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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骐的态度极是真诚,“家父不止一次说过,退思兄乃是个有为之人,注定是要有大作为大成就的。江宁这池浅水,困不住仁兄。兄长的前程不在此处,而是在京师。是以,若是在上元这地方损害了名声,于退思而言,就大为不值。本地读书人多,民风较北方浮华,心性上不够朴实。那些街面上的泼皮喇虎,靠着拳棒欺压无辜,其实最好对付。派几个衙役吓他们一下,就能老实好久。读书人不作奸犯科,却最是难对付。大家都是书生,这一点不说心里也有数,尤其是江宁这地方,读书人多,中举的人少。有些自负才情却又得不到功名的人,难免有些偏激,对于官府先天就有敌视心理,于官员也多有不满。千方百计找官府的把柄,找到机会就要大闹一场。于百姓而言,自称为民请命,实际就是跟官员过不去。这些人骂不得打不得,比起泼皮厉害十倍百倍,千万不能等闲视之,若是闹出破靴阵之类的事,就更麻烦。为了个小小的县令,就坏了自己的名声,不值得啊。”
范进一笑,“怎么,有生员要与我这个父母官闹一闹?”
“这……只是听到些风言风语当不得真,只是清议也不能不重视。退思心中有家国天下黎民苍生,乃是大慈悲心,所做的事也是想为百姓造福,这些家父也是看在眼里的。日后考绩上,定会如实上奏,保证退思的好心不会被埋没。可是具体做法上,得好好想一想。有些人为富商所收买,说些违心之语,还有些人目光短浅,看不到退思的良苦用心,把你的好心当成歹意,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我辈为官但求上报天子下安黎庶,原也不必要对这些言语太过在意,可是退思将来是要大用的人,要是闹到民怨沸腾,总归是不大好。你是好心不假,但手段上也得考虑一下,既要因地制宜,也要讲个循序渐进。事缓则圆,江宁这地方盘根错节,一旦操之过急,只怕适得其反。”
“不知大京兆看来,范某哪件事办的不妥,可曾与兄台讲过?”
“不不,不妥是没有的。退思做的每件事都是大好事,足为天下方面典范。就是有些事,步子太大了,其他人追不上。等到退思升转,后任不易接手。再者,就是有些制度,固然发自好心,但也要考虑实际。当日海笔架巡抚应天,曾下令借贷还贷皆要法办,一时间百姓大哗,田主不敢放债,百姓不敢还债。这样固然是把高利贷的路堵死了,可是也把百姓借贷之路给封住了。这样看上去是对百姓好,实则不然,大户人家不放贷,最多是少赚几文,穷人借不到钱,那可是要死人的。他们要想活下去,就只能铤而走险,那样于世道于百姓就更坏。”
徐维志道:“退思不是说了么,可以来衙门借贷啊!”
“那不还是与民争利?再说衙门的债不是好借的,债不能凭空借,否则无从追偿。只能以田土抵押,这样看上去,岂不是官府盯上了百姓赖以谋生的田产?再说,那些无田之人,又该怎么办?毕竟这些人,才最需要借贷救命。说一句不好听的话,有些人借贷之初,就是准备以妻女抵偿,或是赖帐不还,退思的官贷之法,很容易让人误解为官府纵容赖帐刁徒。再说这抵押田土之事,自身也不妥当,退思博览群书,自知当日王荆公之失,不可重蹈前朝青苗法之覆辙。”
王士骐一来范进就猜到,他很可能是为自己撑腰,也可能是给自己提醒,代表其父王世贞,来向自己提意见,踩刹车的。
从派系上看王世贞与张居正不是一路人,不久之前王世贞还弹劾张居正的妻弟殴辱江陵知县一事,请求严惩。固然殴辱知县仗势欺人这行为很可耻,但问题是那是湖广的事,跟应天府没什么关系。这种跨越省份的弹劾,针对的究竟是张居正妻弟还是张居正本人,就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王世贞洁不算守旧派,更不算新派,如果硬说的话他是个逍遥派。
虽然做的是应天府尹,但是王世贞对于应天的公事是没什么兴趣的,他最大的爱好是两个,一是从事戏剧剧本创作,二是修仙。作为一名资深文艺工作者,王世贞与戚继光的战友兼大明著名戏曲家汪道昆交情莫逆,眼下又与另一位好友胡应麟整日钻研戏剧创作,期待再写出一个足以比肩“四记”的好本子。除此之外,他另一个爱好,就是修仙。
在眼下的大明朝,修真这种行为连皇帝都认为确有其事,就不要说百姓和官员了。所以官员或是文士沉迷修仙不可自拔,也不是什么稀罕事。有不少大儒名士,本身就是修真专家,提起修行之术或是内丹学说都能言之成理,这也是时下大明的社会风潮。不过教授王世贞气功导引术的,并不是道士神棍,而是个比他小几十岁的女道士:王焘贞。
王焘贞这个女子,是当下大明朝东南地方名人,她的父亲,就是看范进很顺眼,差点把他硬推进翰林院的当代大明学阀王锡爵。有这么个父亲在,她做事就少了很多掣肘,社交圈子也更高端。据说她读过不少书,算是个才女,可是其对于修行的兴趣远远多过对儒家学问的兴趣,经常辟谷修真,于修行理论上提出释儒道三焦一体的思想,并声称精通气功导引,可以渡人成仙。
虽然没有什么实际的证据支持她有这种能力,但是其父王锡爵以及叔父,都拜了王焘贞为师学习道术。父亲拜女儿为师,这在当下绝对可以算上颠倒伦常,可是一涉及到修行中事,就不能以寻常伦理度之。世宗年间道士可以挂礼部尚书衔,以女为师只要没人闹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王世贞同样,也是王焘贞的门下弟子,专门学习道法。
由于两下离得近,王焘贞经常被请到江宁来传授王世贞道术,王世贞本人显然也是修仙爱好者,于公事基本不管,全都交给手下去负责。这么一个人可想而知,对于考成法是有多憎恨,和张居正不对眼,也就是情理中事。
作为大明资深官僚,王世贞信奉的原则就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能不做就不做,一切问题都能从古代的记载中找到解决方案,如果找不到……那就干脆放着不解决。范进这种全新的工作方式于他而言,实际是看不顺眼,甚至深为厌烦。
再者说来,范进的废高利贷方案,已经影响到一部分人发财。这些人里不乏身居高位大有力量的官员,又或是在江宁极有影响力的士绅。他们给王世贞施加的压力,也迫使王世贞不得不做点什么,以证明自己的立场。
从行政权力上,作为府尹的王世贞当然可以叫停范进的做法,乃至一封公文,就把范进之前的布告全部推翻,这都不是难事。但是他如果这么做,就等于和张居正的矛盾彻底爆发,这又太过危险。毕竟修仙是一件很消耗金钱的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么个好缺分王世贞可舍不得放弃。
至于说他不怕严嵩云云,范进压根就不信。在严嵩时代王世贞做的只是收敛父亲尸体,然后用一生的时间写了四出经典戏剧来骂严嵩,除此之外也没干出什么惊人业绩。当然有个说法是,金X梅的原作者就是王世贞,兰陵笑笑生就是他笔名。如果这个传言为实,范进倒是对这位司机界的前辈怀有敬意。除去这一点外,从官场角度看,范进实在是对王世贞没有多少好感。作为上级,既不能给自己提供帮助,又不肯为自己做主,就连借个款都要扣好处费,对他哪还有什么好印象。
派自己的儿子来,给范进下下毛毛雨,表示一下来自领导的关怀和提醒,不管范进再怎么小心眼,也不能把这种关怀视为敌对,也就不能报复。这就是王世贞这种老滑头的手段了。能刹车固然好,刹不住,也算是尽到了心意,刀切豆腐两面光。
王士骐限于年龄,没有父亲谋算这么深,但是作为文官子弟兼当代名士,其城府和口才都不是徐维志可比。这种劝阻并没有丝毫鄙视或是怀疑的意思,绝不是认为你范进干不好这些工作或是工作方法有误,只是善意的提醒你,不要好心办坏事,一切都是为了你好。这种润物细无声的劝阻方法,确实是世家子弟才有的修为。
范进笑了笑,“冏伯,大京兆的顾虑很有道理,范某也知前朝青苗法之误。但是,范某看来青苗法之误在于人,不在于法。百姓向官府借贷,待秋粮成熟之时,再行归还,这是两便之事。乡下的士绅放债,也是要秋粮成熟之时才偿还,利息远高过官府,他们放不出问题,官府放就有问题,这话没道理。”
徐维志道:“退思这话说的我认同。这最坏的就是下面办事的。你的想法很好,就怕遇到坏人,到时候在放贷上卡一卡,明明缺钱用的,他就不把钱放出去,又或是好地当做坏地来抵,那便成了害人。。”
“是啊,所以治国先治官,治官先治吏么。这个道理谁都懂,要点就在于怎么治。我这里已经想了个章程,把借贷与里甲柜银结合一处,再合以一条鞭。把过去民收民解的银,归入官收官解,先把粮长这一层盘剥免掉。放贷还贷,都在衙门里,设专人进行,这一职位多给银两以养其廉,设监查以警其贪,再设制度以绳墨其行为,三管齐下,看他能翻出什么浪去!”
江宁实行一条鞭法时,张居正都还没当上首辅,但是实际效果也没什么大用。所以张居正变法的要点,不是一个单纯的一条鞭,而是一条鞭下的具体执行上,比过去有了大的改变。在张居正以前,由于吏不下乡原则,不管什么法,粮赋都是民收民解,收税权在粮长手里,也就是变项包税制。朝廷只找粮长要钱粮,粮长怎么收,收多少就是自己的事。
张居正变法后,改民收为官收,就是取消了粮长这一层,大家自己到衙门来交钱。而里甲柜银,则是自嘉靖朝就推行的制度。因为江南的作物复杂,除去正常的白粮外,原本有各种杂粮以及地方特产税收。在实物税年代,农民的地里要种米、豆、杂粮,还要有各种经济作物,全部按照品目上解。
实际上这种耕种方法严重限制农民的作物自主选择权,也影响农民收入。所以在嘉靖年间,江宁实行一条鞭法,已经把杂粮税全部改为收银,以里甲为单位征收白银,但是具体征收人则是粮长。粮长把银柜交给胥吏,再交到官府,要过两道手,中间便有了舞弊空间。
实行官收官解后,百姓把钱直接交到官府,不经过任何人手,这从制度上看,当然是减轻百姓负担。但是对官府来说,就加大了基层办事人员的工作量,几万农民不定时交税,搞不好一天都不要睡还可能闹事,所以一般来说衙门都不愿意接这种活。对于农民来说,也要担心胥吏的盘剥和刁难,实行起来就是个考验基层官员手腕的事。
范进之前对衙役的整顿改造,乃至重新操练,编撰条例,目的就是为了保证歪嘴和尚越少越好,再有就是对这种歪嘴和尚有个监督。
“所有收银、放贷的,都会得到一笔奖金,如果耽误了吃饭有误餐钱,耽误了下值有值夜钱,灯火钱。工作表现好,另外还有嘉奖钱。这些都是我给他们的福利,与商贾合作,是引入的第三方力量,形成彼此监督牵制。商可督吏,吏可查商,于两家之上另设一检校,专查这两方。不管是谁借着放贷卡要勒索,本官都将重办!连冯邦宁那等人,我也是说打就打了,这些胥吏或是商贾,又有谁办不得?”
王士骐听的入了神,方才是劝解范进不要与民争利,这时却渐渐为他所引导,思路开始跟着范进的思路在转。
“这样的手段倒是有效,可也就是退思你能这么做。等到你卸任之后,后任者又能否如此?”
“这就是我说过的,要以手段绳墨。借贷有借据这是不必说的,交税也应有凭。我听人说过,世庙年间两淮盐运司曾用二连票。一票存官府,一票给盐商,以为完课凭证。这个办法大可效法,但是两连太少了,我的想法是搞个三连票。一票给交税人,一票官府备档,另一票给里长甲首,彼此依此立档,作为凭据。就像我今天说过的一样,将来按着交税多少,划分甲乙丙丁四字户头,按税定服务,征徭役,这便是个最好的凭据。这种票听说苏州那边已经有衙门在搞,名为串票。这法子我们上元也可以用。人与人互相监督,再有串票凭据上做个限制,胥吏或是商贾们想要舞弊就很艰难了。除去三联之外,再给票上立好编号,胥吏要是想篡改切割票据,有号头约束,也难更改。”
王士骐不住点头,“确实……这样一来,公门老手也不易找出破绽。但是退思兄,咱们为官之人,如果按着交税多寡定出服务,岂不是成了商贾手中操纵的傀儡,这一点你想没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