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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宋灭金西夏的灭亡，解除了蒙古的西顾之忧，而金朝则失去了犄角之助。窝阔台（元太宗）成为大汗后，他在三年内（公元1230年—公元1233年）进一步缩小了包围圈，并积极与南宋取得联系，制定出联宋灭金的军事计划。公元1232年，蒙古派使者前往南宋谈判，应允灭金之后，以河南之地划归于宋。
公元1233年，蒙古包围了金的南京（开封）。金末代皇帝哀宗完颜守绪，逃往归德，南京旋降于蒙古。完颜守绪又逃至蔡州（河南汝南）。蒙古都元帅塔察儿再派使者至南宋襄阳，约攻蔡州。“冬十月，南宋孟珙、江海率师二万，运米三十万石，赴蒙古之约”。蒙古军与南宋会师蔡州。次年正月，宋军先破蔡州南门，然后招蒙古军入城。完颜守绪自杀。金朝在北方统治前后约120年，至此结束。
拔都西征公元1234年金亡之后，次年窝阔台在和林召开忽里勒台（大会议），决议远征欧洲。当时除了在经济上企图掠夺外，也希望通过西征来缓和内部权力之争的矛盾。第二次西征的统帅是成吉思汗的孙子、术赤之子拔都。
在公元1236年至公元1241年间，拔都统帅蒙古军渡过札牙黑河（今乌拉尔河），在亦的勒河（今伏尔加河）中游击溃不里阿耳部（今保加利亚），主力继续西进，占领了钦察以及从宽田吉思海、亚速海直到斡罗思东南的广大领土，又分兵进入孛烈儿（今波兰）和马扎儿（今匈牙利）等地。在今捷克一带遇到顽强的抵抗，拔都西进受阻。
适逢公元1242年四月窝阔台汗的讣报到达蒙古军营，大军便乘机回师。拔都则领本部留在钦察草原，建立了钦察汗国。俄罗斯编年史称钦察汗国为金帐汗国，这个名称在文献里一直沿用下来。
旭烈兀西征公元1246年春，窝阔台之子贵由被立为大汗。贵由继汗位不到三年就死了，拖雷之子蒙哥即位。蒙哥决定由四弟忽必烈总管漠南，另外又派遣其六弟旭烈兀向西方进军。从公元1252年至公元1259年间的第三次西征，其目的是征服波斯（今伊朗）。
公元1256年，旭烈兀灭亡了木剌夷国。接着，又攻下阿拔斯哈里发的报达国（今巴格达）。公元1259年，进军苫国（今叙利亚）京城大马司（今大马士革）。算端（今译苏丹，回教国君主）纳昔儿弃城逃走。但在密昔儿（今埃及）援军的反攻下，蒙古军又退出苫国境。旭烈兀留居帖必力思，建立了伊利汗国。
四大汗国成吉思汗建立的蒙古国家，经过三次西征，在兀鲁思的基础上，形成了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和伊利汗国。四大汗国的汗，本是中央分封出去的四个最高军政首领，与中央保持有藩属关系，直接向大汗负责。
后来，蒙古各统治集团为争夺大汗权位，彼此间矛盾激化，加上各汗国间缺乏必要和有力的经济联系，因而使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日趋瓦解。其中，钦察汗国和伊利汗国走上各自独立发展的道路。而窝阔台汗国由于窝阔台（太宗）和他儿子贵由（定宗）相继被选为大汗，其领地一直归中央管辖，实际上没有形成单独的汗国。吾国撒野合里耶律楚材以长胡子出名，史称他“美髯宏声”，当年成吉思汗亲切地称呼他“吾国撒合里”。
佛门英才耶律楚材（公元1119—公元1244年），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因住在玉泉山一带，所以又称玉泉居士，契丹人。耶律楚材本是契丹贵族后裔，曾为金国官吏，后来降蒙为臣，在元太宗窝阔台当政时期，大展宏图，尽其才智于国家大事，被窝阔台封为中书令，成为蒙古国的治国良臣，一代开国名相。耶律楚材是如何从一名金国降吏一跃而为开国名相的呢？
公元1189年，金国尚书左丞耶律履于花甲之年得子，异之。耶律履颇通占卜之术，他给儿子相面说：“吾年六十而得此子，他日必成伟器，只是当为异国用。”遂引《左传》之“楚虽有材，晋实用之”的历史典故，为其取名为耶律楚材，字晋卿。耶律楚材长到3岁，耶律履去世，由母亲杨夫人抚养成人。耶律楚材自幼聪颖好学，至17岁博览群书，无书不读，“为文有作者气”。耶律楚材最通经史，于天文、地理、医卜、律历、释老、术数之类均有相当造诣。
公元1206年，耶律楚材“中科甲”，年仅17岁；24岁授开州同知；25岁拔为尚书省左右司员外郎。因见金章宗无能南逃，又目睹连年战乱，于是皈依佛教，拜万松老人为师，自称湛然居士，法号从源。焚膏继晷，几近3年。耶律楚材虽然身在佛门，“以佛治心”，却心系朝野，希望“以儒治国”，大展雄心。所以他这个彻底汉化了的崇佛尊儒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并未真心入佛教。
第十三章
入仕蒙古公元1215年，蒙军攻占中都。耶律楚材自此降蒙。成吉思汗听说他有才智，能占卜，命其觐见。成吉思汗知道了耶律楚材原来是被金国灭掉的辽朝东丹王突厥的八世孙，便对他说：“辽金世仇，今吾以替汝报耶？”耶律楚材回答道：“臣父祖以来皆尝北面事金，既为臣子，岂敢复怀贰心，仇君父耶？”成吉思汗素喜忠义之士，见耶律楚材言语之中仍忠于故主，不禁心中喜欢，命“处之左右，以备咨访”，又见耶律楚材丰姿长髯，遂亲切称其为“长髯公”，而不直呼其名。
古代山水画鉴赏其实耶律楚材并未受到成吉思汗多大的重视，只是因他善占卜、懂术数，才受到礼遇。成吉思汗起初用一批畏兀儿人观测天象。有一次他们预测说今年五月十五日要有月食，耶律楚材却说月食将发生于明年十月十五，结果耶律楚材胜。成吉思汗更加佩服耶律楚材的占卜，说：“汝于天上事尚无不知，况人间事乎！”
尽管如此，耶律楚材仍得不到成吉思汗的重用，只能继续充当神职人员。
有一个名叫常八斤的西夏人，因善造弓矢得宠于崇尚武力的成吉思汗，他很看不起耶律楚材等一批手无束鸡之力的儒生。有一次他对成吉思汗说道：“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立即针锋相对地回击：“自古可以马上得天下，却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冶弓尚需用尔等弓匠，为天下者岂可不用治天下匠耶？”成吉思汗“闻之甚善，日见亲用”。成吉思汗病危，召窝阔台说：“此人天赐吾家，尔后军国庶政，当悉委之。”
渐成大器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与拖雷开始暗中争夺汗位。由谁来做大汗将会直接影响到蒙古国的稳定和以后的发展方向。耶律楚材希望选择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来当大汗，而窝阔台见识颖敏，意志坚定，是理想的人选。拖雷跟成吉思汗一样，崇尚武力，不喜儒生。因此在选汗大会上，耶律楚材没有倒向占多数的拖雷一边，而是以成吉思汗遗诏有命为依据，督促拖雷“早定宗社大计”，从而使拖雷打消了故意拖延选汗日期的打算，使窝阔台终于登上大汗宝座。耶律楚材因此功，被太宗誉为“社稷臣”得到信任和重用。
蒙古立国未久，又连年征战，国库急需补充。而蒙古人只知掳掠，不懂休养生息，给中原人民带来深重灾难。耶律楚材设十路征收课税所，起用著名儒生20余人，使税收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上缴白银50万两，金帛、粮食等财货无数。太宗奇之，于是在中央设中书省“即日拜中书令”，将更多的权力交给了耶律楚材，并规定“事无巨细，皆先白之”。至此，耶律楚材才由掌管文书、占卜者的必阉赤变成了蒙古大汗的亲臣、重臣，成为权重一时的国相。
治国良臣耶律楚材当上中书令之后，励精图治，从政治、经济、文化思想等各方面推行封建化政策，将儒家治国思想运用于实践当中，从而使蒙古帝国接纳了中原封建文化的洗礼，绕过了游牧民族的历史暗礁，大大促进了蒙古国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为此，耶律楚材进行了提拔重用儒臣，施行军政分立，加强中央集权等一系列措施，并反对屠杀，对统治区的人民实行汉族编产制度等，对蒙古国的巩固与发展以及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做出这些丰功伟绩的背后，是说不完的艰辛与艰难。当时“国家承大乱之后，天纲绝，地轴折，人理灭，天下一片混乱。而朝堂之上，诸国人皆有，其言语不通，意见及思想也各不相同，楚材‘以一书生孤立于庙堂之上，而欲行其学，戛戛乎其难哉！’”但就是在这种环境中，耶律楚材以己主力“草创万有，权兴百度，兴礼乐于板荡之际，拯诗书于煨烬之余。黼黼皇奠猷，经纬政体，变干戈而俎豆，易荒服而衣冠”，使得国有制，法有度，礼乐兴，社会初步安定下来。
蒙古国之所以没有骤兴骤亡，与耶律楚材开国创制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耶律楚材“以唐虞吾君为远图，以成康吾君为己任”，“尽弥沦之术，人酬酢之汁”，终于使成吉思汗千辛万苦打下的江山巩固下来，为元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耶律楚材作为一代开国名相，功不可湮。
孔门弟子耶律楚材特别提倡尊孔兴儒，因为统治者对儒学的赞同与否其实就是是否实行封建政策的分水岭。为此，耶律楚材举孔子五十一代孙孔元措为衍圣公，建庙立林。并召名儒进宫讲经，传授蒙古贵族子弟以圣人之道。在他的努力和支持下，各地陆续兴办起了庙学，以致各地儒生群起响应，“四海钦风”，读书之声响彻大江南北。
耶律楚材上奏元太宗说：“制器者必用良弓，守成者必用儒臣。”太宗于是答应“可官其人”。第二年大会科试，虽“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这次考试“得士4300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在这批人中，出现了大批杰出人才。只可惜这种考试举行了一次，并未形成制度。耶律楚材还十分注意搜索、保存儒家经典，在征伐战争中，“诸将争取子女玉帛，耶律楚材独收遗书及大黄药材。”许多史书皆因耶律楚材的保存才得以留传下来，元朝修《辽史》就是以他保存的《辽实录》为资料的。耶律楚材平时爱吟诗，曾留《湛然居士集》、《西游录》等传世，堪称一代奇才。
贤相辞世耶律楚材是历史上有名的清官。成吉思汗攻打西夏时，将领们纷纷抢夺金玉财宝，他却收集、保存了许多文集和大量的药材。后来军中疫病流行，这些药材救活了好几万人。公元1227年，他奉命到燕京整顿秩序。当时京畿之内，许多权势人家的子弟，一到黄昏就驾着牛车出来结伙抢劫、行凶杀人。耶律楚材不畏强暴，不为利害所动，秉公而断，公开斩首16名这类罪犯，为社会除了大害。公元1244年，享年55岁的耶律楚材仙逝，他病死后，有人诬陷他藏有私囊，检查以后，发现除了琴棋书画金石遗文之外，别无所有，足见他的清廉。遵其遗命，将其葬于燕京玉泉山下翁山泊之滨（今北京颐和园内昆明湖畔）。明代墓被盗，及清乾隆帝下令在原址重建祠宇，以弘扬“褒贤劝忠之道”。并在其碑文上写下了《耶律楚材墓诗及序》，其诗为：“曜质潜灵总幼观，所嘉忠赤一心惮。无和幸免称冥漠，有墓还同封比干。”此诗高度评价了耶律楚材作为一代名相的历史功绩。蒙哥登汗位元宪宗蒙哥之所以能登上汗位，主要得利于贵由与拔都之间的矛盾斗争。
获利于兄弟矛盾贵由与拔都斗争的后果是蒙哥渔翁得利，使汗位由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蒙哥的母亲拖雷妃唆鲁和帖尼（或“莎儿合黑帖尼”）也巧妙地借助二人的矛盾，为自己的儿子夺取汗位立下大功。
拔都与责由一直感情不和，既有父辈的矛盾在里边，也有二人的怨仇掺杂其中。据说贵由汗因拔都不觐见他而欲西巡攻打拔都，死于途中。贵由汗死后，他的皇后斡亦剌惕氏海迷失摄政。
海迷失没有治国才能，又一心沉迷于巫术，偏信女珊蛮法迪玛，搞得朝廷一片混乱。加上时逢大旱，饿殍遍野，经济崩溃，民怨沸腾。海迷失与女珊蛮成天于密室中策划，以实现她摄政的妄想。她的行为使人们感到失望，宗壬们越来越感到，贵由之死，已使窝阅台系失去了最后一个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
推举新大汗拔都作为蒙古帝国中年龄最长、兵权最重的宗王，以兄长身份向各方面派出使者，请全体宗王到他的领地钦察草原来举行忽里勒台大会，推举新的大汗。会期定在己酉年（公元1249年）阴历四月，但是前来参加忽里勒台大会的人并不多，只有拖雷的几个儿子、合撤儿、帖木格及别勒古台的子孙和几个大将兀良哈台、速尔带、忙哥撒儿等人前来参加。
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后裔们以开会地点不是成吉思汗的根本领地为由拒不参加大会。海迷失慑于拔都的威望，派了两名使者前去参加大会，一个是贵由汗的亲信在叙利亚当司令官的额勒只吉歹（野里只吉带），另一个是巴剌斡罗纳儿台。他们主张：“从前太宗窝阔台在位时，命以皇孙失烈门（阔出之子）为嗣，谅诸王百官都听说了。海迷失后抱失烈门听政，实是遵着太宗遗嘱，想来大家都不会有异议吧？”
古代风景画鉴赏忽然，忽必烈高声打断了他的话语：“太宗既立失烈门，应该早立，为何以前你们不早一点遵从，反而选出了贵由为汗？”拖雷四子忽必烈的反问令巴剌和额勒只吉歹两人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会上出现了一边倒的形势（本来大多数人就是拖雷系一边的人），众人在拔都的提议下，一致同意立蒙哥为汗。
直到此时，海迷失皇后和两个儿子忽察、脑忽才感到事态严重。他们以阿拉特忽拉兀不是可以举行忽里勒台大会的地方，坚决不承认那次会议的结果。
正式成为可汗拔都虽然生气，但还是同意再次召开忽里勒台大会。于是决定在蒙古人的发祥地——斡难河与克鲁伦洛河的河源阔迭兀阿剌伦召开会议，时间定为次年的春天。但是窝阔台系、察合台系的宗王们仍然拒绝前来，海迷失皇后竟然连代表也不派了。他们以为没有他们的参加，大会依然无法召开。
拔都听到这个消息，勃然大怒：“你（别儿哥）只管安排大会的事，那些胆敢违背札撒的人都得掉脑袋。”反对的人听说拔都发怒了，都十分害怕，陆续派出了使者。海迷失也派儿子忽察和脑忽前往，但二子却迟迟未到。察合台系的也速蒙哥也未到会。但是，忽里勒台大会已不会再等他们了，于公元1251年2月23日，在拔都的支持下，蒙哥被推举为可汗，并顺利地举行了登基大典，汗位由此从窝阔台系转入拖雷系。
在这场可汗争夺中，蒙哥的母亲唆鲁和帖尼也起了重要作用，她一直在暗中积极准备把自己的儿子推上汗位。她看好了贵、拔两人的矛盾，决心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她在拔都召开第一次大会，几乎无人响应的情况下，便劝儿子说：“拔都正患足疾，宗王们也不肯遣使诏见探望，你应当前去。只要他肯鼎力相助，你说不定还有做大汗的希望呢。”当蒙哥风尘仆仆地赶到时，拔都果然大为感动。另外，唆鲁和帖尼的贡献就是还未证实的挑唆拔、贵二人的关系。若为真事，功莫小焉。
蒙哥的继位，既是一件歪打正着的巧事，也是宫廷斗争发展的必然结果。南宋悲歌日益壮大的蒙古帝国统一天下的野心一发而不可收拾，元朝的建立吹响了南宋灭亡的丧歌。
蒙古南进蒙古与南宋于公元1234年联合灭金后，双方开始处于正面冲突状态。宋将孟珙如约去接收河南地区的三京（开封、洛阳、归德），蒙古则决开黄河淹阻宋军，并用武力阻止宋军收复河南诸地，揭开了长期斗争的序幕。
窝阔台时期蒙古主力放在西征方面，对南方虽也曾试探性地出兵攻打过襄阳和川北，但都被孟珙击败。
蒙哥（宪宗）继窝阔台和贵由即大汗位后，为了缓和内部矛盾，除派六弟旭烈兀率军西征外，又令四弟忽必烈继续南进。但蒙古军在进攻南宋的战争中，遇到南宋军队的顽强抵抗，蒙古统治者认识到灭亡南宋不是件轻而易举的事，便采取迂回包抄的战略。忽必烈于公元1253年从宁夏经甘肃入四川，然后，分兵三路进攻云南的大理国，灭掉了云南地方政权。大理国传国二十二世，共316年。
进攻南宋公元1257年，蒙古正式发动了对南宋的全面军事进攻。蒙哥亲率主力军自六盘山分路攻四川，命忽必烈攻鄂州（武昌），命兀良哈台自安南回师攻广西、湖南，北上与忽必烈在鄂州会师。蒙哥军一路进入四川后，沿途不断遭到南宋军民的顽强抗击。当时合州守将是知州王坚。他利用前任修筑的防御工事，和部将张珏坚守力战达五个月之久。
公元1259年7月，蒙哥亲自上阵督战，结果被宋军炮石射中，死于军中。蒙古军被迫撤退，合州之围始解。张珏继为合州守将，积粮练兵，与蒙古军长期对抗。公元1267年蒙古军数万来攻，又被击退。一直到公元1278年在重庆的保卫战中，张珏兵败被俘，自缢而死。
元朝建立当忽必烈听到蒙哥汗的死讯时，为了争夺汗位，急于北返。这时，南宋权相贾似道慑于蒙古军的威力，暗中派人乞和。忽必烈答应了议和条件，撤兵北归。
忽必烈先回到自己的大本营开平（今多伦西北）作了一番部署，然后一反传统的选汗形式，于公元1260年3月在开平宣布自己即大汗位（元世祖）。同年4月，蒙哥幼弟阿里不哥也在和林即大汗位。
忽必烈凭借着汉族地主阶级和一部分蒙古贵族的支持，公元1264年终于击败了阿里不哥，夺得了最高统治权。
忽必烈深知，在当时情况下，必须先坐稳中原的皇位，才能保持住蒙古大汗的地位。他改变了蒙古传统的选汗制度，采取汉人预立皇太子的办法，确定帝位继承人，并于公元1264年建都燕京，改年号为至元。又依照中原的传统，采用《易经》“大哉乾元”的说法，于公元1271年改国号为大元。
元朝开国后，一切政治制度和国家机关组织大半都沿袭辽、金的旧章。公元1272年又在燕京旧城的东北筑新城，建设宫殿衙署。命名首都为大都。此后，元朝的政治重心就完全移到中原来了。
南宋灭亡为防临安的失陷，襄阳府和樊城是南宋抗元防线上的重镇。公元1267年冬，元军围攻襄、樊。两城坚守达六年之久，被围期间宋军多次向临安求援，贾似道隐匿军报，始终不派援兵。
公元1273年元军烧毁了浮桥，隔断了襄、樊两城之间的联系，并用新武器远射程的“回回炮”来轰击。樊城先被攻陷，守将牛富率众巷战，身负重伤投火牺牲。荆湖都统制范天顺力战不支自杀。
不久，襄阳守将吕文焕投降了元朝。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南宋门户洞开，形势急转直下。
元军攻下襄阳府、樊城后，忽必烈派丞相伯颜督率大军，以降将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顺汉水而下，进入长江。南宋守将或败或降，沿江重镇相继陷落。
公元1275年，在朝野压力下，贾似道不得已出兵应战，但13万宋军，在池州下游丁家洲与元军遭遇后，一战即溃。贾似道旋被贬废，于途中被杀。
公元1276年2月，元军占领临安，俘南宋恭帝、全两太后并宋室官吏等北去。蒙哥之死南宋抗敌的最大胜利便是在合州射杀了蒙古可汗蒙歌。
命丧合州窝阔台的儿子贵由汗死后，拖雷长子蒙哥在术赤之子拔都和大部分蒙古将领的拥戴下，继大汗之位，是为元宪宗。窝阔台汗时期，曾追随拔都进行第二次西征，屡建奇功，使欧洲人闻风丧胆，被称之为“上帝之鞭”。
其弟忽必烈势力在中原地区迅速发展遭蒙哥猜忌，另一个弟弟旭烈兀也战功赫赫。久在蒙古的蒙哥跃跃欲试，也想和西征时一样亲领大军出征，以显大汗威风。他将主持中原事物的忽必烈召回蒙古，于公元1258年，亲率大军进攻南宋。
公元1259年，在蒙军大举进攻之下，“成都、彭、汉、怀、绵等州悉平，威、茂诸州亦来附”，四川州县相继失守。但就在蒙军一路攻槭拔寨的强烈势头下，蒙哥却“折鞭”嘉陵江，在合州钓鱼山下丢掉了性命。
钓鱼山“倚天拔地，雄峙一方，三面临江，形势陡绝”，汹涌的嘉陵江水直扑钓鱼山而来，绕山屈曲环西折南而流，使钓鱼山一山拔地，三面环江，成为天险之地。守将王坚率南宋军民顽强抵抗，拒不投降。蒙哥二月围山，至七月不克，蒙军先锋总帅汪德臣至城下劝降，被宋军飞石击中，伤重而亡。不久蒙哥也死于合州城下。
蒙哥一死，蒙军便撤回蒙古，合州之役以南宋军民的胜利而告结束。钓鱼城因此成为“上帝折鞭处”，被誉为“东方的麦加城”。
死因众说纷纭蒙哥是怎么死的呢？由于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或史料记载内容不一致，使蒙哥的死因众说不一。
送别一、炮石所伤或炮风震伤而死。有人认为蒙哥是被宋军炮石击中，伤重不愈而死于军中。钓鱼城旧址脑顶坪据说是蒙哥受伤的地方，而喊天堡则是因蒙哥受伤后顿首呼天而得名的。而类似的说法则认为蒙哥“为炮风所震，因成疾。班师至愁军山，病甚……次过金剑山温汤峡而亡”。
二、中箭而亡。南宋诗人刘克庄《蜀捷》一诗云：“吠南初谓予堪侮，折北饿闻彼不支。挞览果歼强弯下。”意思是说蒙哥南下攻宋之时，曾狂妄地叫嚷要消灭南宋，但却中途撤军北还，看来蒙古军队还是不够强大啊，挞主果然被射死。马可·波罗也称蒙哥腿上中箭，受伤而亡。明代所建钓鱼山忠义祠，其《新建二公祠堂记》中也说蒙哥被宋军飞矢射中而死。
三、病死军中。此说最早见于《元史·宪宗纪》：“公元1259年6月，蒙哥患病‘不豫，七月癸亥，崩于钓鱼山。’”毕沅《续资治通鉴》，清代魏源认为蒙哥是“触暴雨，不豫”而死（见《元史新编》）。波斯史学家拉施特在《史集》中说：“他得起赤痢来了，在蒙古军中也出现了霍乱，他们中间死了很多人。……他在那座不祥的城堡下去世了，享年52岁，死于他登上帝位之后的第8年。”这个说法影响很大。蒙军水土不服，又值盛夏，各种疾病流行，说蒙哥死于疾病也是有道理的。
四、焦虑过度，染疾死亡。清人毕沅在《续资治通鉴》中说：“（蒙哥）因屯兵日久，得疾而死。”蒙哥曾在攻城之时，将合州城视为小菜一碟，以为不出一个月便能攻克。不料五个月了，也不能攻下。《万历合州志》载，南宋守将把两尾30斤重的鲜鱼和一百多张面饼抛向蒙军，并嘲笑道：“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10年，亦不可得也。”蒙古军半个世纪来，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样数月不克又遭嘲笑的境状使蒙哥的大汗颜面尽失，无功而返会遭到蒙古大臣和众兄弟们的嘲笑，有失大汗尊严。但一时却又攻克不下，不禁使蒙哥焦虑，烦躁，身体素质下降，极易得病。但不管什么原因，最后蒙哥还是死于疾病上。
五、还有一种说法，认为蒙哥是被淹死的。公元1307年，朝觐过蒙哥的小亚美尼亚国王海屯口授东方史《海屯纪年》中说，蒙哥在合州作战时，战船被宋军凿沉，蒙哥被淹死于嘉陵江中。但此说法似乎不太可靠，无人响应。
这些说法都各有其理，但又毫不一致，无法让人肯定谁的说法更确切一些，蒙哥之死的原因只有待史学界更进一步的研究，才能大白于天下。丹心照汗青“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少年得志文天祥，字宋瑞，号文山，公元1236年生于江西庐陵（令江西吉安南）淳化乡富田村的一个地主家庭。其父爱读书，也很重视孩子们的学业，设法聘名师就教。文天祥无论寒暑都要在贴满格言警句的书斋中与弟弟一起诵读、写作、谈古论今。
18岁时，文天祥获庐陵乡校考试第一名，20岁入吉州（今江西吉安）白鹭洲书院读书，同年即中选吉州贡士，随父前往临安（今杭州）应试。
在殿试中，他作“御试策”切中时弊，提出改革方案，表述政治抱负，被主考官誉为“忠君爱国之心坚如铁石”，由理宗皇帝亲自定为601名进士中的状元。4天后父亲不幸病故，文天祥归家守丧3年。
宦海浮沉后来，蒙古军两路攻宋，蒙哥率西路入川，攻战成都。忽必烈率东路，越天险长江与自云南北上潭州（今长沙）的另一支蒙古军合围鄂州（今武昌）。南京朝野震惊，宦官董宋臣提请避兵迁都四明（今宁波），以便理宗随时逃往海上。对此，文天祥仅以进士身分大胆上书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请斩董宋臣以安人心。”后因蒙哥病死，忽必烈欲北归争夺汗位，才允准南宋右丞相贾似道秘密称臣纳贡后撤军。
贾似道转而谎报朝廷：“诸路大捷，”被加封卫国公，大权独揽。继而度宗即位，耽于酒色，贾似道欺上瞒下，国事益乱。文天祥奏疏无人理睬，只被派一闲差。
此后十几年中，文天祥断断续续出任瑞州知州、江西提刑、尚书左司郎，或半年或月余。后来又因讥责贾似道而被罢官。
文天祥挺身救国忽必烈即帝位后，改国号为元，于公元1274年发20万元军水陆并进，直取临安。南宋政权一片混乱，度宗死，仅4岁的赵即位，为恭帝。谢太后临朝，要各地起兵“勤王”。
次年，任赣州（今江西赣州）知州的文天祥，散尽家资招兵买马，数月内组织义军三万，以“正义在我，谋无不立；人多势众，自能成功”的信心和勇气，开始了戎马生涯。义军赶往吉州，文天祥受任兵部侍郎，获令屯军隆兴（今江西南昌）待命，几经阻挠才得入卫临安。
不久出任平江（今江苏吴县）知府，奉命驰援常州。在常州，义军苦战，准将张全却奉官军先隔岸观火，又临阵脱逃，致义军500人除4人脱险外皆壮烈殉国。这年冬天，文天祥奉命火速增援临安门户独松关，离平江三天后，平江城降。未到目的地，关已失守。急返临安准备死战，却见满朝文武纷纷弃官而逃，文班官员仅剩6人。
公元1276年正月，谢太后执意投降。元将伯颜指定须由丞相出城商议，丞相陈宜中竟连夜遁逃，文天祥即被任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出使议和。谈判中，文天祥不畏元军武力，痛斥伯颜，慨然表示要抗战到底遂被扣留，又被押乘船北上，文天祥初以绝食抗议，后在镇江虎口脱险。
坚持抗元由于元军施反间计，诬说文天祥已降元，南返是为元军赚城取地，文天祥屡遭猜疑戒备，颠沛流离，千难万死两个月，辗转抵温州。这时，朝廷已奉表投降，恭帝被押往大都（今北京），陆秀夫等拥立7岁的赵端宗在福州即位。文天祥又奉诏入福州，任枢密使，同时都督诸路军马，往南剑州（今福建南平）建立督府，派人赴各地募兵筹饷，号召各地起兵杀敌。秋天，元军攻入福建，端宗被拥逃海上，在广东一带乘船漂泊。
公元1277年，文天祥率军移驻龙岩、梅州（广东梅县），挺进江西。在零都（今江西南部）大败元军，攻取兴国，收复赣州10县、吉州4县，人心大振，江西各地响应，全国抗元斗争复起，文天祥号令可达江准一带，这是他坚持抗元以来最有利的形势。元军主力开始进攻文天祥兴国大营，文天祥寡不敌众率军北撤，败退庐陵、河州（今福建长汀），损失惨重，妻子儿女也被元军掳走。
兵败被俘公元1278年春末，端宗病死，陆秀夫等再拥立6岁的小皇帝，朝廷迁至距广东新会县50多里的海中弹丸之地，加封文天祥信国公。冬天，文天祥率军进驻潮州潮阳县，欲凭山海之险屯粮招兵，寻机再起。然而元军水陆并进，发起猛攻。
年底，文天祥在海丰北五坡岭遭元军突然袭击，兵败被俘，立即服冰片自杀，未果。降元的张弘范劝降，遭严词拒绝。文天祥曾写《过零丁洋》以明志：“辛苦遭逢起一经，干戈廖落四周星。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文天祥被迫目睹陆秀夫负主投海，张世杰被台风恶浪吞没，悲痛欲绝。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灭亡了。元将张弘范在庆功宴上向文天祥敬酒说：“宋朝已亡，你的忠孝也尽到了。丞相如能为元朝做事，元朝宰相岂不非你莫属吗？”文天祥说：“国亡而不能救，做大臣的死有余辜。难道还能贪生怕死，背叛祖国吗？”
此恨凭谁雪4月22日，文天祥被押往大都，一路上“风雨羊肠道，飘零万死身”，路过文天祥的家乡时，怕有乡亲劫船，便把他颈项和双足捆锁在船里。文天祥绝食反抗八天，因听说船将在建康停留，又唤起了逃跑的希望，恢复饮食。在建康，被严密隔离囚禁的文天祥写下了“铜雀春情，金人秋泪，此恨凭谁雪？堂堂剑气，斗牛空认奇杰”的词句。
10月初，辗转万里，文天祥被押解到大都。被带到接待投降者的“会同馆”，安置在高贵的房间里，摆有佳肴美酒。第一个来劝降的就是留梦炎，此人与文天祥都是南宋状元，官至丞相。他在临安危急时弃官逃走，降元后，任元朝礼部尚书。文天祥见到留梦炎便厉声斥骂，留梦炎只得窘然退下。接着，南宋亡国之君，9岁的赵又来了，文天祥连声说“圣驾请回”后，便闭口不语了。
再往后，元朝专横跋扈的宰相阿合马来了，劈面喝问文天祥：“见了宰相为何不跪？”文天祥说：“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凭什么要跪？”阿合马见文天祥威武不屈，便讥讽地说：“那你怎么会来到这里呢？”文天祥正言厉色答说：“南朝如果早用我做宰相，北人就到不了南方，南人也不会来北方了。”阿合马无言答对，色厉内荏地环顾左右说：“这个人生死由我……”文天祥立即打断他的话，高叫：“亡国之人，要杀便杀，说什么由不由你！”
而今而后，庶几无愧一个月后，文天祥被带到枢密院，见元丞相孛罗。文天祥泰然自若站定，立刻有官员喝令：“跪下！”文天祥拒不跪下，孛罗令差官按文天祥跪倒，尽管一群走卒拳脚相加，文天祥被拽倒后还是拼死坐在地上，始终没有屈服，通事（翻译）传话：“你还有什么话说？”文天祥答：“我尽忠宋朝，才有今天，请你们古人出行图快快处置罢！”孛罗又说：“你们丢掉君王（赵）。先后另立二王，算什么忠臣？”文天祥答：“社稷为重，君为轻。”孛罗再问：“那你干出什么功绩了？”文天祥答：“做一天臣子尽一天责，谈何功绩！”又说：“现在只有一死，不必再说什么！”孛罗叫道：“你要死，我偏不叫你死，要把你关押起来！”文天祥凛然答说：“我为国死都不怕，还怕关押！”
元统治者又将他投入监牢，囚禁折磨达三年之久，使他读到正在元宫中充当女仆的被俘妻女的信，使他已降元的弟弟来狱中探望。但文天祥不为百般折磨、千般利诱、万缕亲情所动，凛然作《正气歌》，颂历史人物不朽业绩，抒“是气所磅腐，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之志向。
一日，忽必烈亲自劝降，说：“现在你如能用对待宋朝那样对我，立即任你为丞相。”文天祥虽被卫士用金棍击伤膝骨，仍泰然处之，昂首挺立，答曰：“一死之外，无可为者。”次日，文天祥便被杀害，时年47岁。衣被天下在遥远的海南有一位伟大的妇女默默地为她的国家做着极有意义的事业。
黄道婆黄道婆，又名黄婆，我国元代著名的棉纺织革新家。元贞年间，她将在崖州（今海南岛）生活三十余年所学到的纺织技术进行改革，制成了一整套扦、弹、纺、织工具（如搅车、椎弓、三锭脚踏纺车等），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的纺纱效率。在织造方面，她用错纱、配色、综线、花工艺技术，织制出有名的乌泥泾被，推动了松江一带棉纺织技术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使松江在当时一度成为全国棉纺织业的中心，对当时植棉和纺织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离乡背井黄道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公元1245年），是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县龙华公社）人。南宋末年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年头，战乱频仍，民不聊生。江南地区人民长期蒙受统治者的掠夺与压榨，遇到旱涝之年，人们纷纷逃荒。在“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数盛行的社会中，妇女更是如牛马般在苦水中煎熬。
黄道婆十二三岁时，为生活所追，给人家当童养媳，而偏偏又遇上刻薄的婆婆，蛮横的丈夫。一天，由于劳累过度，她织布时速度慢了一些，公婆、丈夫以此为借口，将她毒打一顿，锁在柴房里不给她饭吃，不让她睡觉。黄道婆无处诉苦，便横下一条心，在房顶掏了一个洞，逃上了停靠在黄浦江上的一艘帆船，随船到了海南岛南端的崖州，从此开始了不平凡的生活道路。
海南学艺我国是纺织业的发祥地，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西汉古墓出土的200多件织工考究、色彩斑斓的丝麻织品，说明在2000多年前人们就掌握了相当先进的纺织技术。宋朝时纺织业在内地逐渐发达起来，海南岛在11世纪（北宋中期）为满足人们日用之需，已经开始大面积地植棉。赵汝适《诸蕃志》说“黎族妇人不事蚕桑，惟织吉贝花被、缦布、黎幕。”方勺《泊宅编》记载“闽广一带纺绩……摘取出壳，以铁杖捍尽黑子，徐以小弹弓，令纷起，然后纺绩为布，名曰吉贝。”相对来说，当时内地的纺织产量不高，因此布匹的质量低劣，不能成为人们主要的衣着用品。而海南岛一带生产的棉织物，品种繁多，织工精细，质量、色彩均居全国之首，作为“贡品”进入都城临安（今杭州一带，南宋时定都于此）的各类棉布就有20余种。
棉布比之丝织物有着许多长处，王祯《农书》里说它“无采养之劳，有必收之效；免绩缉之工，得御寒之益。可谓不麻而布，不茧而絮。”黎族人民还能织出坚厚的兜罗棉、番布、吉贝等纺织品，染成各种色彩的黎单、黎棉、鞍搭等，销往全国各地。
黄道婆就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来到海南岛的。她与黎族人民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与交往中，努力学习和掌握当地先进的棉纺织技术。黎族同胞的细心传授，黄道婆自己虚心刻苦的学习，使她了解并熟悉了各道棉和织布工序。在实践中黄道婆还融合吸收了家乡织布技术的长处，逐渐成为有着精湛技术的纺织能手。
日月如梭，物换星移。在海南生活劳作的黄道婆不觉已度过了20多个春秋。中年之后，思乡情最切。桑梓故园之思，桑榆晚景之感，叶落归根之情，使“有志复赤子”的黄道婆在元成宗元贞年间（公元1295年—公元1297年），带着黎族人民的深情厚意和祝福，身背踏车、椎弓等纺织工具，踏上了北归的路途。
回乡劳作随着时代的前进，生产力也必然要向前发展。棉纺织业简陋的生产条件和落后的技术水平的改变，发生在宋末元初这一历史时期，黄道婆对这一重大变革作出了巨大贡献。
黄道婆重返故乡的时候，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是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乡后，看见妇女仍然用红肿的手剥棉籽，男人依旧用小竹弓弹棉花，而且织出来的布还像从前一样粗糙，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
据陶宗仪《辍耕录》记载，“乌泥泾初无踏车椎弓之制，率用手剖去籽，线弦竹孤，置案间振掉成剂”，操作起来十分辛苦，生产效率又极低。
黄道婆先改革了纺织工具，“乃教以做造捍弹之具，至于错纱配色，综线絮花，各有其法”，然后将黎族人民先进的棉纺织生产经验与汉族纺织传统工艺结合起来，系统地改进了从轧籽、弹花到纺纱、织布的全部生产工序，并创造出新的生产工具，把自己掌握的精湛的织造技术毫无保留的传授给了故乡人民，将松江地区的棉纺织技术提高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革新技术黄道婆首先从棉纺织的第一道工序“轧棉去籽”着手，她最初教人用铁杖来擀尽棉籽，以代替原始的用手剖去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