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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七章、四方乱云起(中)
崇祯六年(永和元年)四月,南直隶,南京
——跟北京一样,作为大明帝国的另一座首都,在南京城内同样有着一座气势恢宏的宫城。这是一座南北长五里、东西宽四里的巨大建筑群,四周围绕着高大的红墙,屋顶的明黄琉璃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在宫城之内,以承天门为界,门以北是紫禁城。穿过端门、午门走进去,迎面依次矗立着“奉天”、“谨身”、“华盖”三座大殿。东西两侧还分别建有“文华殿”和“武英殿”,以及“文楼”和“武楼”。这是皇帝接受百官朝觑和举行大典的地方。而“三大殿”以北,一直到后宰门,则属于“后廷”范围。那里面另有许多名称各异的宫殿,还有一座御花园,皇帝的日常生活起居都在那里。
除了紫禁城的这一部分之外,在宫城的南面,有一条宽广的御道从承天门外的五龙桥,笔直向着宫城的正门——洪武门伸展开去。御道的东侧,分布着除刑部之外的吏、户、礼、兵、工等五部衙门,以及宗人府、鸿胪寺、钦天监、太医院等若干次要政府部门;御道的西面,则是大明帝国的最高军事机构,五军都督府,以及锦衣卫、通政使司、太常寺等衙门的所在地。
然而,这么偌大一座辉煌壮丽的宫城,自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之后,却已经被荒废闲置了二百年的漫长岁月,到如今早已萧条破败,完全不复昔年的气象了。自从永乐皇帝之后,除了正德帝曾经下过江南之外,其余历代大明天子基本都没有离开过北京,到这南方的留都来巡幸。
如此一来,因为主人常年不在的缘故,南京紫禁城里的宫殿自然是大多荒废失修,到明末都已经差不多变成废墟了。甚至就连那些一直有官员派驻的南京各部衙门,除了少数几个门堂,因为有官员到部视事办公的缘故,所以收拾得还算整齐外,大多也是任凭墙垣倾圮,无人过问。一派衰败不堪的模样。
虽然眼下的南京朝廷已经拥立了永和帝朱以海,使得这座宫殿再次有了一个主人。但东林党集团素来都是以偷税漏税为己任的,哪里舍得掏出几百万两银子的巨款,给自己拥立的这个新皇帝整修宫殿?
因此,跟过去的闲置年月相比,此时的南京紫禁城依旧没有多少变化。承天门的朱红色宫墙依然到处都布满了剥落的痕迹,显得斑斑驳驳。城楼的屋顶上更是长满了郁郁葱葱的小树和野草,显然是很多年都没有清理过了。宫门口总算是站着几个太监和卫士,但也一个个都没精打采的,看不出半点皇家气象。
此时,整个紫禁城内唯一被稍事修葺的文华殿里,曾经的鲁王次子,如今的永和帝朱以海,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掉漆开裂的御座上,完美地扮演着泥塑木偶的角色,眼巴巴的看着南京众臣在下面唇枪舌战。
似乎是由于时局危殆的缘故,丹墀下面的诸位士大夫全都火气暴躁得很,再也顾不上什么斯文体面了。
当然,也更加顾不上对朱以海这个傀儡皇帝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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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眼下的南京小朝廷虽然还没有被人兵临城下,但处境也已经是非常不妙了。且不说北有闻香教妖人,南有澳洲髡贼,西有崇祯先帝虎视眈眈,即使是残余的江南方寸版图,也同样是骚动不安。
——如今大明境内钱财最多的地方,自然是南直隶和浙江北部这一片工商业发达的江南沃土,家累万金的巨富比比皆是。但宋朝的“苏湖熟天下足”,却已经是过去式了——如今苏、湖一带的乡村多种桑树,采桑养蚕,其获利远胜于种植水稻。因此,在明朝的时候,已经进入了“湖广熟天下足”的时代,湖广、江西二地在得到充分开发之后,便取代江南成了天下粮仓。即使是号称富饶的江南鱼米之乡,也要靠湖广、江西、两淮这些地方的粮食输入,才能满足大批非农业人口的基本需要。
可问题是,在各路穿越者的暗中扶持、养寇自重之下,自从崇祯初年开始,赣南农民起义军的声势就日渐猖獗,对江西的粮食生产和输出造成了很大破坏。而鉴于闻香教起义军在淮南淮北整整一年的横行肆虐,两淮的粮食同样也没了指望,所以就使得江南这片“鱼米之乡”,愈发要仰赖湖广的粮米输入。
然而,如今这条对江南小朝廷而言性命攸关的湖广粮道,却被人给切断了。
——本月初,废帝崇祯驾临武昌,接管湖广行省军政大权,同时下令封江,禁绝对下游的粮食输出。
于是,这个噩耗刚一传到南京,整个江南水乡就一下子炸开了锅。
虽说眼下乃是青黄不接的时节,夏粮还要几个月才能收割,本来就不会有多少粮商在这个时候去湖广进货,但架不住这个利空消息带来的市场恐慌效应啊!一时之间,成千上万的市民都拿出了珍藏的银钱,去抢购粮食囤积在家里,无形中进一步推高了粮价。此外又有不少奸商趁机囤积居奇,制造谣言,疯狂炒作……结果就导致南京市面上粮价最高的时候,一度被炒到了糙米十六两银子一石的地步!
不仅进口粮食遇到困难,出口商品的渠道同样不畅——自从澳洲髡贼大举侵袭浙江以来,虽然其兵锋眼下暂时止步于杭州,没有继续进犯南直隶。但其水师却以嵊泗列岛为基地,在长江口展开远程封锁,拦截和扣留任何胆敢出海的船只!至于往长江上游销售棉布等物的商路,同样也被崇祯帝的封江令给切断了!
——进口粮食无货源,出口商品被封锁!而且四面都被强敌环绕……如此沉重的军事和经济压力,顿时就让这个诞生不到半年的小朝廷不堪重负!一时之间,苏州、松江和无锡等地的纺织工场纷纷破产,成千上万的市民失业,而急剧暴涨的米价,又让各地市井间相继发生抢米骚动。而与此同时,还有起码三四十万战争难民,从杭州一带仓皇北逃,滞留于湖州、嘉兴等地,给当地带来了巨大的治安隐患和社会负担。
这一系列噩耗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南京城内的粮食一日三价,仿佛钻天猴一般节节攀升。整个江南地区哀鸿遍野,怨声载道。不但是老百姓吃不起粮食,就连普通的小官小吏每日都只能喝粥度日。
面对着如此严峻的考验,南京小朝廷的首辅周延儒一时间焦头烂额。作为曾经在崇祯皇帝手下当过首辅,执掌过天下大权的职业政治家,他当然不会不明白粮价高涨对统治秩序的威胁。可南京的东林党集团当初之所以拥立这个名不正言不顺的永和帝,就是为了尽可能地不交税。所以南京的户部早已把能免的赋税都免了,这会儿更是连老鼠都要哭着从国库里搬出来,哪有储备的粮食来抑平粮价?
于是,在没有任何粮食储备的情况下,被逼急了的周延儒一度发了狠,派出锦衣卫大肆锁拿哄抬粮价的奸商。可结果却是雷声大雨点小——朝廷群臣对此集体跳反,几乎是以倒阁为威胁,逼着周延儒收回了上述“乱命”:炒作粮价牟取暴利的所谓奸商,正是东林党背后的大金主,哪里是这个小朝廷能打压的?
——从诞生之初开始,南京永和帝朝廷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政府。不仅所谓的永和皇帝乃是东林集团的傀儡,即使是朝廷之上的阁老尚书,同样也必须为了江南缙绅大户的利益而服务。这听起来有点像是后世美国财团与政府的关系,但明末的缙绅可要比美国财团的掌舵人更加眼光短浅,也更喜欢作死……
无奈之下,周延儒只得在朝堂上声泪俱下,企图劝说诸位东林君子和他们背后的金主稍微收一收手,不要在这种时候继续爆炒粮价发国难财了!否则的话几乎是铁定要引发民变,搞得不可收拾!
但如此毫无底气的软弱抗议,自然被诸位铁面无私的君子们毫不客气地顶了回去——朝廷最终决议,留都南京即日起进入戒严状态,严厉弹压一切哄抢粮铺的奸邪乱民……同时召回督师扬州的兵部尚书吕维祺,放弃江北的扬州等据点,把江北的一万多兵马撤回来,以备应对可能爆发的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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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讨论完了粮价的问题,并且决定任凭百姓饿死之后,朝堂众臣又开始讨论起了更加严峻的军事问题。
——随着大半个浙江省的沦陷,扣除那些不能动的城防部队之后,南京永和帝朝廷名下真正具备一定战斗力的野战军团,已经只剩了督师扬州的兵部尚书吕维祺手下的一万多兵马。
虽然之前已经决议放弃江北的土地,依靠长江天险和南京水师,暂时可以不用考虑闻香教妖人的威胁。但即便如此,吕维祺尚书也没有办法只靠这点兵力,同时对付西边的崇祯废帝和东边的澳洲髡贼。更别提朝廷还必须在南京也保持一定的机动兵力,以便于弹压江南各大城市随时可能爆发的抢米骚乱。
在这种情况下,扩军备战自然就成了南京朝廷的当务之急,以及压倒一切工作的重中之重!
“……如今朝廷疆土日蹙,只剩东南一隅,且四面皆有强敌,不能不倾尽财力以招募兵士……”
尽管刚刚在平抑粮价的问题上被狠狠地打了脸,但本着身为朝廷首辅的责任感,周延儒还是硬着头皮抛出了他刚刚构思出来的扩军计划——在松江、苏州等纺织业重镇张榜募兵十万,一方面用以充实南京的京营和孝陵卫等几个重要据点,另一方面也是给当地的失业织工一条生路,免得他们聚众骚乱……
但钱谦益立刻就提出了反对意见,他振振有词地说,自古以来若是想要练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就需要从农民中征兵,因为乡下人胆小老实、吃苦耐劳、服从命令,而城里人多半是有着一身的商贩习气,吃不得什么苦,而且更擅长偷奸耍滑……因此还是在较为贫瘠的皖南山区募兵为好。
对此,朝中众臣纷纷附和,在他们心里大多存在着一个固定的思维模式,即越穷越能打,越富越窝囊。比如蒙古鞑子和辽东建奴,若不是生长在穷山恶水,穷得只剩下一条命,怎地会如此凶悍?
以此类推,江南富庶之地的市民,必然大多孱弱奸猾,临阵不敢迎敌,所以还是到皖南山区去募兵为好……当然,松江、苏州的失业织工也不能不安抚一二,就把他们都抓去给官军当苦力吧!
于是,周延儒只得捏着鼻子修改了募兵计划,然后提出了真正的重头戏——要钱!
按照他的计算,募集和训练十万军队,并且驱使他们上阵打仗的花费,最起码也需要五百万两银子!
因为如今南京朝廷的武库里几乎是什么都没有,连军械和袍服都要临时赶制,此外还需要铸造大量的火炮。而如今南京的国库基本都是空的,文武百官的俸禄都拖欠了一个月,这笔巨款就只能从缙绅们头上搜刮了,想要提高农税田赋都没用——江南地区乃是东林党缙绅的大本营,农民要么依附在世家官宦手底下,要么就是这些人的佃户。这里的自耕农就跟大熊猫一样稀有,即使榨干了也敲不出几个钱来。
听说居然要这么多的钱,朝堂上的诸位东林君子立刻就跳了起来,口口声声斥责周延儒横征暴敛,残苛害民……但周延儒表示他实在是没办法,想要拉出一支能打仗的军队,就必须大把地砸银子下去才行。
——无论在哪一个时代,哪一个国度,建立和维持一支正规化职业军队的花费,都是相当巨大的。
首先,这需要召集大批壮丁,并且给每个新兵付一笔安家费。
其次,刚刚招募过来的人,还不能被称为真正的士兵,必须进行军事训练,为此就要聘请教官、建立训练场、提供食宿和器械,花很多钱供养这些训练中的“准士兵”。
再次,在训练完毕之后,这些士兵依然需要发放军饷,需要装备军械,需要服被、住所等各种福利,这都是和平时期也不可缺少的经常性开支。
然后,真正到了战时,各项开支更是如潮水一般涌来——像弹药、箭矢之类,固然是绝对的海量消耗品;而枪械和刀剑的使用寿命,其实也相当有限,最多打上两三次战役就要替换。
此外,为了维持部队的战斗力,还要购买建筑材料来修筑要塞,雇佣商船、车队来运输给养,准备药品和医生来治疗伤患……无论是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意味着天文数字一般的可怕开销。
最后,伤亡的士兵要发放抚恤金、烧埋费,年老的士兵还要发放一笔退休金。
综上所述,当某个国家进行大规模的扩军,职业军队数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些消耗就会迅速变成了足够拖垮财政的恐怖支出。不管是再怎么丰厚的国库,都会在很短暂的时间内被彻底搬空。对于实际货币收入相对贫乏的传统农业国家而言,这个矛盾更是尤为突出。
因此,所谓的兵贵胜,不贵久,绝非是一句泛泛之谈那么简单。
而军队中的贪污腐败,还会进一步加剧这一消耗速度——偏偏明军的贪污腐败程度,足以让任何人感到绝望。这五百万两银子的预算里面,能够有一百万两银子被用到实处,就已经是谢天谢地阿弥陀佛了。
可即便明知会有如此的贪腐,朝廷也必须捏着鼻子把军费拨发下去,否则情况只会更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