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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三篇
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
一
很坦率地说，剧烈的变革在当今中国未必是好的选择。
首先，剧烈的变革需要有一个诉求，诉求一般总是以反腐败为开始。但这个诉求坚持不了多远。“自由”或者“公正”又是没有市场的，因为除了一些文艺和新闻从业者，你走上街去问大部分人，你自由么，他们普遍觉得自由。问他们需要公正么，他们普遍认为不公正的事情只要别发生在自己身上就可以了。不是每个人都经常遭受不公待遇，所以为他人寻求“公正”和“自由”不会引发人们的认同。在中国是很难找到这样一个集体诉求的。这不是需要不需要的问题，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我的观点是不可能也不需要。但如果你问我中国需要更有力的改革么，我回答一定需要。
中国城市人口众多，而且各种千奇百怪的灾难都发生过，G点已经麻木，更别提爆点了。就算社会矛盾再激烈十倍，给你在十个城市演讲，最终这些演讲也是以被润喉糖企业冠名并登陆海淀剧院而告终。
让我们幻想一下：假设真的发生了剧烈的变革，到了中段，学生、社会精英、知识分子、农民、工人，肯定不能达成共识。而我们一直忽略了一个人群，那就是贫困人口，这个数目大概是两亿五千万。你平时都注意不到他们的存在，因为他们从来不使用互联网。既然这种变革能够发展到中段，必然已经诞生了新的领袖。而此类领袖，绝对不会是你现在能想象的那些温厚仁慈者。文艺青年们看好的领袖一个礼拜估计就全被踢出局了。而越是教育水平高的人，越不容易臣服于领袖，所以这些人肯定是最早从变革中离开的。
随着社会精英的离开，变革人群的构成一定会产生变化，无论剧烈变革的起始口号多么好听，到最后一定又会回到一个字——钱。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把应该属于我们的钱还给我们，说难听一点就是掠夺式的均富。你们不要以为我觉得自己有点钱，所以我怂了，害怕失去。在剧烈变革的洪流里，你拥有一个苹果手机，你是开摩托车的，甚至你会上网，你平时买报纸，吃肯德基，都有可能成为剧烈变革的对象。有一亿家产的人比起有一万家产的人反而安全，因为他们打开家门，门口已经放的是《纽约时报》了。
最后倒霉的还是中产、准中产甚至准小康者。以前人们在各种政治运动中自相残杀，现在的人们往往只认钱，很多人已经被训练成只认钱的自相残杀者。所以你就想象吧。
任何变革都需要时间，中国那么大，不说天下大乱，稍微乱个五年十年，老百姓肯定会特别期盼出现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可以整治社会秩序，收拾一下局面。
以上这些都是幻想，连幻想都不乐观，就别提操作了。所以说，在这样一个非此即彼、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带路党即五毛党的社会里，剧烈变革说起来霸气，操作起来危害很大。
也许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当务之急就是一人一张选票选主席，其实这并不是中国最急迫的事。民主是一个复杂、艰难而必然的社会历程，并不是靠“普选”、“多党制”这些脱口而出的简单词汇可以轻易达成的。如果你对司法和出版从来都没有关心过，你关心普选有什么意义呢？无非就是说起来更拉风一点。这和那些一说起赛车只会提F1，一说起足球只知道世界杯的人有什么区别呢？
“革命”和“民主”是两个名词，这两个名词是完全不等同的，革命不保证就能带来民主。现今中国是世界上最不可能有剧烈变革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上最急需改革的国家。如果你硬要问我，在中国什么时候是大变革的好时机，我只能说，当街上的人开车交会时都能关掉远光灯了，就能放心变革了。
但这样的国家，也不需要任何大变革了，国民素质和教育水平到了那个程度，一切便都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也许你能活着看见这个国家的伟大变革，也许你至死都是这个死结里缠绕的纤维，但无论如何，你要永远记得，错车时请关掉远光灯，也许我们的儿女将因此更早地获得我们的父辈所追求的一切。
你也不能用完美的民主、完美的自由、完美的人权字面上的解释来逃避中国的现实。改革和民主其实就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我的观点很简单，我们都不愿意发生剧烈的变革，“巨大变化”不可能在近期的中国发生，“完美”民主不可能在中国出现。所以我们只能一点一点追求，否则在书房里空想，憋爆了自己也没有意思，改革是现在最好的出路。
二
民主不是适合不适合的问题，它迟早会到来。国民素质低并不妨碍民主的到来，但决定了它到来以后的质量，谁都不希望来个卢旺达式的民主，虽然这并不是真正广义的民主。它有时候缓缓来，有时候突然来。也许来得不那么彻底，来得不那么完整，来得不那么美式，来得不那么欧式，但在你的余生里，它一定会来，可能还来得有点平淡。
文化界很多人认为一切问题都是体制问题，仿佛改了体制一切都能迎刃而解。他们善良正义、嫉恶如仇，但要求农民、工人和他们拥有一样的认知，甚至要求全天下都必须这么思考问题，这完全不可能，事实往往让人寒心。
因为拉力赛都在偏远地方举行，我这些年去了上百个各种各样的县城，这些都不算特别封闭和贫瘠的地方。我和各种各样的人聊天，他们对民主和自由的追求普遍不如文化界所想象的那么迫切，他们对强权和腐败的痛恨更多源于“为什么不是我自己或者我的亲戚得到了这一切”，而不是想该如何去限制和监督，只有倒霉到自己头上需要上访的时候，他们才会从词典里捡起这些词汇来保护自己，只要政府给他们补足了钱，他们就满意了。一切能用钱解决的社会矛盾都不算什么矛盾。而知识界普遍把国民对这些词汇的这种应急应用当成了他们的普遍诉求，认为国民与文化界形成了共识。我不认为在分歧和割裂这么大的国家里能有一场剧烈的变革。
中国共产党到了今天，有了八千万党员，三亿亲属，它已经不能简单地被认为是一个党派或者阶层了。共产党的缺点很多时候其实就是人民的缺点。党组织庞大到了一定的程度，它就是人民本身，而人民就是体制本身。所以改变了人民，就是改变了一切。所以更要着眼改良。法治、教育、文化才是根基。
当然也有人说，一些发达国家，他们的人民其实就是表面素质高，深交下去，人性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好的制度才是高素质的保障。
这点我完全赞同。但我们说的就是表面素质，不要因为觉得人私底下是怎么样的而小看表面素质。民主的质量就是由国民的表面素质决定的。一个人开车可能关远光灯，对人彬彬有礼，遵守社会公德，但一交往，发现其实也自私懦弱狭隘贪婪……
这又如何呢？素质和人性放在一起谈没意思，美国人的人性和中国人的人性说到底当然大同小异，全世界人类的人性都差不多。
所以这里就有一个鸡和蛋的问题，是先有好素质，再有好制度；还是先有好制度，再有好素质。其实这个没有疑问，在能出现好制度的时候，无论素质好坏，都应该保障好制度，因为好制度恒久远，一个永流传，制度是实在的，素质是空幻的。问题是，当好制度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能到来的时候，咱不能天天期盼天上掉下来一个好制度。所以只能先从素质入手，这样一切才有开始的可能和动力。
好的制度和好的民主有两种到来方式：一种是有一个纪念日，一种是没有具体的日子，但要一两代人的努力。尽管改良又慢又费时，国民素质又不高，但我依然选择相信改良。剧烈的变革只能是督促改良的筹码，但不能也不可能真正操作起来。
三
文化人普遍将民主与自由联系在一起。其实对于国人，民主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自由。因为大部分国人眼中的自由，与出版、新闻、文艺、言论、选举、政治都没有关系，而是公共道德上的自由。比如说没有什么社会关系的人，能自由地喧哗，自由地过马路，自由地吐痰。稍微有点社会关系的人，可以自由地违章，自由地钻各种法律法规的漏洞，自由地胡作非为。
所以，好的民主必然带来社会进步，更加法治。这势必让大部分并不在乎文化自由的人们觉得有些不自由，就像很多中国人去了欧美发达国家觉得浑身不自在一样。民主和自由未必要联系在一起说，我认为中国人对自由有着自己独特的定义，而自由在中国最没有感染力。
每个人要的自由是不一样的，民主和法治，就是讨价还价的过程。圣诞再打折，东西还是不会白送。那我就先开始讨价还价了。
首先，作为一个文化人，我要求更自由地创作。顺便也替我的同行朋友——媒体人要更多的自由空间。还有我拍电影的朋友，你不能理解他们的痛苦。大家都像探雷一样进行文艺工作，走得又慢又歪。但是在我看来，时代已经不同，现代的资讯传播会让屏蔽形同虚设，而文化的过多限制却让中国始终难以出现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和电影，使我们这些文化人抬不起头来。同时，中国也没有在世界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媒体——很多东西并不是钱可以买来的。文化繁荣其实是最省钱的，越开放必然越繁荣。如果两三年以后，情况一直没有改善，在每一届作协或者文联全国大会时，我都将亲临现场或门口，进行旁听和抗议。蚍蜉撼树，不足挂齿，力量渺小，仅能如此。当然，只我一人，没有同伴，也不煽动读者。我不会用他人的前途来美化我自己的履历。同样，我相信我们这一代人的品质，所以我相信这些迟早会到来，只是希望它早些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还能写得更好，我不想等到老，所以请让我赶上。
以上是基于我的专业领域的个人诉求。
我觉得在这场让大家都获益良多的讨论里，研究应该是什么样，不如想想应该怎么办。据说一个人一次只能许一个愿，我的愿望用完了，其他的诸如公平、正义、司法、政改，一切一切，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再提。
愿没钱的能在一个公正的环境里变有钱，有钱的不再觉得低外国人一等。愿所有的年轻人都能不畏惧讨论改革和民主，关心国家的前途，视它为自己的手足。
政治不是肮脏的，政治不是无趣的，政治不是危险的。危险的、无趣的、肮脏的政治都不是真正的政治。中药、火药、丝绸、熊猫不能为我们赢得荣誉，县长太太买一百个路易威登也不能为民族赢得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