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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里德警告过我。他警告过，可是，到头来，他不过是白费唇舌。
我们沿着弹坑密布的道路，从贾拉拉巴特，一路蜿蜒驶向喀布尔。我上一次踏上这条征途，是在盖着帆布的卡车中，往相反的方向而去。爸爸差点被那个嗑了毒品的、唱着歌曲的俄国兵射杀——那晚爸爸真让我抓狂，我吓坏了，而最终为他感到骄傲。喀布尔到贾拉拉巴特的车程非常崎岖，道路在山岩之间逶迤颠簸，足以震得人们的骨头咔咔响。如今沿途景象荒凉，正是两次战争遗下的残迹。二十年前，我目睹了第一场战争的一部分。路边散落的东西无情地提醒着它的存在：焚毁的旧俄军坦克残骸、锈蚀的倾覆的军车，还有一辆陷在山脚被撞得粉碎的俄军吉普。至于第二次战争，我曾在电视上见过，现在正透过法里德的眼睛审视着它。
法里德驾轻就熟地避开那条破路上的坑洞。他显然是个性情中人。自从我们在瓦希德家借宿之后，他的话多起来了。他让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说话的时候看着我。他甚至还微笑了一两次。他用那只残废的手熟练地把着方向盘，指着路边座座泥屋组成的村落，说多年以前，他就认得那里的村民，他们中多数不是死了，就是聚集在巴基斯坦的难民营。“而有时候死掉的那些更幸运一些。”他说。
他指着一座遭受祝融之灾的小村落，现在它只是一些黑色的墙壁，没有屋顶。我看见有条狗睡在那些墙壁之下。“我在这里有过一个朋友，”法里德说，“他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很棒，手鼓也弹得不错。塔利班杀了他全家，放火烧掉这座村子。”
我们驶过焚毁的村子，那条狗一动不动。
曾几何时，贾拉拉巴特到喀布尔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也许多一些。法里德和我开了四个小时才抵达喀布尔。而当我们到达……我们刚驶过玛希帕水库的时候，法里德便警告我。
“喀布尔不是你记忆中那样了。”他说。
“我听说过。”
法里德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说听见和看到不是一回事。他是对的。因为当我们最终驶进喀布尔，我敢肯定，绝对肯定，他一定开错路了。法里德肯定见到我目瞪口呆的表情，也许在累次载人进出喀布尔之后，他对这种久违了喀布尔的人脸上出现的神情早已习以为常。
他拍拍我的肩头，“欢迎你回来。”他忧郁地说。
废墟和乞丐，触目皆是这种景象。我记得从前也有乞丐——爸爸身上总是额外带着一把阿富汗尼硬币，分发给他们；我从不曾见过他拒绝乞讨的人。可是如今，街头巷尾都能见到他们，身披破麻布，伸出脏兮兮的手，乞讨一个铜板。而如今乞食的多数是儿童，瘦小，脸色冷漠，有些不超过五六岁。妇女裹着长袍，坐在繁忙街道的水沟边，膝盖上是她们的儿子，一遍遍念着：“行行好，行行好！”还有别的，某种我一开始没有注意到的事情：几乎见不到有任何成年男子在他们身边——战争把父亲变成阿富汗的稀缺物品。
我们开在一条朝西通往卡德察区的街道上，我记得在1970年代，这可是主要的商业街：雅德梅湾。干涸的喀布尔河就在我们北边。那边的山麓之上，耸立着残破的旧城墙。它东边紧邻的巴拉·希萨堡垒——1992年军阀多斯敦[1]Abdul Rashid Dostum（1954～），北方联盟领导人之一。[1]一度占领这座古代城堡——坐落在雪达瓦扎山脉上。1992年到1996年间，人民圣战者组织的火箭如雨点般从那座山脉射出来，落进喀布尔城里，造成如今摆在我眼前的浩劫。雪达瓦扎山脉朝西逶迤而去。我记得，“午炮”也是从这些山峦中发出来的，它每天响起，宣告中午来临；在斋月期间，它也是一声信号，意味着白天的禁食可以结束了。那些天，整座城市都能听见午炮的轰鸣。
“我小时候常常路过这儿，前往雅德梅湾。”我喃喃说，“过去这儿商店宾馆林立，遍地食肆和霓虹灯。我经常向一个叫做塞弗的老人买风筝。他在旧警察局旁边开了间小小的风筝铺。”
“警察局还在那儿。”法里德说，“这座城市不缺警察。但你在雅德梅湾，或者喀布尔任何地方，再也找不到风筝或者风筝铺了。那样的日子已经结束。”
雅德梅湾业已变成一座巨大的废墟。那些尚未被彻底摧毁的屋宇赤条条竖在那儿，屋顶破了大洞，墙壁嵌满火箭的弹片。整个街区已经化为瓦砾。我看见一个带着弹孔的招牌斜斜埋在一堆残骸中，上面写着“请喝可口可……”。我看见在那些犬牙交错的砖石废墟中，有座没有窗户的破房子，儿童在里面玩耍。自行车和骡车在孩子、流浪狗和一堆堆废物中穿梭。城市上方是灰蒙蒙的尘雾，河那边，一道青烟袅袅升上天空。
“那些树呢？”我说。
“冬天的时候被人们砍成柴火了。”法里德说，“俄国佬也砍了不少。”
“为什么？”
“树上经常躲着狙击手。”
一阵悲哀向我袭来。重返喀布尔，犹如去拜访一个多年未遇的老朋友，却发现他潦倒凄戚，发现他无家可归、身无分文。
“我爸爸过去在沙里诺区盖了个恤孤院，旧城那边，就在这里南面。”我说。
“我有印象，”法里德说，“它在几年前被毁了。”
“你可以停车吗？”我说，“我想在这里走走，很快就好。”
法里德把车停在一条小巷，旁边有座摇摇欲坠的房子，没有门。“那过去是间药房。”我们下车时法里德咕哝着说。我们走上雅德梅湾，转右，朝西走去。“什么味道？”我说。某些东西熏得我眼泪直流。
“柴油。”法里德回答说，“这座城市的发电厂总是出毛病，用电得不到保证，人们烧柴油。”
“柴油。你记得从前这条街道散发着什么味道吗？”
法里德笑着说：“烤肉。”
“烤羊羔肉。”我说。
“羊羔肉。”法里德说，舔了舔嘴唇。“现在喀布尔城里只有塔利班吃得上羊羔肉啦。”他拉拉我的衣袖，“说起……”
一辆汽车朝我们开来。“大胡子巡逻队。”法里德低声说。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塔利班。我在电视上、互联网上、杂志封面上、报纸上见过他们。但如今我站在这里，离他们不到五十英尺，告诉自己心里突然涌起的并非纯粹的赤裸裸的恐惧；告诉自己我的血肉没有突然之间压着我的骨头，我的心跳没有加速。他们来了，趾高气扬。
红色的丰田皮卡慢慢驶过我们。几个脸色严峻的青年人蹲在车斗上，肩膀扛着俄制步枪。他们全都留着大胡子，穿着黑色长袍。有个皮肤黝黑的家伙，看上去二十出头，皱着一双浓眉，手中挥舞着鞭子，有节奏地甩打车身一侧。他溜转的眼睛看见我，和我对望。终我一生，我从未觉得自己如此无遮无拦。接着那个塔利班吐了一口沾有烟丝的口水，眼睛移开。我发现自己又能呼吸了。皮卡沿雅德梅湾驶去，在车后卷起一阵尘雾。
“你怎么回事？”法里德嘘声说。
“什么？”
“永远不要瞪着他们！你听到了吗？永远不要！”
“我不是故意的。”我说。
“你的朋友说得对，老爷。好像你不该用棍子去捅一条疯狗。”有人说。声音来自一个老乞丐，赤足坐在一座弹印斑斑的建筑的台阶上。他身上的旧衣磨得破烂不堪，戴着肮脏的头巾。他左边眼眶空空如也，眼皮耷拉。他举起患关节炎的手，指着红色皮卡驶去的方向。“他们开着车，四处寻找。希望找到那些激怒他们的人，他们迟早会找到，然后那些疯狗就有得吃了，整天的沉闷终于被打破，每个人都高呼‘真主至尊！’而在那些没人冒犯他们的日子里，嗯，他们就随便发泄。对吧？”
“塔利班走近的时候，你的眼睛要看着地面。”法里德说。
“你的朋友提了个好建议。”老乞丐插嘴说。他咳了一声，把痰吐在油污的手帕上。“原谅我，你能施舍几个阿富汗尼吗？”他喘着气说。
“别理他。我们走。”法里德说，拉着我的手臂。
我给了那个老人一张十万阿富汗尼的钞票，大约相等于三美元。他倾着身子过来取钱，身上的臭气——好像酸牛奶和几个星期没洗的臭脚——扑鼻而来，令我欲呕。他匆忙把钱塞在腰间，独眼滴溜溜转。“谢谢你的慷慨布施，老爷。”
“你知道卡德察的恤孤院在哪里吗？”我问。
“它不难找，就在达鲁拉曼大道西端。”他说，“自从火箭炸毁老恤孤院之后，孩子们就搬到那边去了。真是才脱狼群，又落虎口。”
“谢谢你，老爷。”我说，转身走开。
“你这是第一次吗？”
“什么？”
“你第一次看到塔利班。”
我一语不发。老乞丐点点头，露出微笑。嘴里剩下的牙齿屈指可数，泛黄且弯曲。“我还记得第一次看到他们席卷喀布尔的情景，那天多么高兴！”他说，“杀戮结束了！哇，哇！但就像诗人说的：‘爱情看似美好，但带来麻烦。’”
我脸上绽出笑容，“我知道那首诗，哈菲兹写的。”
“对对，是他写的。”那老人回答说，“我知道。我过去在大学教过它。”
“你教大学？”
老人咳嗽，“从1958年到1996年。我教哈菲兹、迦亚谟、鲁米、贝德尔[1]Abdul Qader Baydel（1644～1720），生活在印度莫卧儿帝国，但用法里语写作，通常被当成阿富汗诗人。原书作Beydel，有误。[1]、雅米[2]Ahmad Jami（1048～1141），古代波斯诗人。[2]、萨迪。我甚至还在德黑兰开过讲座，那是在1971年，关于神秘的贝德尔。我还记得他们都起立鼓掌。哈！”他摇摇头，“但你看到车上那些年轻人。你认为在他们眼里，苏菲主义[3]Sufism，伊斯兰教一个奉行神秘主义的派别。[3]有什么价值？”
“我妈妈也在大学教书。”我说。
“她叫什么名字？”
“索菲亚·阿卡拉米。”
他那患白内障的眼睛闪出光芒：“‘大漠荒草生息不绝，反教春花盛放凋零。’她那么优雅，那么高贵。真是悲剧啊。”
“你认识我妈妈？”我问，在他身边蹲下。
“是的，我认识。”老乞丐说，“过去下课后我们常坐在一起交谈。最后一次是下雨天，隔天就期末考试，我们分享一块美味的杏仁蛋糕。杏仁蛋糕，热茶，还有蜂蜜。那时她肚子很大了，变得更加美丽。我永远不会忘记她那天对我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