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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东北方言，是生于斯、长于斯的缘故。茶余饭后、街区里巷，只要嘴皮子匍动，方言就适时适地一股脑溜达出来，如泥鳅一样滑不溜丢地。又恰似煲汤里随意加了把小虾，凭空多了那么点特殊的韵味。
许是浑然不察，并不觉得有做作之嫌。头一次听人说东北话有趣，还是西安籍的大学同学，他喜欢东北话，总缠着我来两句，我却腹中有、口中无的，无法当即子午卯酉地信口扯淡了。想必是没有唠嗑的语言环境，方言就不能脱口而出了吧。
我二姐从北京大学读书放假回家时，总京字京腔地，让我听着特逗。她不用东北话里的忽悠、白乎来形容人说话不靠谱，却用“矫情”代替，开始时，家人也不明就里地，姑且听之。
87年我读大学一年级，寒假从沪去京城，小住月余，与她因家远不能返乡的同学厮混，也总爱听他们满嘴北京话，也常去皇城根下的胡同、里弄、公园，走马观花地瞎溜达，总时常听京痞子耍嘴皮特别干劲儿。每必把“矫情”两字挂在口边，说的比二姐更地道自如，尤其是说时最后拉的那长音，煞是玄妙与俏皮。
前几天，看见网上一篇提及“文人多矫情”字眼的文章，我才煞有介事地去翻查了矫情的词条。知道了“矫情”本是北京土话，有“装假”、“装蒜”的意思。原指扭捏、害羞，多用来形容女性；用来形容人的性格，大致是做作、不讲理、无理辩三分的意思。
古人也说矫情二字，但却表达“掩饰真情”的意味，如董仲舒士不遇赋里的“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或表示“故意违背常情以立异”的意思，如苏轼刘恺丁鸿孰贤论：“士皆反道矫情，以盗一时之名，盖其弊始于西汉之世。”
方言与俚语家常都提及“矫情”与上述俩个意思，同出一源，却并无多大瓜葛。倘深究起来，也颇耐人寻味。
大概是口头语言不能存档，所以那些平民百姓大可随意地矫情个天荒地老，任之口口相传、以讹传讹。说出的矫情话如泼出去的水覆水难收，自然没有人追查，甚至无从考据破译。
而那些识文断字的文化人，因为必须见诸笔端、白纸黑字地连篇累牍记述。再加上对自己文章注入了流芳百世的期许，就没有那么洒脱了，矫情之态频出，自不必大惊小怪了。
是故，孔子“述而不作”对“怪力乱神”保持“子不语”的缄默，后人收集他的谈话录论语，言简意赅，并不矫情；一代文宗韩愈也只诘屈聱牙地含英咀华，仍然沿袭秦汉质朴文风，绝不矫揉造作；才高八斗、文章驰骤的纪晓岚，只乖乖地编辑四库，偶尔写点草堂笔记，聊狐戏鬼地把玩文字，并不鸿篇巨制地故弄玄虚。更有李渔、袁枚等大隐，只在一隅，或出列食单、闲话诗词以涵养性灵，或写十二楼无声戏寄语闲情，也洋洋洒洒，并不苛求“深邃博大地”的。
倘若仔细看些自古以来汗牛充栋的文章，明眼人一窥一瞥甚至即或一闻一嗅，也可知道字字句句充斥着矫情，如樟脑球般让人不忍卒读。
即使李白有诗仙之称，也写过献媚的诗稿给韩荆州的，也给杨贵妃写点“云想衣裳花想容”的矫情无比的媚句；苏轼也以“但愿生儿愚且鲁，平平安安到公卿”矫情自己，甚至因为潇洒矫情过度，被贬到天涯海角的儋州，几乎断送了卿卿性命。
就拿古典四大名著来说吧。红楼梦结束句是：“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不是个中人，怎晓其中味？”就是最大的矫情，难道从来没人读懂他文章的智者？水浒里108个绿林，与现在的黑社会以及官匪沆瀣一气，除了长袍换成西服，用的伎俩大抵没有本质区别？西游记里的妖魔鬼怪，莫不是天界伺候神仙的爪牙与宠物幻化，到凡尘捣乱放纵，没有得到主人默许首肯恐怕大大的不行，被孙悟空降服了，仍不能除恶务尽地一棒子打死了之的！三国演义的十八路诸侯，除了魏蜀吴三路彪军，是各有贵族气与底蕴的“暴发户”才能扬名立万，其他泥腿子不过匆匆过客，与可有可无摆设罢了？
百家讲坛上你方唱罢地说个不亦乐乎，有些针砭时弊的话，他们岂敢乱说矫情？先混个脸熟，让你掏点孔方兄买些并不“洛阳纸贵”的图书音碟，才是其最大的矫情了吧！
矫情是舞文弄墨者永恒的主题，虽然大家都隐忍不言，只因“潜规则”如此，不能彼此坏了人家好事，才可以在道上混个吃喝。欺世盗名的道，与孔子说的“盗亦有道”的道，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等量齐观的。
白居易读老子道德经后曾经写过一篇诗歌：“言者不如知者默，此语吾闻于老君；若道老君是知者，缘何自著五千文？”窃以为：不能单纯从批评前人角度，去曲解作者，并借题发挥，言外之意不言也可自明。大抵是感慨所见矫情文章盛行于世，抒发白居易个中怀抱与机杼了吧！
如果说往古代去追溯，因文言与白话的隔阂，只能管窥与蠡测。那么用白话文书写的文章，不矫情的大家并不多见，仅就我心仪的几位妄言之。
因拜谒过马一浮（李叔同以他为友，丰子恺以他为师，梁漱溟称他为“千年国粹、一代儒宗”）在杭州花港观鱼的别墅，详细阅读了马老的诗歌，例如：“佛地人间有，心如万法忘。山深无客至，坐久觉花香。竹影寒相对，茶烟静不飏。楼开弹指顷，何必羡西方”字字珠玑，如方外禅师点化冥顽之人，那样醍醐灌顶般清澈。
我特别钟情并流连于弘一法师出家的虎跑，每每在青山素水怀抱，读着他纪念馆里的字画，忘记时间流逝。除了耳目能详并传唱的送别，他的书愤诗，也纯净如天下第三泉，无一丝杂质入眼入心。“文采风流四座倾，眼中竖子遂成名。某山某水留奇迹，一草一花是爱根。休矣著书俟赤鸟，悄然挥扇避青蝇。众生何用干霄哭，隐隐趄庭有笑声。”
最耐人寻味的，当是在学术界有“教授的教授”之称的陈寅恪。我们只需读懂他只字片语，足以烧尽自己平生所学的糟粕书了。他在五十六岁生日时写三绝之一：“鬼乡人世两伤情，万古书虫有叹声。泪眼已枯心已碎，莫将文字误他生。”当是其极度孤独寂寥人生境界的写照，是对人间矫情文字的大慈大悲与彻悟了吧！
我以为：文人相轻是最大的矫情。因为文人与俚俗之人，同样寄居人世，所谓“世故”就因在世之故！伪文人与御用文人，自古以来就每有井水处就俯仰皆是。在提笔运笔的一刹，倘若偶尔想一想，那些堪称真正文人的先贤谆谆告诫，至少不至于用矫情来蛊毒自己，更不贻害殃及读者！
杜甫告诉我们“在山泉水清、在世泉水浊”；陶渊明隐逸于桃花源了，留下了“归去来兮”的奇文；济公尽管外表邋遢龌龊不已，腹有锦绣气自华，时时吐露出“愿把西湖做酒池，一浪过时喝一口”的豪迈！钱钟书著作学贯东西，姓钱而拒绝钱财的腐臭；语言学家王力教授告诫我们“人生识字糊涂始”；陈寅恪也感叹“最是文人不自由”
世界上只有名与利两条船，当我们盖棺论定的时候，能够有庄子鼓盆而歌的气度，对待自己捉刀弄笔生涯，当是最大的幸事了。
我最喜欢的直面死亡时写下的文字，试金石般甄别着矫情与真诚的含量与配比。颜真卿的祭侄文，也是涂抹之处殊甚、败笔比比皆是，虽然被公评为王羲之兰亭序之下的第二行书，未尝不是在书法界盛名不及后者使然！韩愈的祭十二郎文、袁枚的祭妹文也同样没有一丝矫情，醇厚的感情让人读了心灵久久不能平静。
如果只是如京痞子般，用嘴皮子上的矫情，街头里巷消磨时日也就罢了，并不留存点墨寸笔，那当是自诩为文人之辈的莫大德行了！
不妨如我，只拉杂地写点闲话，只聊藉此生，却不营营以求那文字之外矫情的格外馈赠与厚睐，也不说其他所谓“文人多矫情”的怪话，只愿在本已是非多多的白纸黑字里，少留痴言妄语，那就算写字者的最大斯文了。
写到这里，想起数日前自己口占的打油诗，作为本文结语。
文人是非文人写，自古矫情此时多。
新桃换却旧符时，风月无情雪花飘。
2010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