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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点将台就 是盘踞这里的几任军阀都想要夺走的点将台，也就是日本人让你转交的合同上逼着我要我卖的点将台。”
明月看着显瑒，无比 震惊。
“我有消息 ，圆形广场上其它的地块，他们早已购得，西南侧的位置上修建了长形的建筑群，若我这块地也卖给他们，形成的正是‘亢龙入海’之势，占尽天时地利啊……他们之前找过我的，三次，送了三个礼物，一个比一个厉害，现在拿住了南一，又让你来了，你看明月，什么叫处心积虑啊？”他轻轻笑了。
明月觉得脚下发软，一只手支在桌子上，指甲用力扣着紫檀木的桌面，指头尖儿白得透明。显瑒看了这只手很久，终于轻轻地把它握住，拿起来，卷在自己的手心里，把它慢慢慢慢地给捂热乎了，他抬头看着她：“但是，我得说，他们做的比我想象的，还，还，”他在找一个合适的词，“还没有那么卑鄙。”
“……你想象的是怎么样的？”
“我以为那个建筑师会直接拿着你来威胁我。如果那样，那么他对你做的，那些你感恩戴德的事情都是演戏了。如果那样，明月你就是第一个可悲可怜的人，你被骗得彻头彻尾。而我是第二个可怜的人，是我眼睁睁地看着你出去了，落在圈套里。好在没有。”
明月蹲在他脚边，将他的手反握住，贴在自己怀里：“王爷，要是我，您签合同吗？您救我吗？”
他看着她脸，安静地点了点头。
明月眨眨眼睛，登时泪如雨下。
他捧着她的脸，用拇指擦她的泪：“当然要救……我这心里面没有第二个人啊。”
“……那南一呢？”
“南一……若你是我，你怎么办？”
明月看着他的脸：“我等王爷给我一句话，您若搭救南一，那是她的造化。您若不救，也是情势所迫，别无选择！ ”
他看着她哈哈大笑，抽回手，站起来，在房间里面来回走了几步，回头用食指点了点她：“明月，你上次跟我说得对啊，你没那么窝囊，你狡猾着呢。你还用问我吗？你早就做了选择了。你一定要救南一的，否则你怎么会来找我呢？”
明月扑通一声双膝跪下，用膝盖行走找到显瑒，抓住他袍子，抬头恳求，声泪俱下，嘴唇和手指都在颤抖：“我的命是命，南一的命也是，王爷能救我，不愿意救南一吗？”
他抓住她肩膀，立即把她扶起来，看着她眼睛，下定决心：“救！为什么不救？！我记得小皇帝在天津跟我说的一句话，这话听着荒唐，可我印象深刻，总会想起来，他说，一个江山比起来一个人的快乐，究竟孰轻孰重？我每每衡量，我守着这个点将台，诸多委屈和不易，却不能解脱，因我一人的快乐，哪怕性命与之相比，另一端太重，我怎么都不划算！如今加上南一的一条小命儿，这秤就平了！”
明月止住了哭，抓着显瑒的手肘，惊喜交加，几乎难以相信：“王爷说真的？不是逗我？”
显瑒双手捧着她的头，拉近自己，爱之情切，咬牙切齿：“逗你做什么？你为了朋友能做到这般，我没看错你，你是好姑娘！”
“您真的愿意出卖点将台？”
“国破山河在，山河不在还有人。一块风水宝地，一个紫气泉眼，要是连一个孩子的命都救不回来，还留着它有什么用？！事不宜迟，文书我留下，你去跟日本人回话：说我答应了。三日后鹿岛酒家见面。”
明月转过头去，连绵不绝下了几日的秋雨竟停了，云缝里露出一线天来。
我们在说一个关于秤杆两端孰轻孰重的话题。
上面说的1926年秋天发生的事情。
十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史学家们对于大战开始时间的标注至今仍有争议。更广泛的观点认为二战以1939年九月德国闪电袭击波兰为起 点。也有人认为战争起始于1937年七月七日的卢沟桥事变，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
二战持续数年，从欧洲到亚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战争中军民共伤亡9000余万人。无数人因为领袖的一句恢复帝国光荣的呼号慷慨牺牲，又有无数的人在总统首相元帅或将军的号召下拼死抵抗。雄伟光辉的理由让他们的死亡重如泰山。
只是有一个苏联年轻人的死并不是为了这些事情。
他被德军逮捕，投入集中营，与若干严肃整洁的英国军官同营。这个苏联人历来的生活习惯懒散无比，尤其如厕后不愿意冲水，英国军官们为此指责并刁难他。苏联年轻人像德军营房长官投诉，德国人认为自己插手战俘的厕所事务实在是有损颜面，便放任不管。苏联年轻人认为自己受到英国人与德国人的双重侮辱，仰天叫骂数声之后，投身在通电的铁丝网上，自杀而死。
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是世界上最有权力的人：约瑟夫斯大林。
1984年，这个故事被一个捷克作家用法语写在他一本书的第一章。他的这本书有一个探讨生命轻重的命题。捷克作家认为在整个二战之中，年轻的斯大林之子的死才是最为重要最为隆重的死亡。因为他是真正为了自己的荣誉和生命而死。
在这里讲故事的人又想起小时候听到的一个少年英雄的事迹。男孩从小聪明上进，品学兼优，相貌清秀可爱，他十四岁的时为扑灭山火而牺牲。少年英雄的遗体被发现的时候，双脚迈开弓步，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一棵小树，仍保持着向上攀登的姿态。
男孩为保护林木，村庄与卫星设施牺牲，是他自己的选择，他是个勇敢的好男儿。对于少年英雄本身，我像所有人一样心怀敬仰并无丝毫争议。
可关于学习少年英雄，勇于献身保护国家财产的教育持续了数年。每周的升旗仪式上，我胸前带着红领巾，跟同伴们一起聆听事迹，接受教育，随同众人表示自己誓死愿为的时候，却最常在心里问一个问题：我或我同学的小命儿与3500亩林地，究竟哪个更重？
少年的事迹最近数年不再被人更多地提起了，偶尔歌颂的时候也是更强调了他自己的勇气和决绝的选择，号召向这位少年英雄学习的论调听得也渐渐少了。显然衡量生命轻重的标准有了潜移默化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