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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已经惊天秘密的披露，顿时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震动。经历了数年的战争，如今整个苏联正在转向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国家最缺乏的？毫无疑问，那就是建设资金。几十万亿美元，苏联无须全部拿到，只需要拿到其中的百分之一，那就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了。
真是因为如此，在一获知这个消息之后，首先动起来的就是以吉尔尼洛娃为首的安全委员会，在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安全委员会便从苏联国内抽调了数千名精干，紧急赶赴日本，秘密调查关于这一事件的所有知情者。
安全委员会办事一向的风格就是捕风捉影，只要有丝毫的线索，他们就会顺藤摸瓜，一路纠缠下去，任何可以涉及到的人，他们一个都不会放过。对于那些有可能牵涉到这一起秘闻的人，安全委员会的特工们绝不会客气，他们也不讲究什么人权、律法什么的，当然，更不会顾及嫌疑者的身份。因此，落到他们手里的人，不管是天皇的皇室成员，还是政府要员，一律都是严刑拷问。
随着这一惊天秘闻一步步被安全委员会的特工们揭开面纱，一个新的问题出现了，那就是如今苏联在攒取这批财富的道路上，并不占据多大的上风。没错，这一秘密的确已经被苏联所掌握，而且他们也大概弄清了那些埋藏财富的地点，但无论是菲律宾还是马来西亚，抑或是印度尼西亚。这些地方现在都控制在美国人的手里。要想绕过美国人，单凭苏联派出几支队伍，显然不可能从这些地方将如此庞大地一笔财富悄无声息的启出来。换句话说，那就是这件事情要想最终办妥，还是必须要回到合作的桌面上来，同美国人达成一定的妥协，最终达到均分赃物的目的。这笔财富过于庞大了，苏联自己也无法吞下。
正是因为如此，克里姆林宫才最终决定退让一步，在退还部分既得利益的同时。赞同了美国人提出的再次召集国际会议的倡议。
“朕深鉴于世界之大势于帝国之现状，欲以非常之错置。收拾时局，兹告尔忠良之臣民”
十二月十三日。就在攻克东京近一个月后，仍旧关押在苏军特别战俘营的日本天皇裕仁，在苏、中、美、英等二十余个国家地代表监督下，颁下了正式的投降诏书。
这份诏书前后几经修改，那些被关押在战俘营中地天皇近臣们草拟出一份来，需要首先交给战俘营的苏军将领，然后转呈给楚思南审批。楚思南地要求是。在这份诏书里，以日本天皇为首的军国主义集团，必须坦诚其发动侵略战争的实施，同时，承认其在战争期间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如果说这两点有任何一点得不到充分的体现，那么立刻驳回重新草拟。
在开始的时候。以裕仁为首的一干皇室成员自然不愿意低头，要知道这样一份诏书一旦下达，那就等于是向全世界公布了一份认罪书。它将直接影响到后续地战犯审判等若干问题的走向。不过如今的形势显然已经由不得他们，身在苏军的战俘营里，那一切都要看苏联人的眼色行事。你不老老实实的，那也用不着什么威逼利诱，只需要给你断炊就成了，饿上你三五天，看谁身上还敢扎刺。人是铁饭是钢，无需两天下来，再强横地俘虏也低头服软了。
在日本裕仁天皇颁布投降诏书的同时，反法西斯同盟的各个国家首脑，也齐聚东京，新一轮地磋商紧锣密鼓的开始了。
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虽然集中在亚洲，但是由于之前的亚洲地区，大都是英、法、荷兰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因此，他们的侵略，也直接影响到了这些国家的利益。为此，要商讨对日最后的处理问题，这些西方国家也大都有资格参与。
如此众多的国家参与到亚洲战后利益的划分中来，显然不符合苏联的利益，为此，针对谁有权参加会议，苏联同美英之间又产生了分歧。苏方的意图很明显，那就是严格限制参加战后日本利益划分的国家数量，在苏方看来，无论是荷兰也好、法国也罢，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进入这个利益瓜分的圈子，甚至连东南亚的那些小国，也没有权力要求份上一杯羹。
最终，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你争我夺，苏美两个战后超级集团，终于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妥协。苏、中、美、英、法五个国家，构成了对日本利益瓜分的核心集团。而由于中国国内问题的复杂性，到这次会议开幕之前，竟然有两支来自中国的代表团与会，而这两支代表团则分别受到了苏、美的支持。因此，当会议召开的时候，一个奇怪的现象出现了，五个国家与会，却有六个谈判代表团。
从十二月中旬开始，到十二月底的半个月时间里，五国代表团在东京轮番磋商，经过一轮轮的谈判，五国代表最终达成了一系列的秘密协定。按照这些协定，会议对日本战争其间掠夺的大笔财富，做出了按比例的分配，同时，也最终决定了对日本战后的分区占领问题。
在日本掠夺的财富分配问题上，鉴于苏美双方在对日战争其间所做出的贡献，同时，比照中法英三国在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会议决定，这笔财富的最终分配将秉承一个原则，那就是战争期间日本掠夺自中国的历史文物，将无条件的全部归还中国。这不仅仅是美国所极力倡导的，同时，也是中国与会两个代表团所一致要求的。
老实说，作为苏联与会的主要代表，身为联盟第一书记地楚思南。在这一点上确实对美国人抱持好感，这个来自西方的霸权国家，尽管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尤其是在苏联解体之后，一直秉承着称霸的思维，在国际上气势逼人，对任何国家、任何势力都喜欢指手画脚，但是在这个时候，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秉承了公平公正的态度。如果不是这个“北美大佬”在一旁虎视眈眈，而且拒不退让的话。那无数标志着中国悠久历史与文明的文物，恐怕也将在这次会议上被瓜分一空了。
对于那些非文物类的财富。会议作出的分配比例是：苏、美两国各占取总数的百分之三十，而中国作为日本侵略战争中最大地受害国。将获得总数的百分之二十，英法两国占有百分之十。而最后剩余地百分之十，就由五国共同监督，组成一项基金，该项基金的主要作用，一方面是支付东亚、东南亚诸国地战争赔款，另一方面则用于日本的战后重建。
这是一个让与会各方都皆大欢喜的结果。很显然，虽然说苏美双方都没有能够独吞这笔财富，但是这一分巨大的意外收获，仍旧算得上是一笔横财。而对于中国方面来说，在过去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苦难的中华民族除了被别人闯进家门来大肆掠夺之外。还从来没有从国外收回些什么。而今，不但有一大笔的财富可以凭空落在自己地腰包里，同时。还能收回大批失散海外多年的文物，这件事情说起来，就令人异常振奋。
除了对财富的瓜分之外，在对日本战后分区占领的问题上，这次会议上也做出了最后的决定。按照五国的划分方案，战后，苏联将占据日本北海道全部、本州岛东京至上野一线以北地广大区域；美国将占据本州岛东京至上野以南的广大区域以及九州岛的一部分；英法将瓜分四国道以及九州岛东部、南部一带区域。在这一项瓜分计划中，最复杂地要数中国，因为国内的复杂情况，因此，在接管地域的划分上，中国分为了南北的两片区域。在北方，苏联拨出了日本关东地区大部以及整个对马岛及其附近区域，作为中国在战后代为管理的区域。而在南方，中国获得的，则是包括五岛列岛在内的东海绝大部分岛屿治理权。
至于说对东京这个日本首都的处理问题上，由苏联最高领导人楚思南提议，同样实行分区共管的办法。就像历史上对待德国柏林一样，将东京以东西为划分，勾勒出五个大小不一的区域，由与会的五国共同管理。
毫无疑问，在这场针对日本的瓜分行动中，以美苏为首的世界第一势力集团，占据了绝对多数的可得利益，同他们相比，无论是中国也好，英法也好，只不过收敛到了一点可怜的残羹。不过即便如此，当消息传到中国国内的时候，正忙于庆祝民族独立的人们，仍旧忍不住欢欣鼓舞。百年，整整一百多年了，从鸦片战争开始，直到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结束，曾经创造了千年盛世的中国，终于迈出了独立自主的第一步，与此同时，还在独立的同时，拥有了宿仇领土上的大块飞地，这说起来就让人感觉亢奋。
作为身体里流淌着中国人鲜血的楚思南，同样也倍感兴奋，在日本东京的一段时间里，笑容就从来没有在他的脸上消失过，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他没有一天不在等着这一刻的到来。
在一场足以影响后世的分赃会议结束之后，反法西斯同盟国所倡导的战后对战犯的审判问题提到了日程之上。在新年伊始之际，美英盟军最高指挥部、苏军远东战区最高指挥部开始协商对日本首要战犯的审判问题。随即，由是一个国家代表组成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筹建，同时，相关的法律文书开始草拟并制定出来。
与楚思南所熟知的那段历史不同，在这次审判的筹建过程中，美英态度坚决，他们一致要求，此次审判必须完全代表被侵略国家人民的意愿，这也就是说，法庭的主要构成代表，必须由日本发动战争期间遭受苦难最为严重的东亚、东南亚国家出任。美英之所以坚持这一项提议。其根本出发点并非是为了维护被侵略国家地利益，他们有自己的考虑出发点。首先说，目前几乎所有可能被认定为主要战犯的前日本政府高官，都掌握在苏联人的手里，而这些人在日本国内仍旧保有很大的影响力。为了解决今后可能出现的麻烦，不让苏联人利用这些人达到某些不可告人的政治企图，严厉惩处这些人，对美英来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在协商过程中，美英代表一致认为，对于战犯的划分。应该列为甲、乙、丙三个等级，凡是涉及策划、准备、发动或进行侵略战争的人。均应列为甲级战犯，凡是在战争中涉及滥杀、虐待等罪行的。按其罪行地轻重，划分为乙级、丙级战犯。而为了能够更好的掌握证据，并最终执行审判，美英代表要求苏联方面交出原本关押在其战俘营内地一干战犯，转而囚禁至巢鸭监狱，并由各国共同看管。
经过一番磋商，苏联方面最终部分同意了美英的要求。包括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在内地数十名主要战犯，被相继押解到巢鸭监狱，但是对于皇室成员，苏联方面拒绝交出。这不为别的，就因为这些人还掌握着埋藏宝藏的秘密。
而就在东京审判准备召开、各相关国家各自派遣法官前来东京的时候，苏、中、美、英四个国家代表团所组成的一个秘密调查组织。开始紧锣密鼓的筹建。这个组织成立的目地非常简单，那就是尽可能用最短的时间，在最有效的保密条件下。攫取日本在战争结束之前埋藏起来的所有财富。在最初的时候，所有人的认为整个发掘清理工作，也许只需要半年地时间就可以完成了，但是随着发掘工作的一步步开展，每一个参与这项行动的人都惊讶地发现，他们最初的想法显然是异想天开了，如此多的埋藏地点，如此庞大的财富物资，单凭他们有限的人手显然是不足以应付的。就这样，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这个由四国代表组成的“科考团”又数次扩充规模。
如果单从国际的角度考虑，四国对这笔不义之财的处理，实在是有欠公道，不过要是单从中国的角度考虑，这一笔财富，却在战后的重建中起到了莫大的作用。虽则在瓜分中，中国获取的那一部分可以算是微薄的，但是战后的国家经济凋敝、百废待兴，而持续三年的“分红”却让战后的中国政府获取了一笔相当可观的重建资金。再加上新中国在政策上的亲苏，建设上完全走的是仿苏模式，而此时的苏联模式，却又摆脱了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单方面偏重重工业的不合理趋向，因此，从四六年内战结束之后，到五零年社会主义改造工作顺利完成，最后到六五年第三个五年计划执行完毕，战后的新中国便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以及国民经济体系。到三五计划结束之时，国家完成建设120个大型项目，其中10个大型钢铁基地，9个有色金属基地，8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等。国家钢材年产量达到六千万吨，石油产量达到二点五万吨，工农业生产总值超过六千亿元，完全实现了一个基本的国家复兴任务。同样是在中国的三五计划期间，苏联完成了新旧领导人的交替，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长达二十余年的楚思南，与六五年十二月末，宣布辞去总书记、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等职务，并将各项权利移交给了年轻的苏斯洛夫同志。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在刚刚战胜日本的这个时候，没有人会想到那么远，也没有人能够猜测到将来会发生些什么。不过作为一个从未来穿越而来的人，深深了解到日本问题的楚思南，却在这个时候考虑到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对日本这个民族，在思想上进行彻底清洗的问题。
在这方面，苏联在其占领区内实行了诸多政策，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两点：一是限制所谓武士道精神在日本的流传以及延续，其二是清除明治维新后所形成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遗毒。这两个方面中，前一点似乎没有什么好说的，在日本，武士道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更是一种传统，要限制它的延续并不容易，这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也许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在后一点上，却又可以大致的分为两个举措：第一，就是严厉惩治战犯，搜捕在战后残余下来的秘密右翼团体；第二，整饬教科书、历史文本等，将一切有关明治维新后，日本扩张流派的思想，全部从书籍、史料中剔除，而像福泽瑜吉、山县有朋这类主张对外扩张的所谓思想家们，也一概清除出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