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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王和小王走进食堂，一眼就看见了黄莲，就走上前来，大王说，稀饭都凉了，怎么不吃尽抽烟啊？小王说，你留的条子我们看见了，你要去哪里？去多久？黄莲说，有可能走，也有可能不走，留个条子你们，是怕忽然走掉了。大王和小王都“噢”了一声。
大王、小王与黄莲同屋，都来自农村，讲客家话，同黄莲讲普通话。赣州城内讲的叫“官”话，据说是明王阳明在赣州当官的时候推广的。赣州是个方言岛。黄莲客家话能听懂但不会讲。那两位时不时用客家话骂领导，凭什么就我们来住这幢西北头的宿舍？北风一刮就冷得要死！骂得口沫飞溅来劲之际，会扫黄莲一眼，黄莲不答腔，不呼应，嘴角向上一翘笑笑了事。那两位就自嘲“尿桶里放爆竹”—替黄莲把话讲了。其实，黄莲并不是笑她们没有胆量向上级提意见。黄莲自知只配住此屋，再说了，此屋也自有其好处，比如，离后山近，可以眺望云山景色，冬天挂在树枝上的一串串冰凌，遍山皆是，琳琅满目，春天红霞似的一大丛一大丛的映山红。
黄莲记得住进来的第一天晚上，就领教了西北风的厉害，那风从门窗的缝隙钻进来，竟威力无比，寒气逼人，被子则如同冰窖取出，一丝儿暖气也睡不出来，她把绒衣绒裤穿上身，依然冻得瑟瑟发抖。
到了第三天头上，同屋的那两位才笑着告诉她，该在铺板上垫禾草。黄莲在城市里长大，不晓得禾草的好处，禾草垫床，比棉絮还暖。
到了云山，黄莲俨然变了个人，烟抽得越来越多，话却越来越少，有时候整天没有一句话，心则变得越来越冷了，有时候她也会觉得脑子里犹如这尾砂坝，空旷静穆，唯有父亲的肩膀母亲的泪可以思念。她变得不再轻信任何人，比如杨石山，无论你是货正价实的历史反革命，还是蒙受不白之冤的好人，反正不搭理你就是了。尾砂坝是冷漠的，除了风，没什么同你沟通。她就像尾砂坝。
像杨石山这种人，“文革”开始头一两年，关“牛棚”、挨批斗、罚苦力，是运动的重点，后来就变成“死老虎”了，这就让杨石山闲着了。杨石山将尾砂坝交给了黄莲之后，无事可做，时不时还会来尾砂坝走一走，多是信步而来，离黄莲远远的，东看看西看看就走了。
有一次，杨石山看见黄莲蜷着身子睡在尾砂坝上，心里奇怪就走过来了，见黄莲满脸通红，一摸她的额头烫手，喊也不应，用力摇了好几下，才将眼睛微张。他赶快下了坝，叫来一位路过的年轻仔，一同将黄莲弄到了矿卫生院，诊断是脑膜炎。黄莲住院期间，杨石山和刘山茶天天都来医院，送点稀饭、面条。
往后，杨石山上尾砂坝就会去看看黄莲了。两人之间话也多了起来。成立公园规划小组之后，杨石山上尾砂坝的次数多了，有时还同李桃一块来。他们讲种树，植草皮，挖人工湖，做湖中亭什么的，津津乐道，还要黄莲谈意见。黄莲想，自己喜欢尾砂坝，是把它当作了避风港，杨石山倒真是当成了《为人民服务》里的张思德的炭窑。
去年国庆，黄莲接到妈的一封信，要带飞雪来云山看她，现在“四人帮”打倒了，“文革”结束了，黄莲妈就想来走动一下。她妈还没有上过云山，除了时局的原因，黄莲也难以接待，宿舍住不下，招待所住不起，老杨师傅知道了，就要黄莲妈到他家住。
她妈上山后黄莲才知道，她妈的眼睛越来越蒙了，诊断是白内障。自她爸去世之后，她妈从鞋帽厂接活到家里做，多是纳鞋底，黄莲问她妈是不是整夜纳鞋底把眼睛弄坏了，她妈叹口气说，只怪我的眼泪不值钱，流多了不就坏了？黄莲听得心酸。
山茶把自己睡的床让给了黄莲妈，在小厅里用两条长凳搭了张木板床她和石山睡。山茶买了麂子肉，还买了鱼，招待他们。
黄莲妈同山茶挺讲得来。黄莲妈闲不住，要给山茶、石山做鞋穿，山茶说，现在都时兴穿解放鞋了，也不贵，还做什么布鞋？黄莲妈说，布鞋穿着舒服。山茶见黄莲妈执意要做，就答应了。两人动手做起来，黄莲妈发现山茶是行家里手，搓麻线、裱布壳、纳鞋底、剪鞋面，样样都比她能干。山茶有本旧通历，夹着大大小小十几种纸做的鞋样，都发黄了。黄莲妈奇怪地问，你怎么有娃仔的鞋样呢？山茶含糊应道是以前留的。黄莲心头一忽闪，山茶年轻时候是带过孩子的，是不是杨石山讲的那七个红军后代中的一个呢？
但黄莲想归想，并没有张口问。
山茶不在的时候，那本放在桌上的旧通历，像有股强大的磁力，将黄莲吸引过去，她忍不住翻开来端详那些纸鞋样，一页页地翻到最后，一张照片出现在她眼前，这是一张顾矿长的黑白头像，有一根细铁丝套在项上。黄莲马上明白过来，这是一张挨批斗照的像，胸脯上该是块写着“打倒走资派”的牌子，被剪掉了，看照片背面时，明显是张贴过的，看来曾在宣传橱之类的地方张挂过。这让黄莲浮想连连，感慨万千。
黄莲妈在云山住了十多天。走的时候，小飞雪似乎很恋山茶，奶奶长奶奶短地直叫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