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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读报，偶观有介绍曾公祠文，心中不免一惊：想我在天津生天津长的也是几十年了，竟不知自己的家乡还有一座清朝重臣曾国藩的祠堂，况且，这祠堂所承载的，是不可替代的历史，是举足轻重的天津近代史重要的一部分啊！我真是一个孤陋寡闻之人，惭愧！
既然知道了，就应该去看看吧，否则，可能就永远看不到了，因为现在拆着迁那的，不一定哪位领导脑子一热，就敢让这不可恢复的古迹，在瞬间夷为平地的。这样的教训可是太多了。于是，早晨上班高峰一过，就骑车出了门，向着文章所载的方位——南运河北岸一路骑行下去。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非常有影响的人物。一方面，他的手上，曾经沾满了太平军和捻军烈士的鲜血，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另一方面，他又在内政和外交上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坚持维护中国的统一与尊严，故为清政府所器重。其对于治国、治家的理论，亦很有见地，为毛泽东、蒋介石及许多著名文人、政客所推崇。曾国藩一生著述颇丰，其中不乏精辟的至理名言。就是用现代的眼光来看，都有着很深远的现实意义。
曾国藩于1868年（同治7年）8月调任直隶总督。1870年发生了天津教案，正因病修养的曾国藩奉命回津处理此案。面对帝国主义的强权威胁和无理要求，曾国藩据理力争，严词拒绝后调两江总督任。直隶总督由其得意门生李鸿章接补。1872年（同治11年）3月12日在任上逝世。时年62岁。李鸿章上书朝廷，要求在天津给曾国藩修建祠堂被批准。遂择址在今三叉河口，紧邻南运河北岸修建了这座曾公祠。该祠堂于1874年完工，离原总督府只有几百米。屈指算来，距今已近130年了。
有人说，天津像个大工地，此话不假。我沿着河边慢慢骑行着，放眼望去，南运河两岸，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有的地方正在拆迁；有的地方已是高楼栋栋了，昔日那低矮破陋、三级跳坑的平房区也已经荡然无存。即使没有动静的地方，也到处写满了现在人们所熟悉的大大的“拆”字。想起前些日子一位新华社记者曾就天津脏乱不堪的现象所写的文章天津像个大农村，心中不免感慨万分——再过几年吧，也就是几年，天津一定会“脱胎换骨”“旧貌换新颜”的。
一路走，一路打听，可谁都不知道有个“曾公祠”虽然我所询问的对象都是六七十岁的老人，可他们大多带着疑惑的目光看着我：“我在这住了五六十年了，从没有听说过什么曾公祠”一位老大爷非常自信地对我说。
这就奇怪了，难道报纸上登载的文章不属实？一路问下来，已近十几人了，而且都是老住户，可为何竟无一人知道“曾公祠”呢？闷热的天气，再加上心里着急，此时已是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干脆，不再打听了，自己找吧，不就是在南运河北岸吗，我顺着河边找下去就是了。
寻到了三叉河口，已经没有路了。现在的河口已是一个泵站，再往前就是海河了。左面：一片已经拆迁的废墟；右面：是注满清水的南运河。在哪呢？心里寻思着又往前走了几步。见前面河边大树下有四位老人正在聚精会神地打牌，只能过去叨扰了。几位老人听完我的问话哈哈大笑，把我笑得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一老人边笑边冲我身后扬扬下巴：“这就是”转过身去，方知道我已经来到曾公祠的门口了，我也不由得笑了。
难怪我找不到呢，在一片拆得乱七八糟的废墟前面，孤零零地立着一座显得已经很破败的院子，不仔细看的话，还真的不好发现。门口是什么明显的痕迹也没有，只贴着一张打印的拆迁指挥部的招牌。在征得门卫同意后，我走进了这个叫我一通好找的“曾公祠”：迎面是正堂，从外观看上去，是有些古色古香的，虽可以看出是古建筑来，但已几经改建，连地面都是现代的瓷砖了；里面已经看不出什么，工作人员正在忙着给拆迁户们办手续。右侧的东厢房和山门，保存的相对较完整，看上去也象是办公室了。虽然西半部分已经荡然无存，但仍可以看出，当年这可是一座典型的北方大四合院。
我站在院子里，想让自己的灵感能够触摸到130年前的景象，体味到历史的积淀所带来的那特有的古韵，但却一丝一毫也没有找到。院子里人来人往，有的人还在争论着什么，好象没有人注意到这里曾是一百多年前在中国历史上风云一时、举足轻重人物的祠堂。也没有人对这座建筑本身产生些许兴趣。想来也是，这曾公祠本来就已经面目全非了，你能怨老百姓不知道，不重视吗？他们现在想的是怎样用拆迁的补助金去买到既便宜又合适的房子。对于他们来说，达到这个目的也是不容易的。
向门卫大爷道了声谢，怀着遗憾的心情走出了“曾公祠”回头望望，心里又油然生出一种释然和欣慰的感觉——因为，这“曾公祠”的墙上，没有写着大大的“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