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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杀杨杏佛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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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杨杏佛的汽车徐徐驶到上海租界亚尔培路三三一号(现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时候,一阵清脆的枪声。汽车嘎吱一声失去了驾驶方向。一个凶犯跑过来看了看,迅速的跑向不远处停着的一辆小车上。开着车拉着几个同伙,消失了。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同盟”的招待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被戴笠指使的特务所杀害的。暗杀案发生后,轰动一时,极为各方所重视。这是戴笠在上海租界中干的第一件血腥罪行,多年以后局外却很少解其内幕。

    暗杀的直接指使者是蒋介石,直接经手者是其最得意的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是浙江江山硖口镇人,所以是“特”而加“浙”他混进了黄埔军校后,只在骑兵科读了一阵,并未毕业。他原先替胡宗南做事,胡宗南认为他有“异才”后来推荐给蒋介石当副官。当时胡靖安在蒋身边当秘书,曾指挥过他工作。他后来与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等结成一伙,向蒋领经费从事特务活动。这些人,就是后来“军统”的所谓“十人团”从这“十人团”渐渐发展,就成了特务处。这是他的最初的基础。

    在特务处成立后,除了副处长郑介民和主管会计的徐人骥之处,其余的人员,戴都不让别人过问,到了“军统”成立,更以家长自居,特务们也称之为“老板”

    戴笠当上“老板”后,便逐渐把自己的势力伸入许多公开的特务机关,以发展其魔爪。在南京,他先控制了首都警察厅的调查科,派赵世瑞去任科长。接着,又把上海警备司怀念部侦察大队接收了过来,为了更好的掌握特务组织的权利,戴笠先后派吴乃宪、翁光辉、王兆槐等人去充任大队长一职。

    在其控制南京和上海的两个特务机关后,不久,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也落入了戴笠的手中,京沪、京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也由戴笠推荐吴乃宪去担任。以至于以禁烟为名、贩毒为实来筹措反共经费的禁烟督察处的密察组,以及各地的一些警察局、侦缉队、各省保安处的第四科(或称训练科),也都相继为戴笠的人所渗入和控制。其发展过程是,先从南京、上海搞起,然后扩展于各地;至于攫取的办法,则是由下层做起,然后逐渐伸展。

    戴笠在扩大组织的同时,还先后南京洪公祠及杭州浙江警官学校内开办特务训练班,后来“军统”里的一些特务头子如徐远举、何龙庆、陈恭澍、田动云、廖宗泽、陈善周等等,就是南京特务训练班毕业的。毛森、杨超群、萧勃、阮清源、邓墨林等,则是在杭州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康泽在庐山办特训班时,戴也在该班附设了一个队,由连谋任队长,专门训练他的特务。

    戴笠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是反共及为蒋介石排除异已,他利用一些叛徒,当时就有一批人为蒋介石卖命梁干乔、王新衡、谢力公、叶道信、余乐醒、陆海防、程一鸣等(多是留学过莫斯科的学生),他们专门替蒋介石进行反共活动和训练特务学生。但在当时,最为蒋介石所欣赏的,还是他那一套暗杀和绑票的工作。而这类工作,随着蒋介石政权的更加法西斯化,也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戴笠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每为蒋介石办成一件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他邀功请赏的大好时机,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戴笠在上海方面的活动,也甚为蒋介石所“赏识”那时候,中山先生遗孀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在上海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针对着蒋介石那种蔑视人权、残害民命的暴行的有力组织,所以蒋介石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恨之入骨。蒋介石虽然几次想向孙夫人下毒手,但由于她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影响太大,其中主要是宋美玲等关系的原故,故而蒋介石又迟疑不敢实行,只好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孙夫人上海住宅附近进行监视,有时又指使特务写恐吓信(信中夹有手枪子弹或匕首等)或打电话去捣乱、侮辱,极流氓无赖之能事。

    蒋介石惧怕民权指使戴笠大搞暗杀活动,企图恐吓住进步人士的活动。孙夫人不但未为此种卑鄙行为所吓倒,而是更积极地从事民权保障活动。最后,蒋便决定叫戴笠派人于一九三三年六月间,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招待委员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亚尔培路。又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以沪杭公路上,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及其长子史咏赓的同学和汽车司机,打死在嘉兴附近。

    杨杏佛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上为戴笠的特务所杀害的。这个暗杀案发生后,曾经轰动一时,极为各方所重视。这是戴笠在上海租界中干的第一件血腥罪行,多年以后,在“军统”内部还被认为是“杰出之作”;而且拿来在特务训练班内做教材,作为“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勾当)的示范。但局外却很少解其内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九三三年初,由孙夫人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即担任了“同盟”的招待委员兼总干事。杨氏于同年奏,又到华此等地去过一次,宣传权保障的神圣任务,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不用说“同盟”一切活动,都使蒋介石十分伤脑筋,企图借此恐吓孙夫人,同时也研究员到恐吓其他进步人士的目的。于是戴笠就奉命行动了。

    那年四、五月间,亦即杨氏从此平返回上游不久,戴的暗杀计划便已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嗜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每天早上有空,便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

    过得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满身是血的被人追杀,吓得他大叫一声醒来。见同室的赵理君一说,赵理君高兴的说,梦见血糊拉的好,实际是吉,我们的任务一定完成得全身而退。

    行动组副组长王克非想了想没有说什么。

    最迷信的李阿大,他偷偷的找了一个算命的先生,给算了一下,结果那位先生问了梦者的姓名,此梦是祸非福啊!先生可知道水浒里的宋江为何不能得天下,就是宋与送,江山送给别人了。过者过错,一切都是过错啊!此事凶也,事主要多加小心。

    但是,正当特务们进行着准备之时,蒋介石却否决了在这个地区动手的计划,他认为把杨暗杀于租界以外的地区,有两点不妥:一是怕达不到恐吓孙夫人目的,因她的住宅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二是暗杀地区选在蒋政府警察管辖范围内,怕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后,不破案则有失面子,要破案又不能自己破自己的案。所以,蒋介石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孙夫人寓所附近进行。这样,既可以显示他的特务力量,达到吓人的目的,又可以推说事在租界,不必负破案的责任。

    戴笠经蒋指示后,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孙夫人寓所时,在途中加以狙击。当时,那一带都是幽静住宅区,平常在路上来往的人很少,所以特务们觉得下手后逃散亦较易。

    戴笠在六月初,即由南京前往上海亲自指挥布置,他的住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赵的化名是“赵立俊”和“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他在上海负责戴系特务工作多年,在抗战初期,又担任了“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的行动科科长,当时,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非及几个行动员(凶手),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负责暗杀的行动组组部,也设在这里。

    参加那次暗杀的凶手一共六个人,事前都要进行宣誓,要做到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如果失手被捕时,绝不能把内情泄漏出动,否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制裁。特务组织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子要他们去杀人,而为了保护头子们的利益起见,又要他们准备被杀,以达到灭口保密的目的。暗杀杨杏佛的一幕,就是如此。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六月十七日动手杀杨杏佛,但当那些凶犯到达中央研究院附近时,却碰上法国巡捕房的一辆巡逻车,跟着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他们不敢动手,分别溜回。

    第二天六点多钟,又再由赵理君带着凶手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向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则分散在中央研究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

    “来了,大家检查好枪只,开始行动。”赵理君果断的命令着。

    上午八点左右,特务们看到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乃立即走近门前。

    杨氏父子上车后,一会又走了下来,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杨氏父子又登上另一部汽车。当这部汽车徐徐驶到亚尔培路三三一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时候,特务们的四枝手枪,便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施芸之一个鱼越迅速的跑开。

    杨氏一闻枪声,心里已经知道蒋介石要杀害他了,早在一个多月以前,他便接到过特务们寄给他的恐吓信和子弹,但他置之不理,还活动得比过去更加积极。此时枪声迸发,他马上想到是特务向他下毒手。

    在这生死关头,杨因爱子心切,他心理只有一个念头,保护自己的儿子,不让他受到伤害,立刻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杨小佛。所以特务向汽车里打了十多枪,结果,杨杏佛和司机都被打死,但杨小佛被父亲用身体护住只在腿部中了一弹。

    凶手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一听到枪声,早已指使司机将机器开动,准备逃奔。

    李阿大算过挂,心理老是觉得不对头,他跑的比其他的几个人都快。一头钻进汽车里连看都不敢看被手枪射中的杨氏父子。

    这时候,过得诚心理一还怕,在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他再折转回来再去追汽车,汽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追,一面拼命地喊“等一等,等等我!”

    赵理君一看,过得诚还落在数丈之后,而附近已经警笛狂鸣,他为了快点脱身,那里还顾得了过得诚?但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一不做,二不休,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从车上向跑近的过得诚发射一枪,赵理君希望一枪就取了他的性命,以免留下后患。但赵理君在仓皇中发射加上汽车的颠簸,心里也有几分的不忍心,虽然击中,却没有打中要害,赵理君命令司机加足马力飞奔,快速度的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赵理君等数人倒是逃脱了,但凶手过得诚刚完成杀人的任务,却立即挨了自己人一枪。他还想挣扎逃命,但巡捕已从四面八方追围过来,终于被捉住。巡捕立刻把他与杨杏佛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杏佛受伤过重,不久即告逝世!

    过得诚经过急救后,到下午即能说话。

    “马上询问凶犯,查明他是什么人。”巡捕房的长官命令自己的手下的巡捕。“在我们的管区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是不好对上封交代不但。”

    巡捕房立即派人到医院向过得诚询问,过得诚谎说名叫高德臣(这是他的化名),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等,凑了一番鬼话,不敢吐实。

    戴笠得报后,起初因为杀人之计已遂,非常高兴。但后来一听到过得诚被捕,并已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他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华探长的“特务处”特务范广珍。

    范广珍见到戴笠,戴笠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设法解决过得诚。范广珍犹豫了一下,但是他看到戴笠那张死人一般的脸,范广珍又失去了反抗的勇气。接过那包毒药走了。

    其他人知道此事后,也是大为伤感了一段时间。李阿大、施芸之伤心了好长时间,他们二人和过得成交情最好,如今失去了一个好弟兄都为之惋惜。

    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过得诚也“重伤不治”而死了。

    在杨杏佛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及举行追悼会时,华东区的一些特务,又再出动。他们混到万国殡仪馆去的目的,是要侦察参加追悼会的是些什么人?有什么言行?以便汇报南京。

    当时,孙夫人、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许多人都到了。大家都表示悲愤和沉痛,孙夫人为一大群记者所包围(其中也有利用记者名义参加的特务在内),她语气激昂地表示,已为此事发表了一篇声明,指明杨杏佛的被害,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并说她绝不会为这种卑鄙手段所吓倒。孙夫人当面怒斥被认出来的混在人群里的几个特务,特务被孙夫人怒斥得面红而赤,纷纷退出了万国殡仪馆。

    蒋介石听了特务的报告骂了一声:“娘个西屁。”脸色十分的难看,吓得随从一天没有敢大声说话。

    暗杀杨杏佛是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讲民权的人的一个警告,民权不是谁都可以讲的,只有我蒋介石才有权利讲的。只有我同意了你才可以讲。孙夫人我不敢暗杀你,可是和你一道讲民权的人我蒋介石是可以暗杀的。你不怕,有人害怕。

    也并不是没有骨头软的人,比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自杨杏佛被暗杀后,就一再声言已辞去副主席职务,不再过问“同盟”的事。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恐吓政策,的确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蒋氏的暗杀民主人事的活动,并没有吓倒千千万万个爱国人事,激起了更多人民的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