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札马鲁丁多才多艺，学识渊博，不仅精通天文历法，而且还是一位卓越的地理学家。至元二十二年（公元1285年），元政府决定编修全国地理志，由札马鲁丁负责从各地调来一批地理学家和工作人员，经过18年的努力，完成了600册、1300卷的《大一统志》。同年他又领导绘制了全国彩色大地图。
札马鲁丁对我国元代的科学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名垂星汉的郭守敬元代的科学家层出不穷，但是要论其中的杰出代表，必然首推“学究天人”的郭守敬。
勤奋治学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以前，就重视吸收汉族的读书人，帮助筹划朝政大事。他重用一个汉族谋士刘秉忠。忽必烈称帝和定国号为元，都是刘秉忠的主意。后来，刘秉忠又向忽必烈荐引了一些朋友、学生，也一个个担任了元朝初年的重要官员。其中有一个是元代著名科学家郭守敬。
郭守敬是邢州（今河北邢台）人。他祖父郭荣学识渊博，不但通晓经书，对数学、天文、水利等都有研究。
郭守敬少年时候，在祖父的影响下，对科学发生浓厚的兴趣。那时候，刘秉忠和他的朋友张文谦等正在邢州西南紫金山讲学，郭荣把他孙子送到刘秉忠那里学习。郭守敬在那里认识了许多爱好科学的朋友，学问就长进得更快。
不吃闲饭忽必烈统一北方以后，为了发展农业生产，决定整治水利，征求这方面的人才。张文谦把郭守敬推荐给忽必烈，忽必烈很快就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召见郭守敬。郭守敬对北方水利情况十分熟悉，当时就提出六条整治水利的措施。
忽必烈听了十分满意，每听完一条，就点头赞许。最后，他很感慨地说：“让这样的人去办事，才不会是摆空架子吃闲饭的呢。”接见以后，就派郭守敬担任提举各路河渠的职务，经办河道水利的事。
过了两年，郭守敬又被派到西夏一带去整治水利。那里经过多年战乱，河道淤塞，土地荒芜，生产遭到严重破坏。郭守敬到了西夏，经过详细勘察以后，发动民工疏浚了一批原有的渠道、水坝，还开挖了一些新河道。不出一年时间，这一带九百多万亩农田灌溉畅达，粮食丰收，百姓的生活也都改善了。
为了加强大都到江南的交通运输，忽必烈又派郭守敬去勘测水路交通情况。经过郭守敬的勘测、设计，不但修通了原来的运河，还新开凿了一条从大都到通州的通惠河，这样，从江南到大都的水路运输，就畅通无阻了。
钓鱼图万世历表元世祖灭南宋以后，更加重视农业生产的恢复。农业生产要利用历法。过去，蒙古一直使用金朝颁布的历法，这种历法误差很大，连农业上常常使用的节气也算不准。元朝征服江南以后，南方用的又是另一种历法，南北历法不一样，更容易造成紊乱。元世祖决定统一制订一个新历法。他下令成立了一个编订历法的机构，名叫太史局（后来叫太史院）。负责太史局的是郭守敬的同学王恂，郭守敬因为精通天文、历法，也被朝廷从水利部门调到太史局，和王恂一起主办改历工作。
修订历法工作一开始，郭守敬就提出：研究历法先要重视观测，而观测必须依靠仪表。原来从开封运来的有一架观察天象的大型浑天仪已经陈旧不堪，得不到可靠的数据。郭守敬设计一套新的仪器。他觉得原来的浑天仪结构复杂，使用不方便，还创制了一种结构比较简单、刻度精密的简仪。他制作的仪器，精巧和准确程度都比旧的仪器高得多。有了好的仪器，还要进行精确的实地观测。公元1279年，郭守敬在向元世祖报告的时候，提出在太史院里建造一座新的司天台，同时在全国范围进行大规模的天文测量的打算。这个大胆的计划马上得到元世祖批准。
经过王恂，郭守敬等一起研究，在全国各地设立了27个测点。最北的测点是铁勒（今西伯利亚的叶尼塞河流域），最南的测点在南海（今西沙群岛上），选派了14个监候官员分别到各地进行观测。郭守敬也亲自带人到几个重要的观测点去观测。各地的观测点把得到的数据全部汇总到太史局。郭守敬根据大量数据，花了两年的时间，编出了一部新的历法，叫《授时历》。这种新历法，比旧历法精确得多。它算出一年有365.2425天，同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只相差26秒。这部历法同现在通行的格里历（即公历）一年的周期相同。但是郭守敬的《授时历》比欧洲人确立公历的时间要早302年。名副其实的维吾尔清官维吾尔族出现了大批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首屈一指的就是元初的名臣廉希宪。
以“廉”为姓廉希宪的父亲在元朝的太祖成吉思汗、太宗窝阔台和世祖忽必烈三朝做官，居官清廉，执法公正，功劳卓著，死后追封为魏国公。在蒙古大汗窝阔台三年，即公元1231年，廉希宪的父亲被任命为燕南诸路肃政廉访使，也就是主管司法刑狱和官吏考科的长官。
任命的当天，次子希宪刚好出生，他非常高兴，对家人说：“古时候有人用官职为姓氏，上天大概是要我以‘廉’字为宗族的姓吧。”从此，他的子孙便都用“廉”为姓。
“廉孟子”
廉希宪字善甫，从小就很热心读儒家的经书和历史，刻苦而认真。经过数年的苦读，他成了一个学问很深的青年，这时正好忽必烈在到处招贤纳士，听人说廉希宪学识渊博，就召他入邸为臣，对他很是器重。
进入忽必烈的府第后，廉希宪仍然苦读经书。一次，他正专心地读《孟子》，忽必烈派人来叫他，他揣着书就去了。忽必烈见他拿着《孟子》，就问他书里讲些什么，他便将孟子的人性本善、见利忘义、仁义爱国等思想讲给忽必烈听。忽必烈听了很高兴，对他赞不绝口：“真是一个廉孟子啊！”从此，廉希宪就以“廉孟子”著称，成为当时一大名人。
在公元1260年，即中统元年，忽必烈继承了蒙古汗位，在廉希宪等人的辅佐下，击败争夺汗位的阿里不哥。后来他就任京兆道宣抚使。两年后，担任中书省平章事，成为宰相之一。廉希宪还担任过北京、江陵的行省长官，在公元1280年，廉希宪病逝，年仅49岁，可谓英年早逝。
以廉闻名廉希宪不但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而且品格也很高尚，一向推功揽过。志元七年（公元1270年），因为释放被诬陷入狱的尼赞马丁，惹恼了忽必烈而被罢官。忽必烈很快又后悔了，问侍臣他在干什么，侍臣说他还在闭门读书。忽必烈听了，就叹息道：“读书确实是朕曾经倡导过的，但是读书不用，还不如不读。”一向忌恨廉希宪的阿合马害怕廉希宪东山再起，于己不利，就趁机说：“他哪里是在读书，不过是在整天吃喝玩乐！”忽必烈听了脸色大变，怒斥道：“胡说！希宪清贫廉洁，人人皆知，拿什么吃喝？”不久，忽必烈就起用廉希宪任北京行省长官，镇抚辽东。后来，廉希宪到新平定的长江重镇江陵去做行省长官。他临行前辞谢了忽必烈所赐财物，冒着酷暑直奔江陵。到达后就立即下令禁止抢劫百姓，开始兴利除弊。他又安抚商人照常营业，使军民相安以处，官吏各司其职。然后登记原来的南宋官员，量才授予官职，从没有一点猜疑之心。他为了安抚地方，专门下令：凡是杀害俘虏者一律按杀害平民治罪；俘虏如果患病被遗弃，允许人们收养，病愈后原来的主人不能索要；开掘城外御敌之水，灌溉得到良田数万亩，分给贫民耕种，发放粮食，救济饥民。
地方秩序刚刚稳定，廉希宪又大力兴办学校，他还亲自讲课，训导激励学生学以报国。这使当地很快出现了勃勃生机，远在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首领和重庆等地的宋将都闻风来降。皇帝得到消息后，感慨地对侍臣说：“先朝用兵不能得地，现在廉希宪不用一兵却让几千里外的人奉送土地，廉孟子不虚其名啊！”
两袖清风廉希宪官虽然做到了宰相，但为国效力却始终保持着清廉作风，俸禄之外从没有贪私之物。走到哪里都是随身带着一张琴和几箱书，没有其他私产，更不用说金银财宝了。归顺元朝的南宋将官都带着很多金银去见元朝的地方长官，廉希宪对此深恶痛绝。他向送礼的人说：“你们送的东西，如果是自己的，我收了便是不义；如果是公家的，你们拿来送礼，就是盗窃国财，我收了便是贪赃；如果是从百姓那里搜刮来的，就要罪加一等了。”说得送礼的人无地自容，惭愧得不知说什么好。
在公元1277年，廉希宪被召回京，江陵百姓拦路哭送，后来又建立祠堂纪念他。回到北京后，他随身携带的东西仍然是琴和书。
第十五章
一世英名回京两年之后，廉希宪病重，皇太子派人去探望，并请教治国之道。廉希宪请求太子劝谏皇上赶快除去贪赃误国的阿合马一伙，以免后患无穷，祸及国家。身为廉吏，廉希宪对专权纳贿、肆意掠夺民产的阿合马一直心存戒备，恨自己不能为国锄奸。两年之后，阿合马被义士王著杀死，罪行暴露，忽必烈立诛其党羽，罢撤扰民衙门171所，为国除了一大祸害。临终时，廉希宪仍然不忘叮嘱儿孙谨守清廉：“你们知道狄梁公吧，梁公有大节殊勋，但儿子却玷污了他的清名，你们要谨记为戒！”狄梁公即唐朝名相狄仁杰，死后其子贪暴，百姓愤而毁了狄仁杰的生祠。廉希宪的六个儿子都时刻遵守父亲的遗训，为将为相都能清廉自守。元朝追封廉希宪为魏国公，赠清忠粹德功臣、恒阳王等荣誉称号，谥号为“文正”。这个谥号是对大臣功劳的最高评价，历史上得到这个谥号的人很少。思想与宗教的繁荣元带给世人惊奇的不仅有稳定的政治，而且还有它的思想与宗教的繁荣。
理学的发展蒙古灭金后，北方虽然有很多儒士，但理学思想的广为传播还是赵复被俘到北方之后的事。赵复，字仁甫，德安（湖北安陆）人，人称江汉先生，是朱熹门生谢梦先的学生。公元1234年，他被蒙古军俘至燕（今北京），受到忽必烈的召见。后来在燕京设立了太极书院，专门请他讲授程朱理学的书目、宗旨、师承关系，培养了一大批理学家。
许衡、刘因、吴澄被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许、刘主朱学，吴则调和朱、陆二派。三家虽互有矛盾，但基本观点完全继承宋代理学，并无多少创造。儒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官方哲学，在元朝同样受到最高统治者的称颂。元武宗给孔子加上了“大成至圣文宣王”的头衔。元朝统治者把儒学定为“国是”，从朝廷考试到州县学校的教学，一律以程朱对孔孟理论的注释为准，把朱熹的《四书集注》称为“圣经章句”。
反理学的斗士尽管元朝统治者提倡理学和其他宗教思想，在元代思想界中仍然出现了一些反对理学的思想家。邓牧是其中突出的一个。
邓牧，字牧心，号文行，又自号“三教外人”，浙江钱塘人。南宋亡后，他隐居余杭大涤山中的洞霄宫，不仕元朝，是个有民族气节的思想家。他著有《伯矛琴》一书，猛烈抨击暴君酷吏。
他指出，皇帝是最大的掠夺者和剥削者，大小官吏都是吃人的豺狼。他还描绘了一个理想国，在那里有皇帝也有官吏，但都是民选出来为群众办事的人，而不是特权阶级。在理想国里无战争，人人劳动，自食其力。
邓牧这种乌托邦思想，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只能借用老聃的“小国寡民”的思想作为他的思想武器，终于陷入逃世的幻觉之中。
古代风景画鉴赏宗教的兴盛从成吉思汗以来，蒙古统治者信奉传统的萨蛮教，但对其他各种宗教，也都采取宽容态度，只要不危及其统治，都予以保护和利用。
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西藏原有的本教相互影响、融合而形成的一个教派，在11世纪至13世纪期间，由于吐蕃新兴封建领主的支持，日渐兴盛。
自元世祖起，元朝历代皇帝后妃都尊喇嘛为帝师，并亲自受戒。因此，喇嘛们受到特别的尊崇和优待。
佛教在内地的各宗派，在元代也都十分兴盛。元代刻的佛教大藏经在佛教经典的传布上是一件大事，后来的明藏、清藏，都是以此为基础而修纂的。元代的道教，除了张天师的嫡系称为正一教外，还有全真教、真大道教和太一教等流派。全真教势力最大，教主丘处机（长春真人）曾应成吉思汗之召到过中亚等地，其弟子李志常据实写了一部《长春真人西游记》，是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珍贵史料。
不仅本国宗教得到了极大发展，外来的宗教也在元朝获得了一席之地，这在中国历史可谓少有。元代把基督教称为也里可温，亦称也立乔，意为信仰基督之人。元代中国的基督教有两派。一派是聂士脱里派，是随着波斯商人由泉州、广州各沿海城市传入内地的；另一派是天主教的圣方济各派，在公元1292年前后，教皇曾派遣意大利传教士约翰·孟德高维奴来北京传教，任第一任天主教总主教。元代基督教在全国各地都有信徒，在沿海城市和内地都有教堂。
伊斯兰教在元代也是随着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东来的。他们信奉伊斯兰教，散处各地，元人称之为“回回”。其传教士在元代官文书中称为答失蛮。此是波斯文音译，意为学者。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际逐渐传入，而在元代也有所传播。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三世纪时创造的宗教，吸收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资料而形成自己的教义，七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
元代泉州一带有摩尼教活动。婆罗门教在泉州曾建立寺院，俗称番佛寺。犹太教亦称为“一赐乐业教”（即以色列的音译），在开封和大都都有他们的踪迹。《马可波罗行记》中就有关于犹太教徒的记载。马可波罗东游记忽必烈的努力使得元朝成为东方乃至世界的庞大帝国，由此吸引来更多的仰慕者。
漫游东方马可波罗的家乡威尼斯是一个古老的商业城市。他家祖辈也是世代经商，父亲和叔父常奔走于地中海东部，进行商业活动。公元1260年，他的父亲和叔父经商到过伊士坦布尔，后来又到中亚的布哈拉，在那里他们俩遇到了一个波斯使臣，并和使臣一起到了中国，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
公元1269年，马可波罗已经15岁，他的父亲和叔父从东方回到了威尼斯，他们从东方带回的动人见闻使得马可波罗既羡慕又向往，他也很想做一个商人漫游东方。
两年之后，马可波罗的美好愿望实现了。公元1271年，他的父亲和叔父再次动身去中国，决定带马可波罗同行，于是年轻的马可波罗以意大利威尼斯商人的身份，怀着了解东方的心情，踏上了东行之途。
他们由威尼斯起程，渡过地中海，到达小亚细半岛，经由亚美尼亚折向南行，沿着美丽的底格里斯河谷，到达伊斯兰教古城巴格达，由此沿波斯湾南下，向当时商业繁盛的霍尔木兹前进，继而从霍尔木兹向北穿越荒无人烟的伊朗高原，折而向东，在到达阿富汗的东北端时，马可波罗由于适应不了高原山地的生活，不幸病倒了，只好停下来疗养。
一年之后，马可波罗恢复了健康，继续前进。他们启行不久又面临翻越帕米尔高原的艰苦行程。
久病初愈的马可波罗，以坚强的毅力，克服了困难，下山之后来到喀什，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的西部边缘行走，抵达叶尔羌绿洲，继而向东到达和阗和且末，再经敦煌、酒泉、张掖、宁夏等地，费时三年半，于公元1275年夏抵达元代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多伦西北）。上都是忽必烈夏季避暑的行宫，正式国都定在北京，当时称为大都，以后马可波罗等人到达大都，并居住10多年。
半个中国人马可波罗到达大都时已经21岁，风华正茂，由父亲和叔父带着觐见忽必烈大汗。忽必烈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并留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马可波罗善于学习，很快熟悉了朝廷礼仪，掌握了蒙古语等语言。
忽必烈在和马可波罗的接触中，发现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因此对他很器重，除了在京城大都应差外，还几次安排他到国内各地和一些邻近国家，进行游览和访问。
根据游记记载，马可波罗出访过云南，他从大都出发，经由河北到山西，自山西过黄河进入关中，然后从关中逾越秦岭到四川成都，大概再由成都西行到建昌，最后渡金沙江到达云南的昆明。
他还去过江南一带，所走的路线似乎是取道运河南下，他的游记里有准安、宝应、高邮、泰州、扬州、南京、苏州、杭州、福州、泉州等城市的记载，其中在扬州他还担任官职3年。此外，马可波罗还奉使访问过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如印尼、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
荣归故里马可波罗和他的父亲、叔父在中国旅居约17年之后，于公元1291年初以护送元室阔阀真公主前往波斯，而离开大都顺路回国。
他们的回程取海道，从福建泉州出海，西南行，经爪哇，苏门答腊，斯里兰卡，马拉巴海岸，直驶波斯湾的霍尔木兹，自此登陆，经大不理士到特勒比遵德，由此坐船经伊斯坦布尔，于公元1295年回到了离别20余年的家乡威尼斯。
马可波罗漫游东方归来的消息，轰动了威尼斯，从社会名流到一般市民，争相看望他的人络绎不绝。马可波罗回家不久，威尼斯与热那亚两个城市，因为市场竞争，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
马可波罗为保卫自身和威尼斯的商业利益，奋勇加入了威尼斯的战斗行列。激战结果，威尼斯舰队大败，热那亚人获得胜利。马可波罗受伤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的监狱。
马可波罗因为从东方回来已经有点名望了，虽然禁锢在监狱里，监内监外，仍不断有人找他谈东方的事情，而马可波罗为消磨时光，也经常向同狱的人叙述东方各国的奇风异物。他的叙述，特别引起同狱人鲁思蒂谦诺的注意。鲁思蒂谦诺是比萨人，从小受到比萨文化传统的熏陶，精通法语，用法语写过骑士小说。他觉得马可波罗的游历见闻很有意思，如不写成书，那是非常可惜的。于是征得马可波罗的同意，将他的口述，用当时在欧洲流行的法兰西语记录了下来。
这样，一部举世闻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或称《东方见闻录》就诞生了。公元1299年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战争宣告结束，马可波罗被释放回威尼斯，从此，他经营商业，并娶妻成家，生有二个女儿，再也没有出外远游了。公元1324年当他临近70岁的时候，逝世于威尼斯。
《马可波罗游记》
《马可波罗游记》问世后，广为流传。600多年来，世界各地用各种文字辗转翻译，译本之多，可能超过了100种，另外，还有许多学者对照各种版本进行校勘注释，做了大量的整理研究工作。
古代风景画鉴赏《马可波罗行纪》共分四卷，第一卷记载了马可波罗诸人东游沿途见闻，直至上都止。第二卷记载了蒙古大汗忽必烈及其宫殿，都城，朝廷，政府，节庆，游猎等事。自大都南行至杭州、福州、泉州及东地沿岸及诸海诸洲等事；第三卷记载日本、越南、东印度、南印度、印度洋沿岸及诸岛屿，非洲东部；第四卷记君临亚洲之成吉思汗后裔诸鞑靼宗王的战争和亚洲北部。每卷分章，每章叙述一地的情况或一件史事，共有229章。
书中记述的国家、城市的地名达100多个，而这些地方的情况综合起来，有山川地形、物产、气候、商贾贸易、居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等，及至国家的琐闻佚事，朝章国故，也时时夹见其中。
马可波罗的这本书是一部关于亚洲的游记，它记录了中亚、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的情况，而其重点部分则是关于中国的叙述，马可波罗在中国停留的时间最长，他的足迹所至，遍及西北、华北、西南和华东等地区。他在《行纪》中以大量的篇章，热情洋溢的语言，记述了中国无穷无尽的财富，巨大的商业城市，极好的交通设施，以及华丽的宫殿建筑。以叙述中国为主的《行纪》第二卷共82章，在全书中分量很大。在这卷中有很多篇幅是关于忽必烈和北京的描述。
百科全书在《行纪》的第二卷，还对杭州有详细的记述。书中称杭州为“行在”，“天城”，称苏州为“地城”。“行在”是南宋时代对杭州的一般称呼，指帝皇行幸所在的地方；而“天城”、“地城”，也就是我国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一种译称。对于号称天堂的杭州，马可波罗更是赞不绝口，他《行纪》里记载杭州人烟稠密，房屋达160万所，商业发达，说：“城中有大市10所，沿街小市无数。”并说杭州人对来贸易之外人很亲切，“待遇周到，辅助及劝导，尽其所能。”又讲到杭州市容整齐清洁，街道都用石铺筑；人民讲究卫生，全城到处有冷热澡堂，以供沐浴之用，户口登记严密，人口统计清楚，对西湖的美丽和游览设施，书中更有详细的记述，马可波罗称赞“行在城所供给之快乐，世界诸城无有及之者，人处其中自信为置身天堂。”由于他对杭州特别赞赏，所以几次来到这里游览。
马可波罗是商人，每到一地，对于物产商业的情况很留心观察和记载。例如他旅行到我国南方的宝应、南京、镇江、苏州诸城时，便突出地记载了纺织锦缎绸绢工业，对宝应的记载是“恃商工为活，有丝甚丰饶。”又如他行经东南亚的印尼、斯里兰卡、印度时，也特别留心记载了各种各样的宝石、香料与珍珠。这些物品在历来的东西贸易中，西方商人一直视为珍品。
在《马可波罗行纪》中，还有专门的篇章谈元代通行的纸钞和中国使用已久之煤。马可波罗记述忽必烈在京城设有造币局，先以桑树皮制造纸张，然后以它制印纸币，这种纸币不但通行国内，就是在和外商贸易中也有流通。他还说到在中国北方亲自见到“有一种黑石，采自山中，如同脉络，燃烧与薪无异，其火候且较薪为优”。毫无疑问，这是说的我国境内蕴藏丰富的煤炭，其实我国以煤作为燃料，早在汉代便已经开始。马可波罗在这时还当作“奇异事物”来记述，说明欧洲在13世纪用煤还不普遍，而中国在元代则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马可波罗行纪》对亚洲其他地方，也有大量篇幅的描述。马可波罗东来中国，主要经过西亚，中亚等地，因此游记里载有不少这些地方的见闻。在中世纪，关于亚洲的知识，以往的旅行家没有一个比得上马可波罗记载的那样丰富。除亚洲外，马可波罗对东非海岸和北冰洋等地作了一些叙述，不过是根据传闻，并非亲临其地，所以许多记述往往与实际不符。但尽管这样，诸如东非海岸的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等地，则是由马可波罗第一次介绍给欧洲人的。
不朽的影响马可波罗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海陆兼程旅行家。他的著作，在中古时代的地理学史，亚洲历史，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诸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
马可波罗的游记在13世纪末年问世后，一般人为其新奇可喜所动争相传阅和翻印，成为当时很受欢迎的读物，被称为“世界一大奇书”，其影响是巨大的。它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引起了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也有助于欧洲人冲出中世纪的黑暗，走向近代文明。学术界的一些有识之士，更以它所提供的最新知识，来丰富自己的头脑和充实自己的著作。如公元1375年的西班牙喀塔兰大地图，便是冲破传统观念，摈弃宗教谬说，以马可波罗的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都是取材于《马可波罗游记》这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有很高科学价值的地图，以后地图多以此为依据。
古代风景画鉴赏马可波罗的游记对15世纪左右欧洲航海事业的发展也起了促进的作用，当时一些著名的航海家和探险队的领导人曾经读过马可波罗的书，并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和启示，激起他们对于东方的向往和冒险远航的热情。例如著名的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都津津有味地看过马可波罗的书。哥伦布小时候读了马可波罗的游记后非常钦慕中国、印度之文明富裕，特别是书中所载日本盛产黄金“其数无限”，“地铺金砖”，更是向往已极，正是商人贵族的这种“黄金渴望”驱使哥伦布立志东游，公元1492年起，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他率领水手接连几次远航，到达了中美和南美的东北角，哥伦布认为他所达到的地方就是亚洲的海滨诸岛，以为墨西哥就是马可波罗书中的“行在”，又把古巴岛当作日本，并登岸四处寻问有无黄金。他本来要去的地方是富庶的东方，而结果航行到了美洲，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哥伦布读过的那本马可波罗的游记，现在还保存于里斯本，书的边栏空白处有他作的许多摘要和注解，反映哥伦布阅读时多么认真，对它倾注的兴趣是何等浓厚！
马可波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欧洲人作出报道的人，他在他的游记中以100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40多处的城市地方，对当时中国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因此，马可波罗被誉为“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上的友好使者。血雨腥风的朝廷斗争为了黄袍加身，兄弟叔侄之间争得你死我活，先辈创下的基业也就在这种内耗中渐渐腐烂，走向崩溃。
吓死太子忽必烈本打算传位给太子真金，不料真金却比他先死，真金之死与忽必烈也不无关系。真金一向看不惯忽必烈所重用的阿合马等亲信，受到一批儒臣的拥护，但对忽必烈则唯唯诺诺，从来不敢越雷池一步，朝政大权始终掌握在独断的忽必烈手中。
阿合马死后，余党心有不甘，欲伺机陷害皇太子。这时有一大臣上书称：“皇帝年事已高，应当禅位于皇太子，皇后不可加以干预。”忽必烈权势欲极重，决不会在生前交出政权，大臣上书要求皇上退休无疑是虎口拔牙，对太子有百害而无一利。真金得知此事后深为恐惧。御史台也明白其中的利害，就将大臣的奏章暗中压了下来。
阿合马余党探知此事，决计发难，准备向世祖揭发。拥护太子的右丞相安童知道此事已瞒不下去，干脆抢先向忽必烈陈述事情本末，指出阿合马余党欲借机陷害太子。忽必烈听到有人居然要他提前让位给太子，勃然大怒，厉声责问道：“你们就没罪吗？”安童带头认罪，但同时向皇上指出，阿合马的党羽此举目的是要危及太子，搞乱天下。经过劝说，忽必烈才怒气稍解。阿合马的余党虽然没有成功并受到严惩，太子真金也给吓得心惊肉跳，忧郁成病，不久撒手归天，年仅43岁。
培养后人真金死时忽必烈已年逾古稀，接班人只能在真金的儿子中选。真金与其妻阔阔真共生三子，长子晋王甘麻刺，次子答刺麻不剌，三子铁穆耳。阔阔真偏爱小儿子，怂恿大臣劝说皇上立铁穆耳为皇储。为使铁穆耳积聚掌权的资本，就先遣他出镇北边，争取军功，并委派重臣玉昔帖木儿辅行。
玉昔帖木儿是成吉思汗的四杰之一博尔术的孙子，曾屡立战功，深受忽必烈重用。他在受命之际，劝忽必烈把真金的旧玺授予铁穆耳，以正名分，为以后登基抢占先机。
阔阔真又搞到一块秦朝的玉玺，上刻“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交给铁穆耳，以为“受命之符”。
刀剑拥立的皇上公元1294年，忽必烈去世，宗室诸王会集上都（今内蒙古正蓝旗），议立新君。宗王大臣讨论了三个多月，仍难拍板。
当时，惟一能与铁穆耳分庭抗礼的是他的大哥晋王甘麻刺。甘麻刺也曾出镇岭北，统领成吉思汗的四大宫帐和北方诸军，管辖蒙古本土，拥有相当大的势力。支持甘麻刺的宗王认为长孙继承帝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铁穆耳一派坚持先帝已有遗言，不可更改，而且铁穆耳掌有天命之符。最关键的是铁穆耳得到伯颜和玉昔帖木儿两个重臣的支持。
为了排斥诸王的异议，在大臣集会上，伯颜手握宝剑，立于殿阶，大声宣读祖宗宝训，陈述立铁穆耳为帝的理由。伯颜词色俱厉，诸王吓得大腿发抖，纷纷跪下连连磕头。玉昔帖木儿则向甘麻刺施加压力说：“先帝逝世已逾三月，神器不可久虚，祖宗的基业不可无人继承，国家不可一日无主。铁穆耳既有先帝的遗言，又有受命之符，你身为宗盟之长，怎么能一言不发？”甘麻刺情急之下，只得无可奈何地表态：“皇帝一旦登基。我自然北面事之。”于是在群臣的劝进下，铁穆耳终于当上了皇帝，是为元成宗。
垂拱而治成宗继承祖宗创下的偌大家业，史书上称他“垂拱而治，善于守成”。实际上也就是坐吃前人的遗产，混混日子，无所作为。成宗即位五年，还不知六部官员是谁。成宗一朝，政府机构庞杂，贪官污吏横行。
成宗晚年多病，更是不管国家政事，皇后、鲁罕和中书右丞相哈刺哈孙各自拉帮结派，成宗曾立其子德寿为皇太子，不料德寿比成宗先死。
公元1307年，成宗去世，大元内部为争帝位又起纷争。成宗晚年多病，政事多由皇后卜鲁罕做主。卜鲁罕对成宗的二哥答刺麻八刺的妃子答吉十分忌恨，将她贬出京城，却未曾料到自己最终栽在答吉所生的两个儿子海山和爱育黎拔力八达的手中。
争权开始海山19岁时就带兵出征，镇守漠北，手中握有军权。成宗死后，皇后卜鲁罕企图垂帘听政，左右国事。她唯恐海山回来夺位，不把成宗去世的消息通知海山，打算推举忽必烈的孙子阿难答为帝，其理由是：阿难答是成宗的亲叔伯兄弟，国家事重，宜立长君。
但右丞相哈刺哈孙坚决不同意。皇帝一死，他就把京城官衙的印信全部收缴，封存府库，然后装病躺倒，对内宫传出的旨令拒之门外。这时正好海山派遣康里脱脱至大都（今北京）议事，哈刺哈孙让他赶紧逃回，向海山通报大都的情况。海山闻讯大怒，马上发兵南下，无奈路途遥远，一时难以赶到大都。
迎接海山与此同时，哈刺哈孙又遣密使通知答吉母子。爱育黎拔力八达得到密报后，忙与部下商议。谋士李孟劝他：“当带上母亲，以奔丧为名，速往大都，尽快挫败对手的奸谋。”公元1307年2月，爱育黎拔力八达奉母妃入京师，哈刺哈孙连夜送去密信说：“海山路远，不能及时赶到，夜长梦多，还宜事先而发。”谋臣阿沙不花也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先下手：“先入者胜，后入者败。皇后一旦垂帘听政，我辈迟早都是她的阶下囚。”
皇后卜鲁罕和阿难答正准备在三月初三动手，爱育黎拔力八达抢先发难，于初二率领卫士闯入皇宫，将阿难笞、卜鲁罕其依附他们的大臣一网打尽。
这时，诸王建议爱育黎拔力八达乘势登上帝位，但他顾忌长兄海山手握重兵，不敢贸然称帝，只是号称监国，以李孟为参知政事，遣使去迎接海山。
答吉都是“算命”惹的祸答吉见大局已定，就请阴阳先生给她两个儿子算一算命，结果算出来海山“荒落有灾”，运祚不长。答吉派人给海山传话说：“你们兄弟俩都是我的亲骨肉，我没有什么偏心，但阴阳家的话也不得不考虑。”
海山听罢，沉下脸一言不发。他找来康里脱脱说：“我十多年来一直守卫在边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何况我是老大，理应我坐皇位。现在太后居然相信算命先生的胡言乱语。天道茫茫，谁能预知？如果我登基后，实施的政策上合天心，下符民望，即使只做一天的皇帝，也将名垂万年。怎么能因阴阳家的几句话就违反祖宗的规矩？一定是朝中那帮权臣平时作威作福，胡作非为，怕我日后跟他们算账，故意造谣生事，企图阻挠我上台。脱脱你先去京都见我母亲，观察动静，有什么情况火速回报，我整军随后就到。”
答吉听说海山已兵分三路南下，大惊失色，忙对脱脱解释：“那些话是阴阳家说的，不信就算了，我不过是出于爱，为他们考虑罢了。大敌已经清除，宗王大臣也已决定让海山继位，太子还有什么好迟疑的？叫他快来京吧。”
她又屏退左右，私下对脱脱说：“海山这个孩子天性孝友，他当皇帝是人心所向。这回一定是听了别人的挑拨，你赶快回去为我弥补过失，使我们骨肉之间不发生误解，和睦相处，你就立下大功了。”
脱脱说：“太母不必过虑，我随海山多年，颇得信任，我马上回去向他解释明白，只要你们能相互信任，不起内讧，这是我最大的愿望。”
尘埃落定为了消除海山的疑心，答吉先派了大臣阿沙不花迎接海山。阿沙不花向海山汇报了这场宫廷政变的始末，以性命向他保证：“你老弟之所以当监国是为了以防不测，他正等着你回去当皇帝呢。”脱脱赶到后又传达了答吉的意思，海山这才放下心来。
公元1307年5月，海山领兵到上都。爱育黎拔力八达随母来迎。蒙古各部诸王在上都集会，决议废卜鲁罕后，将她赶到外地赐死、诛杀阿难答及其亲信，一致推举海山为皇帝，海山即位，是为武宗。武宗当然也不能亏待“平定内难，为兄清道”的胞弟，于是在同年6月，立其弟为皇太子，使其成为皇位的法定继承人。兄弟俩约定，爱育黎拔力八达去世后，再由海山的儿子继位。一场皇位争夺战总算尘埃落定。
国力的恢复统治者一方面为权利而斗争，另一方面也在维持元朝当时大国实力。
重农政策在蒙古对金作战期间，北方劳动人民大量地死亡和逃散，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的破坏。从成吉思汗到元世祖，一直存在着农牧争地的问题。在战争之后，北方农田大量荒废为牧场。
在中原和江南地区先进农业经济的影响下，蒙古统治者不得不放弃其落后的游牧经济和剥削方式，而采用“以农桑为急务”的政策。在元军攻宋的过程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较之北方要轻一些。这种“使百姓安业力农”的思想，还贯穿在其他许多行政措施和命令中。如考核地方官吏时，决定升迁的首要条件是“户口增、田野辟”。重农政策的结果，也使蒙古封建领主逐渐转化为封建地主。
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忽必烈就设立劝农司，派出许多劝农使分赴各地整顿农桑。至元七年二月（公元1270年）又成立司农司，下设四道巡行劝农司。
同年十二月改司农司为大司农司，添设巡行劝农使、副各四员。由劝农司到大司农司，反映出对农业的逐步重视。至元二十三年（公元1286年），诏以大司农司所定《农桑辑要》一书颁行各路。
组织村社元人在大力提倡垦殖的同时，又扩大屯田网，除军屯、民屯外，还有军民和屯等形式。据历史记载，当时大漠南北的屯田是卓有成效的。元初，民间有自发组织的“锄社”，“先锄一家之田，本家供其饮食，其余次之，旬日之间，各家田皆锄治”，“间有病患之家，共力锄之”，往往“苗无荒秽，岁皆丰熟”。元政府在此基础上发展为村社形式，规定“诸县所属村，凡五十家立为一社”。社长组织居民垦荒耕作，修治河渠，经营副业。这种村社是农村基层组织，成为恢复生产的一种积极手段。
此外，在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如迁徙民户充实内地和西北地区，听民自买荒田旷土，延期课税，对贫困的屯田户和迁民，给以牛具、农具和种粮；清理豪强侵占的土地和民户，推行大规模的“籍户”（调查登记户口），释放部分奴隶从事农业生产，以及兴修水利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