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妥懽帖睦尔在位的前几年,刘伯温在江西高安做县丞。据刘伯温说,那三年高安生活谈不上压抑,但也谈不上开心。也许换作其他人,看到高安官场的灰暗色调,早已痛不欲生。刘伯温也有过悲愤,可他是个意志力顽强的人,与其抱怨社会,不如去改变社会。这是刘伯温一个典型的性格。孔子说,如果没有我用武之地,我就乘船去扶桑。刘伯温却说,事是人做的,用武之地是靠自己找出来的,不是别人给你搭建的。只有庸人才四处找戏台,伟大人物向来都是亲自搭戏台,然后唱戏。
刘伯温在江西高安的三年,一切都那么平静如古井水,没有波澜,因为酱缸里起不了波澜,酱缸里只有阴郁沉重的屎黄,很难有让刘伯温兴奋的事发生。
不过,也不是没有,《银河棹》事件就是。
《银河棹》是《周易》的衍生书,全名《六壬银河棹》,有人说是诸葛亮的着作,也有人说是九天玄女的着作,还有人说,根本就没有这本书。棹指的是船桨;银河,天汉也,也称为六壬学。所以《银河棹》即“六壬学”之船桨也。
“六壬学”是一门预断吉凶的学问。天干有十,而六壬学独取壬,因为壬水属阳,天一生水,为数之始,壬又寄宫於亥,亥属乾宫,乾是易卦之首,所以取壬。六壬是指干支相配成六十花甲,每干配六支,以壬配六支则为“壬子、壬寅、壬辰、壬午、壬申、壬戌”,故称六壬;另说壬有王形,为诸易之王,故称壬学。
“六壬学”比起中国其他占卜术还算合理和合法,其推演法来源于《周易》,首先由“占时”至“月将”,是无极生太极,再由月将至干支,是太极生两仪,由干支而产生四课,是两仪生四象。再发三传,即发三才。然后再布各天将及神煞,用五行生克预测吉凶进退。
其实,中国古代预断吉凶的学说,论说起来艰涩难懂,但如果入门了,也并不那么难。东西方预断吉凶的所谓巫术其实是原始科学,仅以“六壬学”为例,它就是根据严格规定的方式来获得一些特定成果的尝试。它承认因果率,也就是说,给出同样的前提条件,随即就会出现同样的结果。比如它的《掌图·分野》说的就是手相。哪条纹路说的是什么,都有固定的规定,你不能信口胡诌。纹路交叉有很多处,任何一处,书上都给了解释,你必须要按照这种解释去理会,不能凭自己的意思去做。
古老的预断吉凶的学说,其实并不能算是迷信。只要它能言之成理,就要认为它是对的。科学诞生不过短短的几百年,如果古代的一切都是迷信,那科学诞生前,人类是怎么活着的呢?
《六壬银河棹》事件是这样开始的:1337年,也就是刘伯温在高安第二年的阴历二月,一个绰号叫“棒胡”的江湖卖艺人发动了一场武装暴乱。“棒胡”可能姓胡,耍得一手好棒,能把一根百斤重的粗棒运之如飞。但如你所知,这是武术花样表演,真到搏击场上,未必成事。当无人欣赏他的表演后,他就凭在江湖闯荡多年积累的人气,振臂一呼,聚集了万人,宣称起义。
在起义之前,棒胡听说江西高安某个村里有个叫曾义山的神算子,此人曾偶得《六壬银河棹》,料事如神。
棒胡派人去请这位曾大仙,可去了多次,曾大仙都不在。有时候是去山中采药了,有时候去镇里喝喜酒了,有时候去田里工作,有时候去亲戚家串门。
棒胡摸着自己的大棒说:“真是无缘啊。”但突然一想,这家伙未卜先知,大概是怕担个私通盗贼的罪名,所以对我避而不见。棒胡想到这里,可就怒了起来,说:“等我先拉起队伍,然后再去找你算账。”
造反之后,棒胡屡战屡胜,就忘了曾大仙这个人。可又一次打了败仗,情绪低沉,胡思乱想,就想到了曾大仙。他派出一支武装小分队,嘱咐他们,如果那老鬼还不在家,就把他的家人给我砍了。
武装小分队一脸豪迈,提着刀就奔高安曾大仙家。路上就准备好了杀人计划,哪个先杀,哪个先奸后杀,哪个再奸再杀。可当他们到了曾家后,难以置信的是,曾义山正在门口摆好了茶水等着他们呢。曾义山对这些因不能奸杀人而失望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老大,丁丑年四月一柱擎天。”
这些人能听明白这句话,悻悻地走了。回去后跟棒胡一说,棒胡皱眉想了很久,说:“这他娘的什么意思?”有伶俐的人说:“明年就是丁丑年,一柱擎天可是好兆头。可能是告诉您,明年四月,您能当皇帝。”
棒胡哇啦叫起来,说:“这真是个好消息。”
但他理解错了,棒胡是耍棒子的,不耍棒子时,棒子是立在墙角的。所以,一柱擎天的意思,就是歇菜了。果然,1338年阴历四月,棒胡一败涂地,被活捉到大都处决。
曾义山在棒胡的武装小分队走后不久就对家人说:“我要归天啦,明年的某月某日,有个叫刘伯温的人路过这里,你们去葫芦石洞把那本《六壬银河棹》拿给他,什么都不要说。因为这是天意。”
说完这些话,曾义山就跑到床上躺下,一会儿工夫就挺尸了。
第二年,刘伯温被调到江西南昌,上任的路上,忽然迷路,不知是怎么回事就走到曾义山家了。曾义山的家人就把书给了他,刘伯温认为这是天意,翻了翻《六壬银河棹》,说:“这真是本好书,但我有公务在身,不能专心研习。”
曾义山的儿子说:“父亲还说了,一年之后,您就有时间研习了。”
刘伯温惊了一下,认为这并非好兆头。如果有时间研习,不就证明他可能无时间做官了吗?
他的预料非常准确。到南昌工作不久,他就发现,自己和同僚的意见永远不能一致。一目了然的邪恶,却被同僚们左说右说,于是成了正义。尤其是他的上司,不许他有任何意见,只希望他是一台录音机。
刘伯温站在南昌城门上,向下望去,什么都望不见。他说:“我必须要离开,不然,我就是在活埋自己。”站在他身边的他唯一的朋友钱士能说:“你说得对,我也有如此想法。”
钱士能在“进退”上的反应非常快。一有想法,立即付诸行动。说完这话的第二天,钱士能就离开了南昌。但刘伯温没有这样迅疾的反应,有责任心的人在绝望的路上走得都很慢,因为他们希望有回转的余地。但又等了一段时间后,刘伯温长叹一声,说:“我真该走了。”
于是,刘伯温离开了工作五年的江西,回到了老家。
立点言吧
刘伯温离开他工作五年的江西时,正是天高云淡的秋天。但他掐指一算,念念有词后,睁眼再看天空,就发现数道狼烟直冲云霄。那是五花八门的造反者正在全国各地实现他们发家致富的理想。
刘伯温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不过站在南昌城外,回首南昌城,还是流下几滴眼泪来。这和一千多年前荆轲在风萧萧兮的易水边大有不同。荆轲阁下离开易水,是奔往目的地,心中有理想;而刘伯温离开却如浮萍败叶,心中无根脚,不知下一站将是何方。
鬼使神差的,刘伯温绕道去了江西和福建交界处的武夷山。在武夷山上,刘伯温只留下了几句空洞无味的诗歌。走到鹅湖时,想到南宋两位理学宗师朱熹和陆九渊曾在此讨论过理学真谛,又想想自己的理学造诣,不禁惭愧。他在回老家的路上发誓说:“我要做点有意义的事。”
儒家的祖师爷们早就给门徒们立下严谨而崇高的追求标准,那就是三不朽。所谓三不朽依次是:立德、立功、立言。儒家精英们指出,“三不朽”的主旨是将个人有限的生命融入到无尽的历史中去。当一个人确立起崇高的道德,建立了世无其匹的功业,留下内容与形式绝伦的言论与文字,德、行、言影响时人和后人深远悠长,这个人就会经久而名不失,有如万有引力,永恒而在。真能达到三不朽,那就是如理学宗师张载所叫嚣的那样: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刘伯温当然有这样的追求,但和很多读书人一样,这是个艰难的过程。自孔孟之后,中国历史上被认可的“三不朽”人物只有两个半:两个是王阳明与曾国藩,半个是诸葛亮。
我们注意一点,刘伯温这年恰好三十岁,正是孔夫子说的三十而立志向的年纪。刘伯温的志向很灵动,没有按部就班,因为他是先立言,再想办法立德,然后立功。
儒家门徒说,立德立功立言,应该是有顺序的。个人道德无懈可击后才能立下盖世功勋,只有立下盖世功勋后,你才有资格立下言论,因为只有这样的“言”才能被别人认可。不过,这明显是儒家门徒抽了自己的嘴巴,他们说孔子是三不朽人物,可孔子恐怕只立了个德。你非要说孔子诛杀文化名人少正卯是立功,那也没有办法。但孔子没立什么言,他曾亲口承认,自己是只叙述别人的正确言论而不原创(述而不作)。
刘伯温很显然意识到这点,所以他说:“我原创几本书吧,算是个立言。”所谓立言,无非是提出点儿自己的主张不人云亦云罢了。
最先被立的言是他在军事方面的思想。当初,他在石门书院读书时,就苦思过军事战略问题。但自那之后,一直没有用武之地。既然不能在战场上发挥才智,那就在纸上发挥吧。
于是,《百战奇略》出炉,在这本书中,作者把如何打赢一场战役做了充分的发挥。从作战来看,世界上的交战双方没有实力优劣之分,只有谋略之好坏。仅以众寡来说,你人多,对方人少时,尽量要在开阔之地与对方决战。人多力量大,但也不好管理,所以军事统帅一定要有“进止”的本事。所谓“进止”,就是攻击时有速度有激情,撤退时要有秩序。前秦与东晋的淝水之战,前秦失败的原因就是不能把握好“进止”,前秦几十万人向后一退,刹不住了。春秋的晋文公与楚国精锐兵团打架,晋文公一直喊叫着“退避三舍”,楚国一直追击,但就是找不到机会发动决定性攻击,就是因为晋文公的兵团在后退时“井然有序”,简直就是步步为营。《百战奇略》里还说,你人少,对方人多的时候,你就该把对方引到场地不开阔的地方,让他的人数发挥不出应该发挥的作用。
在主客场作战的论述中,作者指出,同等实力下,主场作战未必就能赢。如果你是客场,就要以最快的速度攻进主人的腹地。因为主人在本地作战,家人都在身边,会经常挂念,只要深入内地,就能使他们对亲人的挂念放大一百倍,对方会不攻自破。
作者虽然列举了无数个打赢一场战役的技巧和奥秘,但最后却说,打赢一场战争的最大诀窍就是,不打。
任何纠纷和恩怨尽量不要到战场上来解决,非要到战场上来解决,也要尽量做到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搞来搞去,又回到了儒家套路上来:打架是不好的!要以德服人!可如果对方不认识德为何物呢?那就只好打。
中国的军事着作大都有这个毛病:全部内容都是战争技巧,但在开篇肯定有个说明:打架不好,要以德服人。这个牌坊立得很大,很艺术,让人一看,仿佛中国人真的不喜欢打架一样。其实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打架,但喜欢窝里打,翻开历史,到处都是刀光剑影。老百姓有句俏皮话,和平只能维持到明年。也就是说,牌坊立着,婊子继续当着,二者泾渭分明。
刘伯温生在中国,不可避免地也会犯这样的毛病。但这时他还年轻,难免不受传统熏染。
多年以后,他意识到,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对手保存自己。为了保存自己,在消灭对手时应不择手段。这可能是冷血,但绝不是假惺惺。
当然,中国古代每个野心家和政治家都明白这个道理,可就是表里不一,嘴上说的是一套,干的是另外一套。
刘伯温说,这很不好,做人嘛,短短几十年,干吗那么虚伪,说的一套和干的一套不能吻合,你的心一面要做事,一面又要小心别被人发现你真心要做的事,多累啊!
刘伯温一生中都坚持身心合一、表里如一。这是他在撰写《百战奇略》时的主导思想。
当他在专心致志写书时,他弟弟刘陛有情绪了。
刘陛拄着锄头站在窗外,盯着刘伯温说:“二哥,出来晒晒太阳。”
刘伯温头都不抬,说:“我没空。”
刘陛说:“您别没空。出来看看吧。你看那田间,有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你再看那山间小路上拎着饭盆的妇孺,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你再看我,脸上是黑乎乎的油汗,手上是一寸厚的老茧。你再看看自己,细皮嫩肉,像是刚出生的婴儿。老天为何如此不公平,让你坐在清风徐来的书桌前,让我面朝黄土背朝天?”
刘伯温此时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他扔了笔,走出门,和弟弟一起走进了田间。不过,他很快就辜负了自己和弟弟的期望。刘伯温从小就以读书为主要责任,身体状况很差,三十岁的人,五十岁的心脏。只弯了几下腰,他就对弟弟说:“我感觉腰椎间盘突出啦。”
他弟弟摇头叹气,说:“还是写你的书去吧。”
刘伯温就重新回到书房,但百姓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使他冒出个想法,为何不能给他们编辑一本日常生活一本通呢?
心动就要行动,刘伯温很快就确定书名《多能鄙事》,这个书名灵感来源于孔老夫子。孔老夫子曾对学生们说,我年轻的时候是个底层劳动人民,所以对一些难登大雅之堂的事都有了解(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多能鄙事》分为十二卷,内容包括饮食、服饰、百药、种花草、放牧养殖多方面制作技能和占卜知识等,凡百姓日常所必需的科学常识,以及吉凶趋避之术全部囊括其中,总之,一一切合民生实用。
我们仅在此举几个例子。比如饮食,刘伯温注重的是养生,而且是物美价廉的养生。比如“鸡子线”:把鸡蛋开个孔,加点盐,用筷子搅匀,立即倒出,使之成线状,就白酒配着吃。养生健体大大的好!
还有一个小孩“百日关”的问题,刘伯温说,小孩生下来一百天内不要出门,因为此时小孩的阳气非常重,没有阴气。所以一些老妖怪特别喜欢吸收小孩的阳气。到了一百天后,小孩的阴气渐渐附体,老妖怪们对这样的小孩就没有兴趣了。
或许正是这种琐碎、荒诞不经的内容,使很多研究刘伯温的人都认为,《多能鄙事》并非是刘伯温的作品。但也有不同意见,这种不同意见认为,《多能鄙事》里面的内容的确琐碎庸俗,但人生在世,哪一件不是琐碎庸俗的。吃喝拉撒,就是庸俗。如刘伯温那样的圣人也必须要吃喝拉撒,他能编着《多能鄙事》这样的作品,更证明他的伟大,因为他能接地气。
接了三年地气后,刘伯温从现实中醒来,进入梦想。他唉声叹气,他老婆就说:“既然这里现实太重,何不出去走走,看看山川大河,陶冶一下已土得掉渣的情操?”
刘伯温说:“明天就上路。”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任何一本书,即使写得再好,也不过是别人的思想。即使可以从别人的思想中总结出自己的思想,但没有作者本身的经历,这种思想仍然是隔靴搔痒。有真思想的人,必须要有经历,不但要做宅男,更要做驴友。中国历史上超级驴友非明朝的徐霞客莫属,这哥们儿使用国家的“驿站”四处游玩,写下了《徐霞客游记》。司马迁能把《史记》写成别人望尘莫及的历史着作,不仅仅是因为他被阉割过,还因为他善于四处旅游,手拿纸笔,对景而写。
1344年,当刘伯温离开家乡北上时,北边有个17岁的奇丑无比的少年正在埋葬他的父母和兄弟,如你所知,这个人就是朱元璋。过了一段时间,朱元璋跑到寺庙里脱下乞丐服,穿上了袈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