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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礼是张璁的强项,他精通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对此有过深入透彻的研究,还撰写过《礼记章句》一书,他抓住这次政治机遇,发挥议礼的学术优势,于七月初的时候,向朱厚熜呈上了《大礼疏》,提出了与朱厚熜观点相一致的主张。
疏中是这么说的:真正的孝子,最重要的是尊敬双亲,尊敬双亲最重要的是要天下都照行,陛下嗣登皇帝位,即议追尊圣父以正其号,奉迎圣母以致其养,这是最大的孝道。
廷议结果拿汉定陶、宋濮王的故事,说继承了皇位就应该为人之子,不得再顾私亲,天下哪有无父母的国君呀?汉哀帝、宋英宗虽固定陶、濮王子,然而成帝、仁宗都是先立为嗣,养在宫中,其为人后之意是众目昭彰的,所以说师丹、司马光的言论在当时是可以的。
现今武宗无子,大臣遵照祖训,以陛下伦序当立为皇帝,遗诏直曰‘兴献王长子’,并没有要您成为人后之子,则陛下登基,实际上是继承祖宗之统,与预立为嗣,养之宫中的人是截然不同的……大礼规定‘长子不得为人后’,圣父只生下陛下一人,为了天下而为人后,恐怕自此将断绝父母之义,所以说在陛下尚未入继祖业就废弃尊亲是可以的,而入了继统再说为人后,以自绝父母亲则是不可以的。
再说统与嗣是根本不同的,嗣是非得父死后,儿子才能立,汉文承惠帝后,则以帝继,宣帝承昭帝后,则以兄孙继,如果必须剥夺父子之亲,另建父子之号,然后才叫继统,那么古有称高伯祖、皇伯考者,都不能称为继统了吗?
臣以为今日之礼,应另外立圣父宗庙于京师,公开张显尊亲之孝,且使母以子贵、尊与父同,则圣父不失其为父,圣母不失其为母啊!
朱厚熜看完这《大礼疏》,豁然开朗,无比畅快,大声地说:“好,好啊!此论一出,朕父子得恩义两全了!”
这《大礼疏》的横空出世,更加坚定了朱厚熜为父母争得大礼待遇的信心,因为这疏文不但给他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将杨廷和引为法宝的汉定陶王、宋濮王的故事,与他继统皇位这事儿,严格区分开了,往后要是还有谁再把这两件性质根本不同的继位之事再往一起扯,那就显得有点可笑了,换句话说,就是他已经掌握了可以驳倒杨延和等人的利器。
于是,他立即把已掌握的利器放了出去,派司礼监太监将疏文送去了内阁,并宣谕阁臣说:“这一理论才是真正的遵祖训,据古礼,你们啥都不懂就不要瞎说了,那是在害朕!”
杨廷和看完张璁的上疏,将它丢到了一边,不以为然地说了一句“书生焉知国体”以后,便将张璁的疏文封好退了回去。
说实在的,杨延和也有点太较真了,自从朱厚熜登基以来,朝中所有大小事宜,朱厚熜都是顺着他这个首辅的意思办的,唯有在对待父母尊称这件事上,朱厚熜想自己做回主,可他就是不卖朱厚熜这个面子,他不是不懂得人情世故、礼尚往来,而是被一样东西给束缚住了,那就是礼,后世的中国,礼基本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在古代,人们是很重视礼这个东西的。
儒家宣传的理想封建社会秩序是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别,要求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要符合他们在家族内的身份和社会、政治地位,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行为规范,这就是礼。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
儒家认为,人人都要遵守符合其身份和地位的行为规范,这样便可以‘礼达而分定’了,即理想的社会秩序可以维持,国家可以长治久安,反之,弃礼而不用,或不遵守符合身份、地位的行为规范,便会‘礼不行则上下昏’,理想社会和伦常便无法维持,国家也就不可得而治了,因此儒家极端重视礼在治理国家上的作用,提出了礼治的口号。
礼治,就是要以礼仪制度和道德为准则,统治人民、处理国事,在中国古代,礼是法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礼又不同于真正的法律,俗话说人嘴两张皮,咋说咋有理,这个理通礼,也就是咋说都行,只要能说得通。
所以杨延和完全没有必要固执已见,他有些太过于迂腐了,他要是不这么较真,能放弃他认为正确,并一直坚持的礼,支持朱厚熜认为正确的礼,那就不会因小失大,误国误民了,因为再这样斗下去,会使他与朱厚熜形同陌路,最后被削官为民,而他在武宗驾崩之后,推行的新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也将会被中断,这孰重孰轻,显而易见,但或许他认为礼要比国事重要,又或者是他认为他能够掌控得了朱厚熜这个小皇帝,总之不管怎么样吧,反正他是想一条道走到黑了。
杨延和将张璁的疏文退还给朱厚熜以后,随即去了张太后那里,他先是向张太后禀报了一下《大礼疏》的事情,以及朱厚熜对这份疏文所持的态度,然后对张太后说:“太后,这礼关系到大明王朝的千秋万代,不能遭受到破坏,老臣和毛尚书等阁臣的意见是,还是要坚持廷议,太后您的意思呢?”
张太后比杨延和更在乎这礼,要是按朱厚熜的意思,将蒋王妃奉为了太后,那她该何去何从啊:“杨爱卿说的很有道理,那就照杨爱卿和众阁臣的意思办吧,对新帝任性妄为的一些举动,你们这些做大臣的,是该拦,要是不拦的话,任其发展下去,那他还会把谁放在眼里啊,杨爱卿你说是不是?”
杨延和点头如捣蒜:“是,是,太后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