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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王家烈如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
先，中央军前敌总指挥薛岳以贵阳城防薄弱、治安混乱为由，在王家烈未知情的前提下，毅然宣布组建贵阳警备司令部，一手提拔他的亲信将领99师师长长郭思演为警备司令。
仅仅一日之间，就将贵阳内的黔军转由中央军接管，见黔省省府完全置于中央军的控制之下，然后薛岳以防剿红匪为名，公布新的警备条例，按照新条例，假使王家烈要出入贵阳城防也要接受中央军的盘查。
对此，王家烈是心中大怒，嘴上却不敢说半个不字。
然而，当他带着卫队出城办事的时候，竟然当真被接防的中央军拦下来了，此举犹如中央军一巴掌狠狠地打在他的脸上，众目睽睽之下，当真是难堪以极！
当他向新上任的警备司令抗议之时，郭思演却这样答复：“我只听令于薛长官，你有什么事请向薛长官汇报！”
王家烈丢尽了脸面，不过面对薛岳八个师近十万人的强大部队，他只能咬着牙，倔着骨，忍着辱。
薛岳听闻此消息后心中立即升起一股浓厚满足感，并默默地给郭思演点了三十二个赞。
此时他已认为黔省已经军权在握，圆满地完成了常凯申交给他夺取黔省的秘密任务。
眼看薛岳在贵阳作威作福，原本一直盼望薛岳赶紧率军追击红军的王家烈坐不住了，主动向薛岳请缨说要带领黔军攻取遵义。
熟料薛岳毫不犹豫便拒绝了，此时的王家烈即使再傻也彻底明白过来了，薛岳剿匪是假，趁机夺取自己黔省的军政大权才是真。
当然，在薛岳看来，这不仅是他夺取黔省军政大权的良机，而且也是其部进行休整的大好机会。
故他甫一进驻贵阳，就立即给常凯申电，请求在贵阳整备军队：“股匪窜集黔北，即就桐梓、遵义地区暂时喘息，抑或转窜川南，尚须待正。
谨就管见所及，窃为嗣后进剿策划，有待川、滇、黔军协力之需求，尤以重庆、桐梓、遵义、贵阳交通之掌握，与本路军所依托贵阳策源地之整备实力为急务；否则大军再事涉远，后方联络线日益伸展，恐功亏一篑，遗无穷忧虑。……”
常凯申心领神会，自然明白薛岳所呈请的借口，故当即回电，要薛岳在近期内完成黔省军政“中央化”的大事。
另外，常凯申作为军事家自然懂得“审时度势”的重要性。
他亲自制定的让乌江成为另一条湘江的失败了，该如何再组织一次新的“剿匪”计划呢？
此时常凯申心里也没有底，要必须视如今入驻遵义的红军将如何转移何方才能布置计划。
因此，在红军停驻遵义期间，不仅是薛岳所部进行整备的机会，而且也是他制定新的“剿匪”计划的机会。
坐镇南京的常凯申再次走进作战室，独自一人伫立在悬挂作战地图的大墙下边，望着那标有各种作战符号的军事地图默默出神。
1月12日，在重庆就任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处向常凯申电：当黔军师长侯之担，弃城不守，匪遂据而组织各级伪机关，加紧地方匪化。
遵义当川、黔交通要冲，为黔北一大市场，其重要仅亚于贵阳，一旦失陷，重庆为之震动。刘湘前往南京，委员长曾谕其负责专以全力剿办徐匪，至朱毛西窜，则由中央处理；故于川南，未加部署，且无兵布防。”
随后，常凯申又从薛岳处获悉：“刘湘认为红军必入川与张、徐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以再下川南渡江，公算最大；因红匪脑朱、刘、聂皆是川人，与川军有关系，尤以刘过去在泸州很熟，此次既入黔北，不会再回湘，如要与贺隆合股就不会入黔，急盼南京阻匪北上入川。”
常凯申在摸清了西南诸地方诸侯的心态之后，遂又暗自估算川、黔、滇三省参与“进剿”红军的实力。
同时，他又加紧暗中布置并实施他早已定下的“乘追堵红军的机会，完全掌握西南的一个双管齐下的计谋。”
而红军方面，1月15日至1月17日，中国工农党党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在原黔军笫二师师长柏辉章的一幢漂亮的小洋楼的二楼东厢房里召开。
这是一间长方形的房间，屋内是普通的灰色泥墙，地上铺的是红色柏油地板。
房中间摆着一张板栗色的柏青长桌，桌四周有十八只木边藤心靠背椅，屋顶正中央吊着一盏煤油灯，在左边的墙壁上还有一架挂钟。
由于冬季寒冷的缘故，会议的组织者还特意生了一盆炭火，供参加会议的同志们取暖。实事求是地说，在长征途中所举行的所有会议的会场中，毫无疑问，这一间是最好的会议室了！
会议经过长达两天的唇枪舌剑，最终作出了四项决定：
(1)毛润芝被选为中央常委；
(2)指定张洛甫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到支部中去讨论；
(3)常委中重新进行分工；
(4)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长朱玉阶、周翔宇为军事指挥者，而翔宇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润芝同志为翔宇在军事指挥上的协助者。
决议虽然说统帅为军事“协助者”，但由于周副统帅不懂军事，统帅实际上已成为红军真正的“决策者”，成为红军的最高军事长官，再加上他原本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统帅，因此，统帅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就此奠定。
从此，教条主义者原样照搬马列主义原理就来领导中国革命已成为不可能，结合马列原理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成为了主流。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遵义会议在关乎工农党生死存亡的时刻确立了以统帅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及统帅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
这无疑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中国工农党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使红军在极端危险的境地得以保存下来，为将来胜利地完成长征，开创抗日战争新局面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它证明中国工农党是完全具有独立自主解决自己内部复杂问题的能力的政党，也是中国工农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