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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往往是在不经意中创造的，一九七八年，当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二十一户农民，为了吃饱肚子，冒着莫大风险，将土地承包下去的时候，谁也没想到这是在创造历史，更没想到这些农民同志实际上已为一场前无古人的伟大改革破了题。
经过两年的争论和试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推行了，文山是一九八一年具体落实的。当时的政策是，土地承包合同一签五年。赵安邦作为文山古龙县刘集公社党委书记，
参预了大包干的实施过程，深切体会到了一代农民心灵的颤动。钱惠人的父亲三老爹签过合同后，蹲在自家承包的八亩六分地里，一夜没回家，回家后就对钱惠人说：“党的政策好哇，到底把地包给咱了，庄稼人看见亮了！”
钱惠人时任公社党委副书记，分管民兵训练和治安，工作一直干得很不错，可家里包了八亩六分地后，立马变了个样，公社院里看不到他的影子了，白日黑夜和他父亲三老爹泡在自家的承包地里，气得赵安邦几次在党委会上批小农思想。在赵安邦看来，钱惠人骨子里就是个只注意眼前利益的农民，和那些农民们一样，都把这五年承包期当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致富机遇，似乎这种机遇是天上掉馅饼，一旦抓不住，馅饼就没了。这种心态也不奇怪，当时毕竟还是八十年代初，一切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中国未来的路到底怎么走，谁心里也没有数。但钱惠人毕竟不是一般农民，到底在自家的八亩六分地上发现了真理，他第一个提出：把土地分给农民！
这是一九八五年发生的事。这年五月，赵安邦由时任县委书记，其后升任地委副书记的白天明提名推荐，出任了古龙县主管农业的副县长，钱惠人继任刘集乡党委书记。也正是那一年，土地的第一轮承包到期，第二轮承包即将开始。
就在这节骨眼上，钱惠人坐着乡政府的破吉普，跑到县城招待所，向主管副县长赵安邦做了个汇报，先大谈了一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怎么发生了巨大威力，乡里的农业形势如何一片大好，不是小好，继而，试探着提出“赵县长，这这地还继续包下去吗？咱咱们能不能思想解放些，干脆把地分给农民算了！”
赵安邦大吃一惊“把土地分给农民？钱胖子，你该不是喝多了吧？把土地承包给农民和分给农民，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这连想都不能想，知道不？”
钱惠人不服气“怎么就不能想呢？中央说了，现在就是要解放思想！”
赵安邦根本听不进去，手直摆“这和解放思想无关，地委、县委都不会考虑的！你在我这儿说说也就算了，和别人这么四处胡说，小心县委撸了你的乌纱帽！”
如果钱惠人就此被吓回去，如果没有一个多月后县委关于承包年限的争执，没有白天明大胆解放思想的指示，也许就没有那场分地风波了，新来的省委书记刘焕章也不会注意到他。可那天钱惠人没被吓回去，仍坚持要试着搞“二次土改”
钱惠人说了许多理由“赵县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吧？既然实践证明地在农民手上年年大丰收，为啥就不能分呢？咱们党领导人民闹革命时，就是以打土豪分田地为号召的！现在只把地包给农民，农民都不放心，担心政策会变！随着承包到期，都不往地上下力了。刘集乡去年和今年虽然都丰收，产量可不如头三年了！不是自己的地，都不爱惜，连我爹都不用农家肥，只用化肥。有些人家做得更绝，从去年开始就用盐水浇地了。这么下去不得了啊，地力一年不如一年，全板结了，变成盐碱地了，咱们又是个农业大国，总得有个长远的打算是不是？”
这些情况，赵安邦实际上都清楚，过去他是公社党委书记，如今是管农业的副县长，怎么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呢？也正因为如此，他才在不久前省里召开的一次农业会议上提出，希望第二轮承包的期限能适当延长。可话还没说完，就挨了主管副省长的好一顿批评。因此，他便把这情况如实和钱惠人说了：“惠人，你想想，省里连延长承包期都不同意，怎么能允许分地呢？你不想让我干这副县长了？”
钱惠人当即讥讽说：“赵县长，过去你还说我小农意识，你呢？什么意识？是当官意识吧？就怕省委、地委撸了你的乌纱帽，你都不如安徽小岗村的农民！”
赵安邦火了“钱胖子，你别说我，说你：你狗东西是不是想当地主了？”
钱惠人的回答不无精彩“想当地主的不是我，是我老爹他们，是刘集乡的那些农民，他们个个都想当地主，做自己土地的主人，不信，你们一个个去问吧！”
这次谈话虽说不欢而散，却给赵安邦很大的触动：钱惠人说得不错，几千年来，哪个中国农民不想成为土地的主人？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革命，哪一次又和土地无关？如果真能把地分下去，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谁敢这么做啊？
赵安邦再也没想到，地委副书记白天明就敢这么做，这个土改工作队队长的后代，竟和钱惠人想到一起去了，于是，便有了震惊全省的那场古龙县分地风波。
分地风波肇始于春节前夕的一次县长、县委书记联合办公会。这个记忆应该不会错。那时他只是农业副县长，还不是县委常委，如果开的是县委常委会，他就没有出席的资格了。还有两个细节他也记得很清楚：其一，调任地委副书记没多久的白天明专程赶到县里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大家还一人出了五块钱，集体请白天明吃了顿饭。其二，主持会议的不是时任县委书记的刘壮夫，刘壮夫正在省委党校学习。主持会议的是县长于华北。于华北从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的位置上下来没多久，同志们私下里都在传，说于华北只是下来镀镀金，以后还要回地委当组织部长的。
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得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就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地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仍记忆犹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都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
不料，散会之后，白天明却把赵安邦悄悄叫到了县委招待所，绷着脸问：“我说安邦同志啊，这分地是你的主意呢，还是刘集乡党委书记钱惠人的主意啊？”
赵安邦那当儿还不摸白天明的底，担心害了钱惠人，打哈哈说：“这事和钱惠人没啥关系，我也就是在会上随便说说——白书记，你不说要解放思想嘛！”
白天明这才交了底：“行了，安邦，你别替钱惠人打掩护了，实话告诉你：钱惠人找过我了，还给我拿来了个材料，我仔细看了，有些说服力啊！耕者有其田嘛，从安定民心和保护耕地，以及将来农业的持续发展考虑，应该把土地还给农民！”他思索着，又说“但是，有些问题钱惠人没想到，一个乡党委书记，总有自己的局限性嘛，比如说：把地分下去，农田水利以后怎么办？谁还给你上河工搞水利啊？另外，会不会出现土地兼并的情况，重新出现两极分化啊？还有，农业迟早有一天要进入现代化，使用大机械，搞产业化，这又怎么办呢？要全面考虑啊！”这是赵安邦再也没想到的，一九八六年的白天明竟然就有这么超前的思索！
白天明要赵安邦好好搞个调查，拿出个切实可行的方案来“搞方案时要实事求是，一定不要有什么顾忌，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当年如果有顾忌，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包干！第一关闯过了，这第二关，我看也可以试着闯一下！当然，也得学学小岗村的农民同志，只做不说，钱惠人积极性那么高，可以先在刘集乡搞个试点嘛！”
那次谈话无疑是历史性的，白天明作为一个押上身家性命闯关的改革者，就此如山一般耸立在赵安邦面前，而且从那以后，就再没减低过高度。事过多年之后，赵安邦还认为，在他从政生涯的初始阶段，是白天明让他的思想第一次冲破了牢笼。
自由的思想开始飞翔，作为主管农业的副县长，赵安邦开始了大胆的闯关。
事过多年之后，刘焕章提起这件事，还当面和赵安邦说过：“我和省委注意到你，就是因为那年在文山分地！当时的文山地委瞻前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拖到最后才搞，怎么冒出你这么个主？你胆子不小啊，连土地和生产资料归集体的前提都不坚持了？省委不处理行吗？怎么向中央交待？当然，改革是探索，探索就允许失误，所以，处理归处理，该怎么用还要怎么用，否则，以后谁还敢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