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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向来是中国人高举了几千年的伟大旗帜，老祖宗们一辈辈地传递着其棒子。我们有屈原的“专一”式代表，有文天祥的“死不投降”式的忠臣形象，有为“守贞”立牌坊的传统，更有“为尊者讳”的习惯——忠诚在中土扎根、发芽、开花、结果的历史漫长而影响深远。但短短十年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辱老师，斗亲人，将背叛演至极致，彻底颠覆了师道尊严和亲情伦理。忠诚一夜之间成了廉价的传说。
其实，文艺复兴以降，跟忠诚对立的背叛，也越来越受人拥戴。对旧知识的背叛，对旧世界的打破，对旧传统的革除，往往就是科学的萌芽。当背叛的对象与道德无关，或者是善恶分明、对错迥异的情况，背叛的方式将受到鼓励。背叛曾经被人看做打破旧世界、迎接新世界的手段，赋予其正义的含义。日心说不是对地心说的背叛吗？罗密欧与朱丽叶不是对旧爱情观的背叛吗？甘地不是对暴力、对合作的背叛吗？戈尔巴乔夫不是对低效率、低生产力的旧制度的背叛吗？当忠诚变成愚昧，当专一变成被欺骗，当忠贞不渝变成被奴役，当臣服变成无限痛苦的起源，那么唯有选择背叛，才是唯一走向新生的出路。背叛不是乡愿，背叛者不是无原则无节操的墙头草。背叛的姿态只是面对真理、面对正义、面对幸福的真谛。
曾几何时，背叛与忠诚的帽子，牢牢地被扣在许许多多人的头上。既造就了所谓的“英雄”也生产了“败类”“叛徒”往往涉及这种话题时候，道德的棒子会自动弹出来，毫无情理地敲向别人头上。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朝代，朝臣的背叛是要受到双重煎熬的。其一，跟着以皇帝为主子的朝廷，一旦翻脸，基本没有出路——除非去国、远走他方，否则是走不出皇帝的阴影。因为封建皇朝采取的是“家天下”的治理模式，背叛了皇帝，在他家的土地上难度还有好果子吃？其二，原本大多数官宦都搞“终身制”假使以背叛的形式非正常情况卸任、终止当官生涯，就很难在亲朋戚友面前混下去。因为中国古训“不孝有三”的第二条就是“家贫亲老，不为禄仕”（见十三经注疏）。在经商不得，打工也不得的农耕社会，背叛皇帝后的归宿，要么解甲归田，要么归隐山林，否则将会断绝生活来源。对于某些好逸恶劳的读书人，本来靠科举谋得的官职，一旦离职，又没有在任上捞到油水，假如不劳动，唯有等死。
有人说背叛要讲时机，因为背叛的筹码不够，那是典型的获得式的主动背叛。本文所说的背叛是被动的付出式的背叛，关键不在成本，而在代价。当背叛者付出的代价超出了自身承受底线，就不得不选择背叛。
在民主法治社会，背叛是道德问题，衡量标准止于行动领域；在专制极权社会，背叛则是道德加法律问题，衡量标准扩大到精神领域。当背叛上升到“斗法”的阶段，惩罚则会升级到肉体与心灵双管齐下。判断一个政体对背叛者的态度，或许可窥见这个政体实行的是极权制度抑或民主制度。波尔布特将举凡自己不喜欢的战友们统统视为“叛徒”送到s21集中营，从肉体上一并消灭掉，可谓对背叛者登峰造极的惩罚。
五十年代的“反右”运动，是清算背叛者最大规模的运动。所谓“整风”就是对行为、思想的背叛者未雨绸缪进行查找、惩罚。在没有敌人的时候，自己内部倒戈一击寻找敌人（背叛者）。这个时候定“背叛标准”是非常严苛的：公开唱对台戏自然是首当其冲的，发出反对声音、有不合作态度、甚至献媚不当也是开刀的对象。
从纯现代主义的角度来看背叛与忠诚，仅仅是对契约的态度及做法，远远沾不上高高在上的道德。但中国人历来以“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父为子纲”因此但凡涉及了这三条金科玉律，必将受到区别对待。因为，这不仅仅是普通民众的个体事情，其实这也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所以，假使臣子背叛了组织、妻子背叛了丈夫、儿子背叛了老子，将被看作罪人。然而，没人关注被背叛的对象有没有错。当我们面对的对象是人，那么就毫无疑问，我们将有面对错误的机会。而我们当初选择面对这个对象的时候，其实是抱着面对正确的态度；现在对象变了，则这已经违背了当初的宗旨，那么我们有理由再作出重新的选择。在讲求人权的时代，作为现代社会一项权利，每个人都有权决定自己的信仰以及喜恶。换言之，每个人都有权说“不”——只要曾经被自己说“是”的对象已经改变了。
有缔结合约的自由，自然就有解约的权利。跳槽、割袖、分手以及退出任何组织等背叛形式都不应该受到谴责。背叛与达成一致的解除关系不同，后者是买卖不成仁义在，前者则是一方有错在先，另一方勇敢的翻脸在后。我们鼓励背叛，就是鼓励技术上的破旧立新，也是鼓励向恶人、向恶制度、向恶劣环境表明自己的决裂态度、不合作立场。
在自由主义者眼里，忠诚是一种自由，背叛同样是一种美德。因为，我们的一生只能为正确的背叛负责，而不能接受错误的忠诚嘉奖。
2008-7-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