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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2月上旬,史蒂夫给我位于加州福斯特城的家庭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努力促成史蒂夫、安迪·葛洛夫、比尔·盖茨和迈克尔·戴尔的联合采访。之所以要做这次联合采访,是因为我想写一本书,叫作“打江山,守江山”(Founders Keepers),主要描绘几位企业家的心路历程:极客究竟如何成为行业领袖;埋头苦干的发明家究竟如何自学成才成为企业帝国的建造者;企业日新月异不断发展、自身的财富与影响力也不断扩张时,企业的创立者究竟如何才能稳坐江山。
我本来2005年就想开始写这本书,但却在尼加拉瓜度假时染上了重病。8年前植入我体内的人工心脏瓣膜染上了心内膜炎,并且很快扩散到了全身,在我脊柱内又变异成脑膜炎,感染了我的脑内膜。肺部和肠道都有不同程度的感染。马那瓜的医生帮我捡回了一条命,但让我陷入昏迷之中,而且给我注射了过量的抗生素,虽然抑制了病情,却让我丧失了65%的听力,一只耳朵完全失聪。我的雇主时代公司安排医用飞机把我送回了斯坦福医院,我在特护病房里待了3周,医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会病得那么严重。
这段时间里,史蒂夫来看过我几次。我被注射了很多镇静剂和止痛药,因此头脑模糊,甚至产生了幻觉。一次史蒂夫来看我时,我迷糊地认为史蒂夫要在拉斯维加斯与披头士乐队的鼓手林格·斯达(Ringo Starr)和贝斯手保罗·迈卡特尼(Paul McCartney)一起上演一台披头士乐队纪念演出,史蒂夫会上台弹吉他,扮演约翰·列侬的角色,我则被邀请担任伴奏,我真诚地为自己无法参加演出而感到抱歉,而且我还跟史蒂夫解释说,因为听力的丧失,我可能永远都没办法担任伴奏了。等我恢复理智后,我妻子洛娜告诉我,听了我的胡话后,她和史蒂夫都忍不住大笑。她还告诉我,史蒂夫临走时说,“我已经关照他们给你VIP待遇了,如果还需要什么就给我打电话。”
后来的几年里,我在新墨西哥州的圣达非慢慢康复,我和史蒂夫保持着邮件往来。我给《财富》杂志撰写了最后一篇封面报道,将4次对约翰·拉塞特的系列采访改写成第一人称的叙述。尽管史蒂夫和拉塞特关系很好,但他全程都没有参与采访,也没腾出时间来拍照。似乎他已经决定不再与我合作,也许是我在医院的那段胡话让他觉得我已经达不到以前的水准了,无法讲述苹果(或皮克斯)的故事,也许是别的原因。我始终不知道确切原因。
尽管他不想再与我合作完成杂志报道,但对我想写的书却很感兴趣。我们讨论过几次后,在2008年春天,我告诉他想找8位企业家做一次圆桌访谈,作为书的核心内容。“8个人太多了,”他说道,“每个人都想出镜,所以谈得不够深入。”他建议,“你的书应该围绕个人电脑来展开,找4个人就够了,我、比尔、安迪(葛洛夫)和迈克尔(戴尔),我们几个能深入交谈,主题更加明确。我们知道彼此的优点和弱点,交流时会更坦诚,让你的故事更好看。”
他甚至自告奋勇要去搞定那3个人,但我告诉他没这个必要,因为只要告诉他们史蒂夫也参加,另外3个人一定会点头。史蒂夫会参加这一消息就如同一根魔法棒,另外3位果然很快同意了,虽然他们也很忙。来来回回商量了几次后,我们将采访定在了12月18日星期四,地点是在安迪位于加州洛斯阿尔托斯的家族基金会办公室。4位都同意共进午餐,并且把整个下午都空了出来。我咨询了史蒂夫的助理拉尼塔·伯克海德(Lanita Burkhead),什么样的食物才能满足她那位难搞的老板,她提议寿司,或者再加个沙拉和草本茶。我把这个信息告诉了安迪的助理特里·墨菲(Terry Murphy),由她去准备食物。
然而,12月11日午后,家庭办公室的电话突然响了。“布伦特,我是史蒂夫,”还没等我开口说话,他就径直说道,“我很抱歉,下周四不能参加访谈了。”
我无法相信我所听到的话,“史蒂夫,为了这场访谈我们已经准备了6个月,每个人都把那天空出来了,拉尼塔上周还说一切都准备好了,如果你不在的话,访谈就没法进行了。”
“我不在访谈也能进行。”他说。
我没有出声,只是静静地等待他的解释。
“布伦特,我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消瘦得很厉害。你知道我是素食主义者,我现在开始喝巧克力奶昔和奶酪,几乎什么都吃,但体重还在下降,你肯定不想看到我现在的样子,其他3位也不想看到。劳伦觉得我不能再拖了,必须马上去治疗,我也这么认为。”
我询问了他上一次手术的情况;为什么他一直坚称自己已经康复了;这次是否依然是胰腺的问题,还是有别的什么问题。他告诉我是内分泌紊乱,导致食物无法被吸收。他说,“我吃去下的东西直接穿肠而过了,什么都没留下。”
“不管是什么问题,我得把手头的事全部放下专心治病,这是目前唯一的大事,是我亏欠家人的。我还没告诉董事会,也没告诉库克和其他人,但我马上要休病假了。麦金塔展会快要举办了,我必须在展会前宣布这一消息,因为我没法出席展会。”
接着,他的语调变了,“我的健康状况你一直都清楚,你应该知道不能告诉别人吧,这是我和你之间的秘密。这就是我打来电话的原因,我希望亲自告诉你,虽然我的确很想参加访谈,但实在力不从心。”
我坐在家庭办公室的长椅上,试图想象史蒂夫现在的样子。在去年6月于洛杉矶莫斯康展览中心举办的全球开发者大会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那时候他看上去很瘦,但依然充满活力,无论是iPhone、iMac还是应用商店里的应用,全都销量喜人,刚出炉的笔记本电脑MacBook Air同样广受好评。
“我应该怎么跟比尔、安迪和迈克尔解释呢?”我问,“他们肯定想知道为什么你会在最后一分钟选择退出。我可以告诉他们你感到身体不适吗?我不会再多说什么了。”
刚开始史蒂夫没有回答,过了几秒钟后,史蒂夫苦笑着说,“告诉他们我就是一个混蛋,也许他们心里就是这么想的,你就帮他们说出心声吧。”
这句话让我目瞪口呆。“你真的想让我这么说?”我觉得他们3个应该都不会相信,他们知道史蒂夫不会故意让我忙乎半天后选择退出,他可能有点混蛋,但还不至于那么混蛋。“只希望你不要告诉他们真实原因,现在还不能说。”
我告诉迈克尔、安迪和比尔,史蒂夫由于私人原因没法参加联合采访,其他什么都没说。大概过了一个月后,苹果宣布史蒂夫由于“复杂”的健康问题而休病假,消息宣布后,我曾去比尔的办公室拜访过他,比尔告诉我他想和史蒂夫取得联系,但不知道以什么方式联系他比较好,他们俩已经有很长时间没说过话了。我给了他史蒂夫的家庭电话号码、手机号码、邮箱地址和助理拉尼塔的电话号码,不过在给他联系方式之前,我跟他说了“混蛋”的典故,比尔也喜欢这种机智幽默的借口,我们俩都笑了。
根据蒂姆·库克的说法,他和负责媒体事务的凯蒂·考顿最先得知史蒂夫需要进行肝移植手术,当时是2009年1月,也就是史蒂夫给我打电话的几周以后。库克从2008年开始就发现史蒂夫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到了2009年,史蒂夫几乎不来办公室了,库克每天都会去他家汇报工作,非常担心出现最不想看到的结果。库克说,“每天去他家时我心里都不好受,能感觉到他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史蒂夫看上去非常虚弱,腹腔积水导致腹部凸起,他整天都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憔悴、疲惫、烦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