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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余虹的死是在前几天。那天下午在外国文学的课堂上，陈春生教授在讲贝克特之前痛心道出这一消息。由于他与余虹曾有过学术往来，就不免多生感慨，陷入更深的思索。
或许是性格和处境的原因，生活的悲切经常能够如毒蛇般缠绕着我们的意识。正是在那个下午，出于某种神秘，一个文本意义上的死亡和现实的死亡发生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关联。
一直以来，我们近乎残忍地目睹了一个个真正的诗人因价值毁灭而走投无路的发疯或自杀，这是怎样的一长串名单啊——屈原、特拉克尔、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托勒、茨威格、克劳斯曼、普拉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叶赛宁、马雅可夫斯基、茨威塔耶娃、曼德尔斯达姆、法捷耶夫、亚什维亚、斯威夫特、荷尔德林、尼采、卡夫卡、王国维、海子我无法再一一列举下去，我的手已沉重的抬不起笔来！
“这些年不断听到有人自杀的消息听到这些消息，我总是沉默而难以认同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事实上，一个人选择自杀一定有他或她之大不幸的根由，他人哪里知道？更何况拒绝一种生活也是一个人的尊严与勇气的表示，至少是一种消极的表示，它比那些蝇营狗苟的生命更像人的生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太不容易了，我们每个人只要还有一点人气都会有一些难以跨过的人生关口和度日如年的时刻，也总会有一些轻生放弃的念头，正因为如此，才有人说自杀不易，活着更难，当然不是苟且偷生的那种活。”
这是余虹今年9月在一篇博客文章一个人的百年里的感言。在这篇博文里他还这样写道“德国诗人里尔克曾慨叹一切存在者都处于无庇护状态，人需创建自己的保护以维护生存的安全。人的庇护从何而来呢？现世的社会和彼世的信仰，前者给人以生之依靠，后者给人以死之希望。”显然，他已流露出了对彼岸世界的种种猜测，对终极救赎的探究，让他陷入了一种对死亡的向往之中。
作为学人，他是精心于研究海德格尔的。按照海德格尔的诗性之思，世界本身是无意义的，但生存的现实性却迫使诗人赋予生活以意义。诗人于是试图通过诗的语言来完成对意义的创建。诗的语言翻转生存世界的语言，在对整体的世界意义的期待中重构生命。在意义破碎的“贫困”时代，诗人要行走在极度孤独中的旷野和大地上，维护人的尊严，探究终极的救赎，寻找已隐遁的神迹。而往往谁要负起重整乾坤的责任，谁就占到了一个没有信念依恃的危险边缘。用歌德的话来说，谁站在这样的边缘，就得自杀或者发疯，别无出路。
果然，时间仅仅过了两个月，在这个平静得近乎麻木的严冬的正午，他怀抱“大不幸的根由”以无比的尊严和勇气，拒绝了一种生活，向生命作出了他的至少是“消极的表示”一颗诗性的灵魂，已无法用崇高来修饰。它在这个萧煞的冬季的正午——“一个尼采式的时间”——的纵然一越，像一片落叶，像一只飞鸟，更像一记重锤，直捣死亡的胸口，使大地猝然颤栗！这是向暧昧的世界无意义性边界发起的最后的冲击！
死亡是绚丽的！自杀更是华美的！“人生本是一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张爱玲）曾几何时，这席虚无华美的袍子已被历史理性撕得七零八碎。这显然已不是一场审美意义上的装饰，而是一场具有神性的仪式，一出宗教性的圣礼。或许他的死“在这时被赋予了太多的哲学意味”但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寓始于终的“圆圈”已然划定。
马雅可夫斯基开枪自杀前在遗书中写道“关于我的死，请不要责备任何人，也请不要制造谣言，死者痛恨谣言。”死者已经死了，灵魂已然安寂。“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把‘人生’拖到最后。”（普里尼）
“自杀不易，活着更难！”至少作为一个“事件”而且是不同于日常事件的“精神事件”更确切地说是“信仰危机事件”它应该引发我们对生活的意义、生命和死亡的重新思考。倘若自杀的倾向是与生俱来的死亡本能，我想我们只能用生之意义来克服死之诱惑。昆德拉说“死亡是一个启示；它说话；死的行为有它自己的语义学，一个人怎样死，死于哪种环境，并非无足轻重。”问题是，我们活着的人能读懂这个启示么？我们是不是也在不经意中成为了某种所谓的强者或历史理性的帮凶？在虚无的永夜中，我们又该怎样穿越，才能避免像狼一样嚎叫，像虫豸一样盲目地爬行？才能“像一个人样地活着”？！
死亡是一本众人皆谈，没人读过的书——除了死者本人。而死者从来就不曾死去“死者同样站着/站在活人的体内”（伊娃吕涅菲尔特）。是的，他没有死去，在精神意义上，他的行为是一个永恒的追问！这不是对“天命”的追问（余虹享年恰好是“知天命”的五十岁），而是对生存意义和信仰终极的“超验之问”！
呜呼哀哉！余虹，愿你和我们与上帝共在！愿你的灵魂在天国安息！
2007-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