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皇帝长大要夺回权力，又只能依靠宦官。结果是外戚和宦官你方唱罢我登场，一直闹到亡国。
斗争残酷而血腥。第一次火并在和帝时期，第二次在安帝死后，两次都是外戚失败，他们的兄弟和同党则不是自杀，就是伏诛。这还算是客气的。到桓帝联合宦官消灭外戚梁冀时，可就是满门抄斩，血流成河了。
停战时也好不到哪里去。朝政被他们轮流把持，仕途则被他们坐地分赃。大体上中央官是外戚党羽，地方官是宦官党徒。东汉的政治，被他们搞得乌烟瘴气。
更严重的是还要谋杀皇帝。
被谋杀的是质帝。质帝死时虽然只有九岁，却看出梁冀的不臣之心。有一天上朝时，质帝看着梁冀说：这是个跋扈将军。于是，梁冀当天就给质帝送去了毒饼。
质帝紧急召太尉李固进宫。
李固问：陛下怎么得的病？
质帝说：吃了饼，肚子疼，喝口水还能活。
旁边的梁冀却冷冰冰地说：会吐的，不能喝。
话音刚落，质帝驾崩。
李固伏尸大哭。
于是，梁冀便把李固也杀了。[21]
这就实在让人看不下去。君为臣纲可是帝国的根本所在，岂能动摇？天下人的天下，又岂能由他们瓜分？
另一个势力集团拍案而起。
这个集团就是士人。
士人集团也就是官僚集团，因为两汉的官僚队伍主要由士人组成。士人就是读书人。他们以读书为生涯，兼事农业，世代如此，正所谓“耕读为本，诗书传家”。
读书没有经济效益，出路是做官。一个家族如果有人因为读书而做官，读书就会成为风气，做官的人则会越来越多。如果世代屡出高官，那就成为名门望族。再加上门生故吏亲朋好友，则会形成不小的势力。
当然，这也是利益集团。
不过，虽然都要讲利益，三大集团却并不一样。外戚和宦官只有利益，士人却还有理念、气节、操守、追求和情怀。这是他们读书读来的，也是光武帝倡导的。
光武帝即位后，一方面四处宣扬图谶，另一方面则大力表彰气节。作为高明的政治家，他很清楚图谶之类只能愚弄匹夫匹妇，气节操守才能撑起国家栋梁。因此他做了一件很聪明的事：不肯出来做官的，尊重其个人选择。[22]
此举影响深远。因为对于读书人，最挡不住的诱惑就是做官。如果归隐山林能够得到皇上的肯定，那么，进入官场的士人也应该能够洁身自好。
这可真是纲举目张。
因此东汉的士风清朗一时。士人以道德相标榜，以天下为己任，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面对朝政的混乱，一大批德高望重的知识分子以京都洛阳为阵地，以三万太学生为后援，口诛笔伐，评头论足，掀起了舆论的狂潮。
唇枪舌剑所指，就是宦官集团。
依靠宦官铲除异己的汉桓帝震怒。公元166年，也就是罗马使团访华那年，桓帝指名道姓以“党人”罪名逮捕二百多人，判处终身禁锢，史称“党锢之祸”。
让桓帝没有想到的是，党锢之祸给受害者带来的却是崇高的荣誉。太学生和知识界开始给他们做排行榜，名誉最高的叫三君（意见领袖），其余则有八俊（俊杰）、八顾（楷模）、八及（导师）、八厨（慈善家）。
这些人统称名士，也叫清流。
清浊不两立，冲突还会再起。
公元169年，汉灵帝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这一次的打击面更大：被杀一百多人，禁锢六七百人，太学生被捕一千多人。帝国的知识精英，几乎被一网打尽。
人品的高下，人心的向背，却也在这时显现出来。
李膺是八俊之首，通缉令下达时正好隐居乡下。乡人劝他逃亡，他却选择自投罗网。李膺说，遇事不避难，获罪不避刑，才是气节。结果，李膺死于狱中。
吴导是朝廷派出去逮捕范滂的，到了县里却抱着诏书号啕大哭，县令郭揖也解下印绶准备跟范滂逃亡。范滂却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慷慨赴死，时年三十三岁。[23]
什么叫精英？这就是。
知识精英是国家和民族的宝贵财产，如果遭到如此大面积的打击，王朝离覆灭也就为期不远。可惜桓帝和灵帝都意识不到这点，只有死到临头才可能被吓醒。
果然，十五年后，汉灵帝大赦党人。
因为黄巾军打过来了。
道教启示录
黄巾军是在公元184年起义的。
不清楚汉灵帝的情报系统事先是否得到了消息，然而起义者却已把舆论造足。当时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24]
这是暗号，也是谶语。
岁在甲子约定的是起义时间，事实上这一年也刚好是甲子年。但这里面未尝没有神秘意味，因为甲子为六十年一个轮回之首。岁在甲子，有开始新纪元之意。
这当然是巧合，但足以让人兴奋。
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则略嫌费解。因为按照五行相生相克的说法，土德的黄天应该在火德的赤天之后，苍天却是木德，也不代表汉，汉是火德。
也许，这句话的意思是：木（苍天）已被火（汉王朝）烧成灰烬，现在轮到土，土是黄天。[25]
难怪他们要戴黄头巾。
光武帝用来夺取江山的手段，被黄巾军用来推翻他的王朝，这真是情何以堪。不过黄巾军倒不是存心要让光武帝的在天之灵难受，因为他们原本就是道教徒。
道教的起源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情，但不会早于汉顺帝时期。据说当时有个名叫宫崇的人，献出了一本叫《太平青领书》的神书，而这本书又是他老师于吉得到的。有关部门认为该书妖妄荒唐，便藏在宫中，并未公开。
后来不知为什么，张鲁手上也有了这部书。[26]
张鲁可就跟道教有关了。他的祖父叫张陵，也就是道教讲的张天师。张陵创造的教派叫天师道。由于入教或看病要交五斗米，所以也叫五斗米道。
另一个教派则叫太平道，创始人就是黄巾起义的领导者张角。黄巾军失败以后，太平道融入了天师道；而天师道则因为张鲁投降曹操，慢慢发展起来。[27]
天师道和太平道的故事，大约基本属实。于吉得到了神书，则只能姑妄听之。但这段记载还是道破了天机：该书主要讲阴阳五行，也有很多巫觋（读如习）杂语。
巫就是女巫，觋就是男巫。
也就是说，道教出自巫术。
这并不奇怪，印度的婆罗门教就是从巫术演变而来的（有关巫术的观点均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但道教在东汉后期产生，却发人深省。
是啊，为什么偏偏在这个时候？
直接原因是佛教已经传入中国，时间是在汉顺帝之前的汉明帝时期，佛寺则首先在洛阳建立。尽管这时中国人对佛教的理解还很肤浅，甚至也把它看作一种方术，但这种闻所未闻的精神文明还是让我们耳目一新。
中华民族是善于学习的。宗教既然是好东西，那我们就自己创造一个，哪怕借鸡下蛋。
这时，犹太教和基督教还没有传进来，伊斯兰教则尚未诞生，我们并不知道一神教为何物。但我们从佛教那里得知，宗教需要教义和教主，需要组织和仪式，更需要理论基础、修持方式、崇拜对象和最高智慧。
那么，我们有吗？
有。阴阳五行就是理论基础，练功和服丹就是修持方式，各类神明就是崇拜对象，老子的道就是最高智慧。只要把老子奉为教主，术士称为道士，就成功了。
道教当然并非如此简单，它的诞生和发展也有一个漫长的过程。但这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更关心的是，道教在中国必然要产生吗？如果说它的横空出世乃应运而生，那么道教的“运”又是什么？
巫术的合法化和正规化。
我们知道，巫术是一种原始文化，因此在进入文明时代以后就要变身。比方说，在希腊变成科学，在印度变成宗教，在中国变成礼乐，在全世界变成艺术。
变成礼乐以后，巫术就不再是巫术。正宗的儒家是不讲巫术的，也不喜欢怪力乱神。唯其如此，图谶，包括后来的佛教，便一直遭到正统儒家的抵制。儒家讲的是王道，而王道不需要装神弄鬼，也与方术无涉。
可惜，巫术在中国有着深厚的基础，也有适合其生长的气候和土壤，尤其在民间。因此，它只会被底层化和边缘化，不可能彻底消亡。
更何况，巫术还有它的合理性。
事实上，正如欧洲的中世纪并非一团漆黑，包括方术和谶纬在内的巫术也并非一无是处。汉代纬书中，就不乏天文学、地理学、数学和哲学的知识。与巫术息息相关的中医学，更不乏人体学和医药学的内容。[28]
其实两汉的科学技术非常发达。张衡的候风仪和地动仪，扬雄的《太玄经》（数学），张仲景的《伤寒论》（医药学），王充《论衡》中的某些部分，都是重要的科研成果。
就连被斥为妖妄荒唐的纬书，也发现了日蚀的科学原理（日光沉淹，皆月所掩），以及为什么地球在运动人却以为地不动。他们的说法是：这就像在大船上闭窗而坐，是不可能感觉船在行走的。[29]
这并不奇怪。汉，毕竟是大帝国和大文明，有一种开阔的胸襟、豪雄的气势和远大的目光，可以纵横万里，包揽天地。汉人也信心满满，自认为有资格有能力勘破宇宙的秘密，对之前的文明做出总结性的发言。
天人合一，阴阳五行，就是这种远大目标的产物。换句话说，汉人是要彻底弄清楚自然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并为之构建一个科学模式或数学模型。
可惜，中华文明的科学基础实在薄弱，能借助的力量只有巫术。这就不能再让巫术底层化和边缘化。但，巫术如果不能变成科学，就只能变成别的。那么，它在汉代又怎样实现自己的合法化和正规化呢？
上层将巫术政治化，下层将巫术宗教化。
政治化的巫术就是图谶，就是纬书。也就是说，巫术政治化的前提，是儒学的巫术化。儒学巫术化了，巫术才能儒学化，也才能合法化和正规化。但，两汉儒学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两汉巫术也必然政治化。
结果是什么呢？
政治巫术化，比如王莽，比如刘秀。
与此同时，巫术也在宗教化，宗教化的巫术就是道教。道教的宗教外衣是从佛教那里借来的。结果又是什么呢？是佛教的道教化。后世一般信众心目中的佛教，其实是被巫术化和道教化了的，只有禅宗是个例外。
显然，政治巫术化，佛教道教化，都因为巫术没能科学化。这才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然而历史没给我们留下思考讨论的时间。董卓，一个野蛮、强悍而又狡猾的西北军阀，像公牛闯进瓷器店一样闯进了洛阳。所有的坛坛罐罐都被打碎了，接下来是三百多年的分裂和混乱。一直要到隋唐以后，我们民族才能静下心来，重新建立起自己的理念和价值观。
但这绝不意味着三国、魏晋和南北朝是一塌糊涂和没有意义的。恰恰相反，正是由于这三个半世纪的积累和准备，中华民族才发展壮大起来，中华文明也才再次成为影响深远的世界性文明。
那就让我们一一道来。
本卷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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