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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50年代里的一天，如东盐场管理处场长兼党总支书记蒋九春接到群众反映：“栟茶场务所副主任翟九寿，最近忽然有了一双新的翻毛皮的黄皮鞋！”当时正值共产党人刚刚进城不久，纪律森严，干部的生活待遇实行严格的供给制，场务所主任这一级还享受不到皮鞋。“莫非是翟九寿他耐不住清贫，接受了盐商的贿赂？要么是他贪污了公家的盐税款？假如真是这样，那就一定得按党的纪律严肃处理！”蒋场长不知道翟九寿属于哪种情况，经过认真思考，觉得还是先调查一下，等弄清楚情况再说。随后，又有人发现：凡是下灶区，翟九寿就把皮鞋脱下来挂在肩上，等进了灶民家的门才穿上：外出开会也是，路上不穿，等到了开会地点才穿。“看来，”蒋场长笑着自言自语“他对这双皮鞋还是挺看重的哩！”他决定找谈翟九寿一次。真是不问不知道，一问才“真相大白”：原来这双新的翻毛黄皮鞋，是一个名叫黄克明的县级干部不久前赠送给翟九寿的。黄与翟曾在一起共过事，两人虽然年龄相差悬殊，却结成了胜过亲兄弟情谊的生死之交。
那还是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岁月里的事。
黄克明，南通二爻人。1942年3月24日从盐城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毕业后，分配到新四军两淮盐务管理局栟茶放盐分处当副主任，年仅19岁。
栟茶以北海滨地区在清代以前原是一个幅员广阔的盐场。东起洋口，西至李家堡，分为40个“总”场署驻在栟茶镇。晚清时为了管理的方便，又将东30总按每5总划为1个灶区，自东向西，依次编号为东一灶、东二灶、东三灶、南洋灶、西四灶、西五灶、西六灶。至民国中期，场署仍驻栟茶镇。6个灶区共有盐灶166副，每灶区由场长伊福善委任灶长1人，负责稽查火伏、催缴盐斤。6个灶区所产盐斤均由垣商凌安叔包收，锅、鐅、鍬等制盐生产工具也由他垄断供应。他卖锅、卖鐅时定高价，收盐时压低价，有时还欠账不付现款：再加上草贩子的剥削，盐民辛劳一年，总计需经历21道层层盘剥，弄不到几个铜钱，一家老小连肚子也糊不饱。
1940年秋天，新四军东进抗日，武装接管了国民党的淮南盐区各盐务管理机构，在栟茶场改设放盐分处。为团结国民党旧盐务人员一同抗日，留用原场长伊福善，任命他做放盐分处的主任。凌安叔仍旧做他的垣商，收盐贩运，销售牟利。
为组织广大盐民起来抗日，抗日民主政府派出人员深入灶区发动群众，动员盐民成立了“盐民抗日救国协会”（简称盐抗会），选举贫苦盐民翟九寿为会长，以降低草价、提高盐斤收购价为中心内容，领导头灶至六灶的盐民开展反对垣商封建剥削的说理斗争。
翟九寿，三灶十五总人。1942年38岁。为人忠实憨厚，工作积极肯干。他从小在灶区长大，对灶区的沟、路、人户了如指掌。只因为从小家里穷，没学过文化，所以开展民运工作遇到不少困难。黄克明的到来，无异于给翟九寿请来了一位学习文化的老师。从职务看，克明虽是放盐分处的“副”主任，政治上却代表着共产党，所以九寿理所当然地把他看成是自己政治上的领路人。从年龄看，克明小九寿靠20岁，还是个“大孩子”所以九寿又当仁不让地把自己看成是克明的大哥哥。
两个人好像前世里有过缘分似的，自从见面之后，相处甚是融洽。克明是大文人，理论强。凡是上级布置民运工作，要召集灶民开会说道理，九寿必得借重于克明，非得他到场演讲不行。克明有空就教九寿学文化，慢慢地，九寿也能读得懂简单的书报了。而克明新到灶区，人生地不熟。每次下灶收税，无论白天黑夜，九寿都主动在前面带路找人。白天停哪里，夜晚宿哪里，克明全听九寿一句话。那时沿海情况复杂，日寇、伪军、顽军、海匪到处乱窜，放盐分处的人员经常处在游击状态，驻地不固定，一有敌情就得转移。克明年少嗜睡，往往一躺下就睡得很“死”轻容易喊他不醒。每当晚上有“情况”总是九寿一遍又一遍叫啊摇的把克明唤醒，然后陪伴他一起转移。六灶西边是敌占区，敌人在六灶一带设有封锁线。有时克明做工作必须要去六灶以西，大路走不得，九寿就领着克明走海滩。他们化装成“下小海”的盐民，把全身衣裳统统脱个精光，往网兜里一塞，背在肩膀上，浑身精赤条条的，一丝不挂；皮肤被太阳一晒，全身黝黑乌亮，外人分不出哪个是盐民哪个是盐务干部。这身扮相虽然说不大文雅，但是好在海涂荒荡，也没有人笑话。就这样，九寿靠了克明，灶区民运工作有了新的起色；克明靠了九寿，出入往来从未发生危险；两人互相帮衬，相得益彰，各自都把对方看成是自己可以信赖的朋友。
1941年“八？一三”大“扫荡”之后，日伪军长期盘踞在栟茶镇。镇上驻有伪军1个团，团长复姓欧阳。伪欧阳团长与同住镇上的垣商凌安叔相熟。凌通过住在6个灶区的“灶长”揽收灶民生产的盐斤，运往栟茶后由他总经销。所获利润由欧阳团长征收一定比例为“盐税”用以补充伪军的给养。而凌安叔又与我栟茶放盐分处主任伊福善有旧交。每当欧阳军事上有何动向，凌打听确实，即转告伊，伊再转达新四军派驻放盐分处的“督煎员”这样，新四军就能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
在日伪盘踞栟茶后，为适应武装护税的需要，栟茶放盐分处成立了一个武装大队，大队长冯士卿，教导员郑子善，有24根好枪。在大队里当事务长的，是一个名叫葛修义的家伙。此人曾在国民党旧军队里当过兵，沾染了一身兵痞气。一天，葛贪污公款800元事发，受到冯大队长、郑教导员的严厉训斥，当即宣布撤消事务长，改任排长。葛因为从此不能经管钱物，揩不到油水，暗暗怀恨在心，私下里阴谋报复。恰巧家住头灶的伪乡长符学炳觊觎放盐分处的24根好枪，与葛一拍即合。两人商定由葛提供情报，由符联络欧阳团长，伺机捕杀冯、郑二人，乘机夺取枪支。
1942年5月25日，葛修义探知冯士卿、郑子善、黄克明等分处领导干部当夜住宿在三灶十五总翟九才家里，即飞报符学炳。符即带领欧阳所属伪军一部连夜奔袭，将翟九才所住的灶墩子团团包围。午夜过后，冯、郑、黄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十分疲劳，已经熟睡。这时，一阵急骤的敲门声把他们从睡梦中惊醒。随后，柴门被符学炳一脚踹开，大声吆喝道：“都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事出意外，等冯、郑、黄反应过来，意识到“有情况”时，已来不及进行有效的抵抗，只得一面开枪，一面向外突围。结果，冯、郑在突围中被敌人乱枪击中，当场丧命。翟九才的儿子宝富也被乱枪打死。黄克明被俘，押往栟茶镇，关进伪团部。
得知黄克明被捕的消息，翟九寿焦急万分。他立即找到放盐分处主任伊福善，急切地要求他想一切办法营救黄克明。事关一个共产党干部的性命，曾经服务于国民党旧盐务机关，而共产党不计前嫌仍予留用的伊福善，深知其中利害，哪敢怠慢？于是，他一面向抗日民主政府报告情况，一面与新四军部队取得联系，请求配合；然后，亲自前往栟茶镇，通过垣商凌安叔，向欧阳团长提出了强硬交涉：“必须立即释放黄克明！否则，新四军方面将采取行动，禁阻全场6个灶区的所有灶长上街，让你们一两盐、一分税都收不到！倘若黄克明有个三长两短，你们委任的6个灶长都得死，就是他们的家属老小也将连带受到应有的惩处！何去何从，请欧阳团长速速抉择！”欧阳思虑再三，反复权衡利害关系，觉得以6个人换1个人，实在划不来。这样，没过几天，黄克明就被放回来了。遭遇劫难之后离而复见，克明与九寿两人欢喜倍于往常，自此结为患难之交。
1944年春天，日伪对苏中四分区实行“高度清乡”到处增筑“梅花桩”式的据点，对我抗日民主根据地实行分割封锁，企图压缩乃至消灭我抗日军民的活动。与此同时，一部分未被新四军收编的海匪也乘机对灶区进行骚扰。这些被盐民称为“海巴子”的匪徒，心肠歹毒，手段狡诈。1942年我栟茶盐场西三所主任程坤和督煎员龚利民，就曾因为大意轻信而被海匪骗上匪船后抛入黄海，死在他们手里，连尸首也找不到。因此大家对海匪的活动都保持着高度的警惕。
这年春季里的一天侵晨，翟九寿与黄克明一同从栟茶放盐分处出发，由东向西，前往位于东台县郝苴乡的栟富总场公署第四处解送盐税款。翟走在前面，肩上挑一根扁担，扁担前边挂一双草鞋，后边担一只麻袋，麻袋里面装着盐税款与税票的票根；但从外面看，鼓鼓囊囊的像是预备使用的渔具，打扮成一个“下小海”的渔民模样。黄身穿制服，背一支驳壳枪，隔几步路跟在后面。“前面就到六灶啦！”翟九寿告诉跟在身后的黄克明。六灶有敌人的封锁线，所以必须倍加小心。果不其然，透过清晨海边的薄雾，可以看见，在左前方高岸上有一伙日伪正在构筑碉堡。如果继续向西，前面不远处就有一条宽阔的丫子，水深流急，不可徒涉；因此，要走陆路，就非得经过左前方敌人的据点不可。“不如向北，走高俊美的盐墩子，虽然绕点路，但是安全些。”九寿建议说。克明点点头。于是两人掉头向北，一直往海滩深处盐民高俊美的盐墩子大步走去。
海滩荒僻，日伪一般不会涉足。两人一前一后，放心大胆地向北走。渐渐地，看得见高家盐墩子的轮廓了；渐渐地，轮廓越来越清晰了。两人心里一阵高兴，不由得紧赶了几步，眼见得就接近了高俊美住的房屋了。这时，走在前面的翟九寿无意中抬眼向高家看了一眼。这一看不要紧，他的心“咯噔”一声往下猛地一沉，仿佛从高山之巅一下子跌入了万丈深渊，差一点没叫出声来：“天哪！在高俊美家门前的场上，有一个年轻的海匪，大概是个哨兵，正提起一只脚，在地上一跳一跳地踢格子！”再拿眼睛朝门里一瞟，发现有一大群海匪，正围在高家吃饭用的板桌上走“五马儿”棋！原来，高俊美的盐墩子上面有海匪储存的淡水，今天这股海匪就是来取淡水的。这时的翟九寿，两只脚仿佛被人使了“定身法”似的，一下子定住了，纹丝不敢动弹。转身向黄克明打招呼已经来不及了！只见他拿眼睛紧紧盯住那个踢格子的匪兵，一边用不扶扁担的那只手在屁股后面连连向紧随其后的黄克明摆手示意“有情况”一边轻手轻脚地向后挪动脚步。克明看见九寿发出的信号，知道发生了紧急的“情况”也赶忙悄没声息地连连后退。
谢天谢地！幸亏匪徒们戏心正重，耍兴正浓，踢格子的一意踢格子，走“五马儿”的专心走“五马儿”并没有发现近在咫尺的这两位不速之客。就这样，黄克明与翟九寿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一步，一步，又一步地向后挪移，终于退出了敌人的视野。
当下两人决定立即改变行进的方向，从一个稍微浅窄些的丫子涉水过港，绕过了高俊美的盐墩子，直奔一处芦苇丛生的草滩。到达草滩后，两人商议：天已大亮，难以隐蔽行进；如果再遇上其他股匪，势必出现人款两危的局面。于是决定：暂且将装有盐税款的麻袋就地隐藏在芦草棵子里，由黄克明写个纸条交由翟九寿传送总场，请总场专派武装人员来取；只有这样才能万全。这样决定后，翟随即带着黄写的字条轻装上路，黄也在附近的高草丛中隐蔽起来，一面监护钱袋，一面等待总场来人。
太阳终于从西天落下去，天色暗了下来。天擦黑的时候，翟九寿带领栟富总场公署派出的5个武装人员，随带5根长枪，如约赶到黄克明隐伏的海滩上。双方将钱款、票根一一清点交割完毕，取款人员披星戴月连夜赶回总场去了。直到这时，九寿和克明心里才如释重负，两人都长长地吁了一口气。就这样，他俩又一次摸了一回阎王爷的胡子，从此便成了生死与共的莫逆之交。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后，黄克明调离栟茶放盐分处，先后担任区和县一级的干部，而翟九寿仍然在栟茶灶区从事民运工作，但是他俩在抗日战争中结成的友谊并没有中断。50年代初，盐务干部的生活条件极为艰苦，而翟九寿又是干部供给制标准中最低的一级。黄克明知道他从事灶民工作跑路多，就从自己按规定领取的生活用品中，抽出一双翻毛皮的黄皮鞋，托人捎给了翟九寿。60年代中期“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符学炳竟然写信向有关方面“揭发”黄克明在抗日战争中“曾经叛变投敌”克明知道后，气忿不平地对审查他的“造反派”说：“你们是‘造反有理’，我是‘革命有罪’！”刺得“造反派”嗷嗷大叫，发狠要整他的“态度”他们找到翟九寿，要他写“揭发”黄克明的材料，被翟一口拒绝。后来黄被“解放”出来，恢复工作，并享受原有革命干部的级别待遇，先担任如皋县革命委员会主任，不久又晋升为南通地区行署副专员。职级虽然一升再升，克明却始终把一直是平民百姓的九寿看成是自己的亲兄长，两家往来不断。直到1996年，离休家居的黄克明还与专诚到南通城里来看望他的翟九寿合影留念。这一年，黄克明73岁，翟九寿92岁。两位革命老人诙谐地说：“这恐怕是到马克思那里去报到之前，最后一次在一起照相了吧！”这些已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