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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一次的洗礼，”爱国主义”教育，林清白主动要南下去安化“教育感化”堵胤锡去，林清白跟随堵胤锡已十多年了，两人之间也成了莫逆，委员会经过商议，对林清白的转变，全身心投入到黎城的怀抱很是重视，目前也是王德发的老丈人了，这身份就不一般，经过几天委员会在江南的安排后，抽调一个加强排一路护送过去。
留守南京由张天乐主持，尽快组建江南商贸公司。吴一继续任宣传部长，管理全国文化宣传这一块，调任孙国涛驻南京成立全国科技部，主要是发掘人材搞科研，什么样的科研全要，调任朱康到南京组建军情局国家安全局，调任大虎为南京中央银行分行长，考虑到江南人口多，工商业发达，黎城跟南京以后财政分开，统一货币。以后再慢慢调整。
调任李美芝驻南京组建医院，把南京的卫生工作防疫搞上去。调任魏楚驻铜陵主持工业发展，王林部驻军安庆城，马晓光驻军宣城，黄顺东驻南京，组建南京军区司令部，调蒋季水师驻镇江，组建新的水师分别为崇明、江阴、南京、铜陵、安庆。曾立超部驻守芜湖。李卫部调任金华、衢州一线。王德发驻杭州继续主持整个江南，这样的安排委员会是把杭州作为省会，而不是南京是有深意的。
公元1648年8月22日（永历二年，顺治五年），褚老、费见深、张恒一带着船队，沿大运河返回黎城，林清白随即也动身，这一路有兵保护，就不会有河贼，山贼拦路打劫，有些势力强大的山贼一看是黎城旗号，也就死心了，这老虎尾巴太瘆人，不被拍死算是侥幸了，哪有送上门去的，全躲的远远的。
一路上杂草荒芜，坟茔崇崇，偶尔才会有几个小村庄，连年的战乱，加上小冰河期的干旱，瘟疫把这原本富饶之地，变成了人间地狱。偶尔碰上几个商队，也是衣衫褴褛，那些大辕车上装运的全是黎城的商品及本地的药材、矿产。
林清白深深地感受到了在黎城的辖区内，不会出现这种景象，才猛然发觉黎城为百姓做了多少的事，不是空喊，而真的在做，那些新的词汇，如：解放区、无线电、电话、沙发、席梦思、体育、奋进、实习、麦克风、根据地、科学、科技、水泥、钢筋、热水瓶、电灯泡等等这一年里理解了许多，偶尔自己也会在话语中加进一些这样的用词，真的很贴切。
这一次黎城派的护卫是一个加强排，由原李卫组的李甲带领，全排共计40人，包括3个兵排，一个排长。 所谓加强排就是配有八一式班用机枪，这是黎城在现有的装备上仿制的机枪，这样做就很容易大批量生产，不用研发，有实物参照，只要把每一个部件做出来最后组装就成。
林清白发现许多奇怪的事，黎城这些官，都不坐轿，无论是2人抬的小轿，还是8人抬的大轿，全不坐。跟轿子有仇似的，弄的大家全不坐，路远就坐马车或是骑马，在黎城时看到过一种四轮马车，称为客运马车，还有两轮马车做工很简洁，装有玻璃窗，车上没有帷幔及流苏，也没有画龙凤图案什么，连简单的云纹也没有。最不可思议的这种马车他们自己坐的跟卖给平民是一样的，没有什么规制。
他们好像人员很多，要区分黎城的主人，还是属下，就是看头发及衣着，感觉不是大明人，可又不是满清人，衣着的方面有胡人的影子，窄袖短衣，黎城做官后，没有官服，更没有补子，跟百姓无异，弄的大家现在只能穿员外服。
很多细节方面真的是看不懂啊，可又不能问明白，不过有一点很不同，当黎城的官不用去贪，能养活一家子吃饱穿暖。平时还有福利，能领到一些生活用品，过年过节有肉有鱼发放，不像明朝的官，薪酬少还不一定每月准时发放，可发的不全是钱银，而是物，以物抵薪，苦不堪言。这样就催生了各种乱收费现象。
堵胤锡占领安化快大半年了，一直在练兵，可还是没有按着林清白书信内说的去做，让其进兵许昌，而是选择了南下。
林清白的到来，全力说服堵胤锡靠向黎城就更加有说服力，忠贞营营官李锦（改名李赤心），高一功（改名高必正）也明白忠贞营的地位很尴尬，虽跟南明合作一起抗清，却得不到朝廷信任，朝廷内部对于一起抗清，互不统一，要不是堵胤锡全力支持，怕也走不到一起。
目前永历朝中在联虏平寇还是联寇抗虏一度争论不休，前期，南明弘光朝时，就采用联虏平寇战略，即放任清军攻打农民军，最好弄成两败其伤，弘光朝坐收渔利，因为在当时，朝廷上下无不痛恨逼死崇祯的李自成及张献忠，认为最大的敌人是寇，在当时不管是南明朝还是李自成、张献忠都认为满清只不过是来趁火打劫，多抢些好处就会回去的，今后天下还是要看三方面的角力，没把满清算进去。
直到李自成、张献忠败亡，才看清了对自己的威胁是满清，此时隆武才提出联寇抗虏，堵胤锡是深刻认识到了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挽救危亡，就在这样的危亡局势下，明朝那些抱守残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中枢、督抚实力派，心中对叛军戒备和抵触难于消除，就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驱狼博虎达到寇与虏两败俱伤，用的还是跟弘光朝时那样的方针，而这一次可是主动弄成两败俱伤，什么叫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不想想，当时大顺军余部，一无根据，二无补给正需要寻找靠山恢复元气，这个时候采取这个方略，只能是损人不利己，给敌人扫平天下减少了阻力，也大大削弱了可以团结的力量。
反观南明朝堂，不乏忠心忧国之人，可大都多是像何腾蛟，瞿式耜之流，那么接下去就说说瞿式耜这个人。
瞿式耜早年拜钱谦益为师，1616年中进士，后授江西永丰知县， 1644年李自成攻克北京，福王在南京建立政权，瞿式耜出任应天府丞，旋擢为右佥都御史，巡抚广西。
1616 年夏，瞿式耜抵梧州，时南京已破，鲁王监国于绍兴，唐王亦称号于福建，靖江王亦于稍后监国于桂林，瞿式耜以为当立者应为永明王朱由榔，故与丁魁楚等合力擒靖江王，亦不入闽就唐王封职。
第二年，唐王殉国，朱由榔立于肇庆，瞿式耜进吏部右侍郎。后清兵破赣州，瞿式耜留肇庆。朱由榔改元永历，清兵陷肇庆，乃走梧州，旋护帝至桂林，升任兵部尚书。瞿式耜曾自借得澳门葡兵三百人、重炮数门，故一时收复失地甚多，桂林亦因之而久守，后封临桂伯。
可以说，瞿式耜就是当时南明数一数二的大佬，后世评价瞿式耜时，相当纠结，此人在当时的情况下，好像做到了忠臣烈士的形象，可是又好像这个忠臣烈士之名是一个自导自演的剧目，清军打来了，别人全在做后撤，他说我不撤要留守，别人劝其离开，说道：“你是大臣，还有许多的事要去办，朝廷需要你在。” 瞿式耜不听，最后在衙堂上和张同敞坐等一晚，直到第二天,进城的清军赶到才发现还有二个大官，劝其降不应，却坚决要求死，你要说他不忠，他战斗到了最后，你要说他愚昧，可他死后被封为“文宗”，你要说他没有气节，在狱中写了许多的诗，反映了坚贞不屈的民族气节以及忠贞不渝，为国献身的精神。
后人评价道：“瞿式耜、张同敞在可以转移的时候不肯转移，宁可束手待毙，这种现象在南明史上并不少见。究其心理状态主要有两点：一是对南明前途已经失去了信心。张同敞在桂林失守前不久对友人钱秉镫说：”时事如此，吾必死之。”钱氏开导说：”失者可复，死则竟失矣。”同敞伤心备至地回答道：”虽然，无可为矣！吾往时督兵，兵败，吾不去，将士复回以取胜者有之。昨者败兵踣我而走矣，士心如此，不死何为？”瞿式耜的经历比张同敞更复杂，他既因封孙可望为秦王事不赞成联合大西军，对郝永忠、忠贞营等大顺军余部忌恨甚深，而倾心倚靠的永历朝廷文官武将平时骄横躁进，一遇危急或降清或逃窜，毫无足恃，已经感到前途渺茫了。
其次，根深蒂固的儒家成仁取义思想也促使他们选择了这条道路。与其趁清军未到之时离开桂林也改变不了即将坍塌的大厦，不如待清军入城后，以忠臣烈士的形象博个青史留名。尽管这种坐以待毙的做法多少显得迂腐，还是应当承认瞿式耜、张同敞的从容就义比起那些贪生怕死的降清派和遁入空门、藏之深山的所谓遗民更高洁得多，理应受到后世的敬仰。”
明末的怪象不单单是这些大臣，南明鲁王时曾派水军都督周鹤芝派使者到日本萨摩藩求援，这也是南明第一次向日本乞师。此后在1646年、1647年的两年间，南明先后三次派出使者向日本求援，但这些求援都没有得到日本方面的回应。 直到1659年，南明最后一次向日本求援，这次的使者是朱舜水，他也没有成功。不过朱舜水留居日本，成为水户藩主德川光国的座上宾。
除了向日本求援外，南明还有一个更为荒诞计划，找远在欧洲的罗马教皇（现在改称教宗）帮忙。事情发生在南明永历帝朱由榔统治期间，这时候南明的重心已经完全转到南方，与西方殖民者产生了联系，加上宫廷中有一些改姓天主教的太监，因此向西方求援也就水到渠成了。这时候永历皇帝的妻子、母亲、儿子都改信了天主教，而且取了教名。比如王皇太后取圣名赫烈纳，马皇太后取圣名玛利亚，皇后王氏取圣名亚纳，皇太子朱慈恒取圣名当定，宫里甚至有一座小型教堂。皇室改信天主教，这绝对中国历史上破天荒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