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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孔有德占领了整个广西以后，李定国的大军一路奔袭而来，势不可挡，孔有德的部署被李定国军全线击溃，大军直奔桂林而来，孔有德只能亲自上前线指挥应对。
在兴安县严关处，李定国用大象阵击败了孔有德的大军，触不及防之下，在两军对阵时，放出大象是什么概念，而李定国的大象军用的是受过训练的战象，在象牙上绑有长刀，象头上装有铁甲，象身上用藤条结有篮子，内有象兵，手拿长茅及弓箭，三头大象为一组，猛冲敌阵，刮着倒、碰着伤，如入无人之境，被活活踩死无数。
孔有德失去了最后一道屏障，压根就不知该如何自处。这个时候李定国的大军已经包围了整个桂林城，孔有德的脑袋甚至被射中了一箭。
这个时候的孔有德知道，活下去是没什么希望了，回想起这一路走来，他手里沾满了汉人的鲜血。在他投降满清以后，他就没得选了，因为他只能硬着头皮往前走。只有不断往前，才能看到希望。所以他选择为满清立功，他的功劳越大，他投降以后的地位就会越高。所以他会后悔吗？他绝对不会后悔。看看袁崇焕的下场就知道，就算你为大明朝卖命，那大明朝又能怎么对待你呢？
孔有德虽然在桂林战死了，但是他是不会后悔，他用行动告诉满清，自己投降了就要一直为满清建功立业，直到最后一刻。
孔有德死后，他的女儿孔四贞倒是侥幸活了下来，成为了孝庄太后的义女，后来更是跟丈夫一起，享有了广西地区的食邑，算是满清政府对孔有德的补偿吧。
他知道包括自己在内，所有跟他相关的亲人，都会惨遭李定国大军的报复蹂躏。
男的老弱全部杀光，留下年轻女子充入军妓，孔有德越想越觉后怕，这个时候，他学习崇祯皇帝，将自己的家人全部杀光，随后朝着满清朝廷的方向拜了拜，放了一把火自焚了。
至此，南明朝目前全靠大西军支撑，大西军又分为三部，秦王孙可望，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那么咱们透过历史迷雾，来看一下真实的南明朝，后世把孙可望定为投降派，把李定国定为抗清英雄，抛开这些后世的定位，就目前来说，如果没有孙可望，南明朝可能就此灭亡了，正是有了孙可望，南明还有一口气在，所以说孙可望对南明的贡献还是巨大的。
孙可望靠义军本色，大胆改变传统，以官四民六为标准，从沐家和土司等权贵手中集中土地重新分配。愿意献出一些土地拥戴的土司并不少，但也有敌视的土司和沐家是被夺取对象，这正和大西军在四川对付富户是一样的做法。云贵地区部族众多，千百年来等级森严。大西军打破局面，让众多百姓获得土地，军队也因此方式自有土地耕种，基本实现不扰民的情况。
所以，大西军在云贵与四川情况有不同，受各族百姓较多欢迎，许多民众都踊跃加入，不少土司也跟随大西军作战到最后。这同样是沐天波和丽江木氏土司等权贵怨恨孙可望的根本原因，秦王主事几年为稳定民间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历史往往是后人记载的，而记载历史的人，就是哪些大户富户人家出身为官的人，孙可望的这些做法当然得罪了许多这些人，所以后世极尽抹黑，夸大其事，把孙可望描写成为一个投降派，反复小人等，难道真是这样吗？
孙可望入昆明发布“招抚百姓回家务业，不足者借给牛种”的复业令，兴修滇池、澄江等水利。以云南、贵州这等偏远省份，供养二十万左右兵力，简直是奇迹。吴三桂入云南前夕，大西军还“钱粮如山”。
之前“一年土产财赋，足供养兵之需”的说法，远在湖南、江南的清军官吏都曾听闻。清方云贵总督赵廷臣坦承，云南地方荒芜开始于顺治十六年春夏，正是朱由榔等向缅甸转移的时候。
若客观回顾孙可望入云南十年，在宝庆之战前的所作所为，先灭沙定洲、平川中诸镇，经略云南，奉迎永历，又策划收复湖广，论功勋之盛，根本无人可比。即便李晋王确实取得十分出色的战绩，综合来说毕竟也没法与他相比。所以，孙可望与李定国的矛盾，纯粹是各自视野狭隘的意气之争。
要说南明朝的覆灭，不是清军赶尽杀绝，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最后被自己逼上绝路。
最来说一下刘文秀，十分担忧孙可望在后面可能随时会趁机消灭他和李定国。你防着我，我看着你，这种内耗已经注定了日后的结局。
为了挽救孙可望，朝廷派出白文选和张虎为使者携带玺书前往贵阳进行劝说，这份玺书算得上用心良苦。怕刺激到孙可望，里面对他谋逆的行为只字未提，只用“失人臣礼”四个字一笔带过。相反为了示好，对孙可望的部下加官进爵，希望他们能幡然醒悟，消除前嫌。
朝廷是为了挽救，让孙可望幡然醒悟，而不是安抚，就是说你老孙啊，大家都知道你做了错事，不过大家希望你能改过自新。
孙可望看着这个朝廷本身就很厌恶，吃着我的饭，吃完一抹嘴道：“你看，不应该兴修水利，不应该把土地分给百姓种粮，这都是你的错，可是我们不计较。”
正是这样，矛盾越发变大了，让孙可望有了自立的想法。
这也是每每到了关键阶段，孙可望常会做出不利于时局的举动出来。
孙可望本来制定了一个宏大计划，希望与福建的郑家等取得联系。但刘文秀作为先锋失利，且损兵折将，导致计划功败垂成。可如此败局是刘文秀的责任吗？显然不全是，根源在于李定国和刘文秀对孙可望是否还能真诚共事发生严重猜疑。
刘文秀把自保和保护李定国视为行动主要任务。孙可望觉得李定国影响刘文秀不听指挥，偷偷搞小动作接走朱由榔，于是产生激化，孙秦王自然认为李晋王要自立门户，所以要赶快趁机吞掉他。
出于维护大西军的大义，刘文秀领一支人马回去帮李定国阻止孙可望，刘文秀更写血书交给孙可望进行劝谏，足见刘文秀所为情非得已，义气深重。可事以愿违，孙可望已经拿不下脸再与他们站在一起，选择出走投靠清军。
古人尽管有结盟的概念，但从沐天波、杨畏知包括朱由榔等人，没有什么结盟大西军的意思，完全是迫于形势忍气吞声。可心理还是朝廷招抚义军的感觉，所以暗中才给孙可望下套，孙李的分歧固然有自身一面，明方官吏反复施加的影响还是有一定煽风点火的关系。
随着孙可望的投清，还留下了三万将士不愿投清，归投了刘文秀麾下。如果此事到此结束，万众一心抗清，一致对外，明末小朝廷还是有一番作为的，可是结果又是新的一轮窝里斗开始了。
晋王李定国后期主事，刘文秀本来感到一番振作的希望，趁机进言让朱由榔北上贵阳。因大西军连番失利，引发内部问题，把皇帝向前推，对为收复四川，鼓舞人心士气大有积极意义，日后进一步入成都，巩固西南三省局面，再作北伐谋划。这一番重新规划，连窝囊多年的朱由榔都十分兴奋，愿意采纳这一方案。
居然李晋王的视野会否定这一建议：“李定国请尽撤川楚守边各镇将回云南。遂罢幸黔之议”。后人基本认为是李定国知晓朱由榔性格柔弱，希望他远离战事。可实际恐怕是希望把朱由榔留在自己掌握，不愿意朱由榔以此机会逐渐成为刘文秀的附庸。
更要命的是，李定国还干扰刘文秀收复四川。大臣金简上疏提醒：
“内患虽除，外忧方棘，伺我者方雁行顿刃，待两虎之一毙一伤以奋其勇；而我酣歌于漏舟，熟睡于积薪之上，能旦夕否乎？二王老于兵事者也，胡亦泄泄如是。”
刘文秀对李定国变得狭隘的危险有清醒估计，他无法阻止李个人变化，为了自己和大局就注意团结孙可望的部下兵将。他的豁达大度收效非常明显，愿意归附他的秦王旧部多达三万余人。包括大将冯双礼，甚至艾能奇之子艾承业，后来都与刘文秀关系更好，与李定国疏远。
如白文选等大将当初不愿同室操戈选择罢手，足见大批将士在关键时刻都懂得利害。可李定国对孙氏旧部心存芥蒂，“以收获孙可望之兵名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日晋兵”，“由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
既然李晋王意图排挤，刘文秀就建议把所谓“秦兵”三万多人收编，然后派遣去巩固边疆，将士们都欣然效命，愿前往四川作战。李定国居然对刘文秀团结将士，试图巧妙化解分歧而感不满，强行召回刘文秀中止收复四川行动，令这位仅存的兄弟十分悲痛心寒，次年就含恨而终（永历十二，顺治十五年，1658）。
临死前，刘文秀还大公无私把自己的窖藏捐出，建议疏通夔东十三家众义军和招募军士，一直为收复四川而费心谋划，更进一步激励李定国北上陕西，进发洛阳，希望他辅助朱由榔成就大事。
失去刘文秀，更加注定李定国独木难支，造成实力大大削弱。之后顺治十六年，清军吴三桂大举入云南，明方根基摇摇欲坠，朱由榔开始转移，都知道不到两年就玩完。
实际李定国去除孙可望的许多措施，例如营庄法等，也表明晋王治理地方并不如秦王有远见，只是一个忠于明方的顺臣而已。
明朝最大的弊端就是政军不分，李定国打仗还行，可是要他去经营政经就不行了，漏洞百出，能力远不及孙可望可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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