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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安浦坐在电脑前,慢条斯理写着他的博客,不知怎么,今天的思路有些不畅。呷了一口茶,醒醒脑,心里忽然一动,随即打开抽屉翻弄,在笔记本、钥匙圈、名片等一大堆杂物下,找到了一封信。
这是一个中式信封。右上角贴着印有中华民国邮政字样的邮票。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写的都是繁体中文,排列也是老式的那种。
想起来,这封信还是阿陶给他看的。看过了,随手往抽屉里一丢,没有还给阿陶。
阿陶自小喜欢古玩,有事没事就跑博物馆。他跟李安浦十分投缘,经常前来请教。从厂里出来摆地摊后,找李安浦的次数就更多了。
记得那天,他悄悄来到李安浦办公室,手抖了几抖,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交给李安浦。
“这是从台湾寄来的……他说,他过几天要来谷安,找几个文化人聊聊。我认识的文化人,只有你啦……”
李安浦一怔:“谁寄给你的?”
“哦,是我的表叔。”
“你的表叔?他是台湾人?”
李安浦觉得有些滑稽。十几年前,跟今天很不一样。那时候,港台那边的人看不起寒酸的大陆亲戚,把去往港台的大陆人鄙夷为“表叔”。没想到,阿陶的表叔是台湾人。
“他在台湾是什么老板,想来谷安投资吗?”
“这……我也说不清楚。”
阿陶一脸茫然。
他对于这位表叔的全部了解,就是这封信。去年三月,患癌症的母亲在逝世前几天,突然回光返照,告诉阿陶说,他们家在台湾花莲有一个丽表婶,年龄跟她相仿,只比她大半年。1949年从上海跟丈夫去了台湾,从此音讯全无。文化大革命前夕,丽表婶却突然寄来了一封信。幸亏投递员也沾着一点亲,没有声张,母亲收下信件后,看了一遍就销毁了,并且执意不让父亲回信,这件事才算过去了。文革中造反派也没有来找过任何麻烦。不知怎么,母亲临终前竟突然提起这件往事。恰恰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时候,阿陶收到了表叔的信。
已经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到处都在谈论改革开放。可是,来大陆探亲的台湾人还很少,来谷安投资的企业家也不多。不管怎么样,谁都得小心翼翼。
一个多月后,阿陶的表叔真的来到谷安。他矮而稍胖,皮肤白皙,看来因为不节制饮食,肚皮已经明显地腆出来了。圆圆的脸上戴着一副碳素眼镜,说一口闽南腔调浓浓的普通话,很有些儒雅风度。
阿陶陪着表叔,来到博物馆。一见面,表叔就握着李安浦的手说:
“李馆长,久仰,久仰!我听阿陶介绍,你给了他很多指教和帮助。我叫黄春明,但不是那个台湾乡土作家,完全不是!哈哈!……我也写过小说,编过电影,还在台北的一份报纸做过主笔,不过都搞得不太成功……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顿饭,叙谈叙谈。您再帮忙约几个本地的画家,最好是画人物和水墨山水的,好吗?”
黄春明显得自来熟。他十分尊重李安浦,说一切都由您安排,包括邀请哪些客人,定哪家饭店,点哪些酒菜。当然最后必须由他埋单,决不允许李安浦请客。
阿陶在一边也说:“李馆长,这次你就听我表叔的吧!”
在谷安,能够称得上文化人的,其实并不多。李安浦掰着手指排队:老画家米祚之,他的儿子米诚,画家杨不二,书法家倪府田,《谷安报》记者兼作家文栋,自己也算一个。加上阿陶和黄春明,也就八九个人吧。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谈笑风生,原有的拘谨和生分很快就消解了。黄春明非常健谈,一会儿讲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小时候怎么被视作“问题少年”,后来去美国留学,移民局又怎么把他列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出境。一会儿讲那个恃才傲物的怪人李敖,怎么多情,又怎么无情。他所讲得这些,对于生活在小城谷安的人来说,显得新鲜而有趣。
作家文栋喝了几盅酒,脸颊一下子涨红了,心里兴奋,话语也多了。下午,他特意将自己去年出版的一部短篇小说集签上名,托阿陶送给黄先生,请黄先生多多指教。谁知,黄先生读了一个多小时,一见面就说了几条意见,令他耳目为之一新。
“如果你的视角再拓新些,更能成大器!”黄春明思忖片刻,又说,“你再努力一下,两年后,我可以帮你在台北出版一部小说集。但必须在两年以后。”
他没有说明理由。但是文栋觉得,他肯定是让自己在这两年内再努一把力,写得更成熟些,心里很是感激。玩了十几年小说,出书的酸甜苦辣他是尝够了,他曾狠狠地啐一口,以后再也不出书了!可是,写了书没办法出版,这样的作家还有什么屁用!没料想,阿陶的这位台湾表叔颇具慧眼,答应帮助自己出书。文栋悄悄地观察着黄春明的神色,似乎找不到什么狡诈的成份,一举一动,多的是文人的儒雅。看来他是慎重的,要不,也不会说在两年以后。
文栋不由站起身,向阿陶敬了一杯酒。往常,文栋虽然跟他有些交往,但心目中没有将他当一回事。今天却不能不对阿陶刮目相看了。
阿陶端起酒杯,将满满的一杯五粮液倾入喉咙口。他嘿嘿地笑着,显得分外豪爽,又有难以掩饰的得意。
酒喝到了酣畅处,黄春明才说出了自己此行的来意。他说,他在台北福州街黄金地段开办了一家博雅斋画廊,希望能把诸位画家的佳作拿去,开一个水墨画展。
“是博雅斋,不是不雅斋——这名字可不能听错啦!嗯,考虑到海峡两岸的情况不同,加上飞过来飞过去不方便,诸位的作品我只能在台北装裱,不管能否卖掉,都拿不回来了。所以,还是一次性买断,免得有什么后遗症。至于价格嘛,我们一起商议……”
阿陶插嘴道:“价格总归好商量的!”
“是的,我初来乍到,对大陆的行情一无所知,全靠大家指教。尤其是米老先生,您是前辈,很想听听您的高见!”
“其实我也不知道行情。”米祚之笑笑说,“我的画存得不多。这些年政府部门拿了一些,作为对外交往的礼品,给我一些报酬。我本身有工资,所以从不计较……”
米诚听了,却喜形于色。他也向父亲学画,却进步不快,这几年正渐渐转向书画交易,很想去海外开办一家画廊,所以比较关注台湾香港等地的画廊经营情况,曾读过多本台湾出版的《雄师》美术杂志。他拉了拉坐在一边的杨不二的手臂,说:
“我爸爸的画,特别是江南水乡题材的水墨,在港台最吃香了。你的作品,也有这一路的,可以给他。我看,我们完全可以出到这个价……”
他在桌子边伸出手,迅速比划了一下。
杨不二笑笑,没有说什么。
大约在两个月后,谷安的几位画家收到了一份印刷精美的请柬。请柬上这样印着:“台北博雅斋画廊定于夏历八月初十(阳历9月22日)举办大陆江南水乡水墨画展,恭请莅临指教。备有茶点。”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份漂亮的画折,每一面都选印了米祚之、米诚、杨不二等几位画家的代表作。虽然是拍摄照片后缩小的,并不比原作逊色多少。
李安浦和文栋虽然不是画家,也收到了一份。
文栋看见他,叹息一声说:“可惜台湾海峡还是一道难以逾越的天堑,否则真想去那边开开眼界!”
李安浦说:“你以后有机会去的。他不是答应你要出书吗?”
文栋抚摸着手感极好的请柬,端详着模压的花纹和烫金的文字,说:“要是在台湾出一本书,也能印得这样上档次,就好啦!”
他读过台湾女作家朱少麟的《伤心咖啡店之歌》。
朱少麟1966年出生于台湾嘉义,辅大外文系毕业后,在政治公关公司工作。这位从未写过散文和小说的女孩子,第一次写下的长篇小说,就获得了很大的成功。李安浦到博物馆工作后,已经很久不读长篇小说了,这部小说拿到手,却欲罢不能,竟然在短短两天内全部读完,而且觉得颇有收获。对于台湾一代年轻人在当前社会架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下的质疑心态,确实有了不少了解。
别的不说,光是这位台湾新进女作家以独特的语言描绘台北的璀灿夜色,就足以让人震惊:
“一片灯光大海熠熠生辉的壮丽景观,像一只闪耀着千万个金色鳞片的巨兽的,像集合了无数星斗明灭着无数命运的,像一片碎钻海洋的,台北。”
随即她又借助主人公的嘴,说出了更为深刻更为形象的一段话:
“你看这片灯海像不像钻石?每颗灯代表一个人,每个人代表一堆货币,我书读得不多,但是市场经济原理我还懂。货币像是山坡上的石子,哪里有凹洞它们就自动滚向哪里,滚得越多带动越大量的货币,聪明的人就挖够大的洞,让一大片的山坡的货币都滚进去……”
形象化的比喻,显示了台北人在人口爆炸、资讯爆炸、金钱梦爆炸,经济竞争十分激烈背景下的心态。竭力追求经济利益,努力出人头地,是自由经济主导下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容置疑的人生目的。假如不愿如此,就势必流落为社会边缘人。
“而活着的生命啊,在长存的天地里是何许的短暂渺小,穷其一生地迸发光亮,以为自己达到了什么,改变了什么,事实上连痕迹也不曾留下。人是风中的微尘。马蒂想到她在台北多年的辛苦生活,那些地盘之争,那些自由之争,即使争到了,又算什么呢?人不过是风中的微尘。来自虚无,终于虚无。还有什么好苦恼执着的呢?就算是什么也不苦恼执着,结果还是一样,生命本身,和无生命比起来,一样地没有意义。”
女作家借助于主人公马蒂的语言,对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影响台湾的存在主义,作了一番深刻的探讨,并由此展开了对生命意义的追问。也许在她看来,存在主义的虚无,并不导致悲观,而是对人生的一种彻底了悟。同时,作家也对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基础的“自由”,作了艰辛而深入的探索。
他不由想,以马蒂为典型的台湾新新人类,走进伤心咖啡店,以一杯咖啡的代价,经历了人生最混乱丰富的过程,看见了人间最浪漫壮丽的感情,也目睹了世界上最孤独无情的人、挣扎着寻找生命意义的漫游者,无可救药的暗恋者,他们都敢于用生命作赌注,来换取一个出口。即使找到了名为自由的出口,但这自由,仍是那么微妙。“自由是什么?”“自由并不存在,这两个字只是人类跟自己开的一个玩笑”。“自由像风,只存在于动态中……”
几十年来一直构筑自由经济的台湾社会,充满了激烈竞争。那样的激烈,或许不是生活在大陆的我们所能体味的。显然是因为受经济利益的驱策,台湾人竭力寻找生存的空间,岛屿毕竟太小,向大陆拓展才是一种最佳的选择。当两岸的人们超越寻亲寻根的起点,冲决一切政治藩篱,大胆地开始民间经济交往时,必然会造成一股谁也不可阻挡的投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