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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站是有团支委上海的一位女知识青年负责的，她做的井井有条。就连团圆交团费，她都给团小组开油印的收据。
管理图书是一项很琐碎的工作。又是在业余时间里搞的。但是，她的工作也搞的中规中矩，油印借书证，手续很正规。
我至今还保存着一张“一连团支部图书站”这张借书证。编号是730129。
球类活动很多，大食堂里有乒乓球台，自己带着球拍去打球。在连部门口有一副篮球架，大家排队玩投篮。
朱指导员给大家讲解三大步上篮。投五次计算命中率。记得我跳不起来却意外投中了两个球。那天真是走运。魏指导员还特别夸我呢。
女知识青年们大多数喜欢打排球。我们上中学时经常打排球，也就把球艺带到了连队里来了。
收工后，围一个大圈，发球，垫球，熟练了些，划场地，拉上网，进行天津上海战友赛。
从中选出连队女排，去营里参加比赛，没有悬念的就拿到了第一名。
连队里有个宣传队，有很多业余演员，水平很高，大家爱看。
他们编写的歌颂英雄连长李长海的歌曲，激情澎湃，应该是出自小菲这样的大手笔的。当时就唱响全连。
“李长海，我们的好连长，
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好干部，
活着的焦裕禄
……”
宣传队演出的节目我们非常爱看。在我的记忆里，有京韵大鼓，表扬给大家以为理发的开头几句是这样的：
“一连的宿舍里，
站着两个人而儿，
高个儿的是小李儿，
矮个儿的是小陈儿，
……”
还有一个表演唱，好像叫“八大员”。表演道炊事员的那一段时，那唱词可有意思了。每人一句：“我爱吃甜，
我爱吃咸，
我爱吃酸，
我爱吃馒头包饺子，
我爱吃烙饼炸酱面。
……
哎嗨哎嗨哟
我就爱吃哒渣子饭。”
最后这一句，是有上海六九届的额知识青年活泼机灵的舞台表演，总是引来大家开心的笑声。
平时，各排还积极组织节目参加演出。大家排练的兴趣很高。独唱，表演唱等等，自编自演自娱自乐，看着非常亲切。
我们刚到连队那一年，连队还叫哦三营十五连。老连长李长海来到我们排，要我编写一个宣传“八字宪法”的节目，我就“奉旨填词”了。
那时就是凭着一股热情，编写的那个表演唱还挺长的。到现在只记得其中几句了：
“认真搞好大批判，
十五连要大改观，
身在连队往全国，
四十垧地不算多。”
在业余演出中，连队学校中的红小兵的演出独具特色，他们在知青老师的指导下，积极性非常高，还参加过全营汇演。
在很冷的营部礼堂里，我们连学校中刚入学不久的一年级学生，看着就像幼儿园里的娃娃一般幼稚，但他也上台演出。
我们二年级演出的是表演唱，有的学生长大后来信还提起歌词。你有一个男生上台，他小小的个儿，穿着绿色上衣，戴着红领巾，清脆的童音，想一个小大人一般的讲着历史故事。
这些小不点儿们，用现在的话来说，真是一群萌娃子啊！
有一年春节，知识青年们生下来的很少了，各连排练节目的知识青年们都上阵了。
同宿舍的小邱平时埋头干活，积极上进，她鼓励我上台唱样板戏，我嗓子不行，一推再推，小邱鼓励我，答应和我一块唱。
我们决定唱样板戏《红灯记》里李奶奶的那段“革命的火焰一定要大放光芒”四句唱词，这四句唱词，拖腔长一些，我们的先合练一下。
道哪儿去练呢？天黑了，我们来到宿舍后面，冲着黑黑的夜空，唱了一遍，小邱唱的字正腔圆，合练了一次，居然成功了。
别看我们俩行李挨着住，零距离接触了好几年，到了这时，我这才知道小邱原来是票友一级的。
又练了一遍，铁定没问题了，我们也练的够呛了。就赶紧跑了回来。就这样在大食堂的舞台上演出了。
按现在的说法，就是“票友下海”了。那可是够稀奇的，很少有两个“李奶奶”同台清唱的。
“好了，这个事情局说到这里吧。”肖朝阳拿过茶杯喝了一口茶，看着他们这些情同手足的战友笑着说道。
“肖书记，能不能在给我们讲一个？”这时，吴题似乎还不够过瘾的说道。
这可真好合了胡安娜的心意，她不动声色地飞快地转过头去看了自己的这位同事一眼。
肖朝阳一听，就转过图区看了一下外面的天色，看到时间尚早，既然他们喜欢听，让他们多知道一些过去的事情，也是一件好事。
这样想着，于是，肖朝阳就又喝了一口水，清了一下喉咙，笑着说道：“就再满足一下你们的要求。”
说完话，肖朝阳回忆着就又开始往下讲了：
那是三十六年前三月的一个夜晚，蒋玉兰和她的一匹年龄相仿的十八九岁的少男少女们，登上了去苏北的客轮。
他们的目的地是位于江苏某地的某一个农场。路程并不遥远，但他们下客轮，上汽车，下了汽车再转场部的拖拉机，足足用了二十多个小时，终于来到了连队。
迎接他们的是一个荒芜的滩涂。在这里他们开始了自己的之情生涯。
蒋玉兰所在的寝室是一个五十平方米的破旧草屋，要容纳二十五个知青的生活起居。每人每天可以凭票在连队的老虎大灶上打一瓶开水，洗脸，洗脚，喝茶就全靠它了。
十天半个月可以洗头洗澡。
有一年夏天，队里的老虎灶坏了，几天没有供应热水，男生们还好，收工回来往河里一跳就没事了。女生们可就不能忍受这滋味了，
蒋玉兰灵机一动，想到了学过的电工原理，就用两块铜片接上正负极的电线，再用移开瓷片隔开，把电线缠绕起来放在灌满水的搪瓷盆内加热，和现在的电热壶差不多。
这样的做法是很危险的，但女生们还是纷纷仿效。消息传到了大队部里，蒋玉兰因此被罚了十元钱，这可相当于大半个月的工资啊。
蒋玉兰这批是后来的小知青，跟老知青们相比，生活条件已经相对有所改善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老知青们来到这片黄海滩涂时，四岔河，华远荡，东大滩荒无人烟，蒿草遍野。没有一间可以用来住居的房屋，没有一条可以行车的路。
知识青年们就自己割芦苇茅草盖房子，睡在潮湿的地上，夏天蚊子肆虐，冬天寒风刺骨。
农场劳动是很费衣服的。知识青年们衣服最容易破的地方就是肩膀和膝盖出了，这些地方都是补丁家补丁了。尽管穿的又破又烂了，但他们还舍不得丢掉。
他们的脸被晒得黝黑黝黑的，与当地的农民没啥两样了。但是知识青年们穿的衣服的款式与农民不一样，总是特别一点，好看一点，以至于影响到整个区域的人们的穿着。
除了参加生产劳动，知识青年们就用唱歌，吹口琴，作女红来打发时光，一台红灯牌半大题收音机就是当时最高级嘴奢侈的消遣了。
知识青年们一个个都是十七八岁，二十刚出头的人，正处在青春期，没有浪漫的花前月下，只有飞雪林地，落叶秋田，那些恋爱的男女不敢公开的出双入对，只有躲在帐幔里说悄悄话。
于是，大队部就组织了治保小组，隔三差五的去个寝室里检查，凡是被查到的就要被叫到大队部里去写检查。
蒋玉兰记得又一次，当时正值“批林批孔”运动的时期，大队部又搞突击检查，查到一对男女在帐幔里说话，大队的干部就问：“你们在干什么？”
那男青年急中生智脱口而出：“我们俩在一起批林批孔。”
从此以后，“批林批孔”就成了恋爱的代名字。
局当时的农场党委副书记介绍，当时，在一九六八年六月，接纳了第一批上海的知识青年。一九七三年初开始独立建制，农场临海，位于东段，他的北面在一个港口，难免道一条茅河，以茅河与中子和交叉的四忿村为中心，如一条狭长的飘带横亘在黄海岸边。
来这里的知识青年们有好几批，第一批是一九六八年道一九七二年的老知青，第二批是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八年的上海小知识青年们。
这也是知识青年聚集的高峰期。五万人的农场生活，有南往北依次分布。起个分场，近百个大队（连队）交叉铺排在黄海岸边，形成了一道独特的知青风景带。
最后一批是一九八零年后从新疆转来的上海知识青年。在这四十年中，八万上海知识青年先后在这里从事农场建设。
一九七五年，农场公布第一批稳定的干部名单，共有一百八十一人，他们中的多数人在回到上海以后，走上了各条战线的领导岗位。
“我们应该算是第四代农场人了。”蔡峰是一九九三年从南京林业学校毕业后来到农场的。
农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招收高校毕业生。
走出农场的知识青年们始终未能忘记这片魂牵梦绕的土地，近年来就有数万知识青年开始了集体回归。
农场内，有一片苏式建筑，叫华远荡，是由苏联专家设计建造，是当年农场场部的所在地，八万上海知识青年的大本营。
现如今，场部旧址已经建成了上海知识青年纪念馆对外开放。旧报纸、老照片、知青日记、老虎灶、上海手表、木刻宣传画、日常生活用品……过去的岁月风尘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里。
展览馆的内部展示着一些存折，这些都是当时急于回城的知识青年们落下的，工作人员在清理宿舍时重新发现了它们。
战友相逢，依稀还能辩出年轻时的模样，还鞥叫得出对方的小名绰号。你是“毛头”，你是“部长”，你是“小五子”，你是“阿七头”……
刘淑玲记得在当时她所在的连队里有一个眼睛深度近视的男生，大家都叫他“架梁”（就是戴眼睛）。
四十年后再相聚，他透露了埋藏在心底里多年的秘密，他是家中的独子，那是为了能经常回上海，不知道摔坏了多少副眼睛。
那个时候，配眼镜是一件很麻烦的事情，要等上半个月才能交货，眼镜摔碎了就有理由请假了，一般可以有一个月的假期。大家都很羡慕。
七三届知青稽延祚回忆起那段青涩的时光是，带着上海人的诙谐说道：“我是做梦也没想到，会有小姑娘看中我噢。这天刚刚吃好饭，我在‘暗来细’（暗淡）的蜡烛光下看《艳阳天》，‘勒没尚’（突然间）阿拉班长寻我，伊‘硬劲’（执意）要我出去谈‘事体’（事情），不过面孔有点‘色特嘻嘻’（蛮滑稽）的。
伊神秘的告诉我，有个小姑娘想跟我做笔友，伊是看了侬写的文章，才有‘各’（这）种想法的。我听了后，真是蛮激动地。‘脚花有点乱’（有点站不稳），我是长‘戒’（这么）大，‘还母么有鞋里个小姑娘’（没有那个女孩）会得‘吃我’（对我有意思）。
这个辰光我真是开心的不得了了。我用力拍了拍自己的‘额角头’（脑门），确认不是‘了勒捏鼻头做梦’（不是做想入非非的梦），朋友不是要‘轧’（处）是另外‘一张’（一件）事。这主要是我所有做的努力得到了人家小姑娘的认可啊。
不过，‘骨头是不好轻的’（不能骄傲自满的）。”
农场内，当初成排的知青小屋依然还在，那些曾经亲手栽下的小树已经枝干沧桑。
老知青们说：“五十年代住工棚，六十年代住草棚。”
小知青们说：“其实你们一眼就能看出来，七十年代农场房子是青瓦，现在能看到的一片红瓦房都是八十年代初期盖的。”
数千万的年轻人扛着红旗，唱着赞歌离开故乡，成为人类生存景观中最独特的迁徙图景，而这一切，以纪念馆的方式凝固成永恒的风景。
一批批的知识青年来了又去，去了又来。张金明这一下去就是四十四年。自从十六岁下方道新疆后，他再也没返城。
在新疆，张金明娶妻生子，提干做了副连长。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是知青返城的高潮，上海一下子接纳不了这么多人，农场就开始成为知识青年的中转站了。
一九八二年，第一批从新疆过来的知识青年一百二十四户来到农场，张金明拖家带口来到这里时已经是三十多岁，有两个孩子了。
后来，知识青年们陆陆续续迁回上海，妻子和儿子也回到了城里。张金明却作为骨干留下来继续建设农场。一待就是将近三十年。
明年十月，他就要从农场社区管委会的岗位上退休下来，回到上海去与妻儿团聚了，他的离开，意味着当年的八万知识青年已经全部返回了上海。
在张金明的记忆中，早先的农场就是一大片荒滩，到处有路没路走，到处有水不能喝，到处是草没柴烧。
交通也极不方便，回一趟上海谈何容易。有人形容，鸡还没有叫就出发，狗叫了还没到。
弄仓没有班车，路途再远也只能步行。天还没亮就得起来，要么从农场乘长途汽车到无锡，再才能够无锡坐火车到上海。
要么从岔河口成汽车到南通港，下午三点的船，能不能买得到票还要碰运气，如果顺利，道晚上十一点钟就能到上海了。要是运气不好的话，就只得在南通呆一个晚上了。
农场条件艰苦，留下的知识青年不多，留下来的是已经和农场的工作人员或者和本地人结了婚的。现在大都哎五十开外，过了退休年龄了。
作为年龄最小的上海知识青年，当时的张金明也有过无奈，有过失落，但他很快坦然的接受了现实。
用他的话来说：“哎这里也就是在家里。”
农场的职工大都持着上海的户口，享受着上海市的各项政策。
在世博会期间，上海市政府想每一户家庭派发一张门票和二百元交通纪念卡。五月十五日，农场的职工也拿到了世博会门票和交通卡。
“好了，这个事情就讲到这里吧。不过我的在一次申明，这不是我的经历，是我的朋友的经历。”向朝阳笑着说道。
“我们有没说是你的亲身经历。”胡安娜微微一笑说道。
“是啊，是要是跟你有关的就是了。”李军也笑着说道。
“好了，时间差不多了。肖书记，我们回去了。”这时，秦德胜笑着肖朝阳笑着说道：“你们也早点儿休息吧。”
肖朝阳起身把他们送到大门口，回来后有来到父亲肖银川的身边陪着他继续闲聊。这时，肖迎春也蹦跳着来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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