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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8月底至2004年7月，我有过一年的支教经历。
这次支教对我来说，来得很突然，事先没有一点思想准备。那一天，记得是8月26日，教师暑假集中学习后的第一次教师会上，气氛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几个学校行政人员在收回发给每位教师填报的新学期教学岗位意向表后，校长神色庄重地走上主席台，传达了教育局下发的一个特别通知：本校必须从任教英语、数学两个学科的老师里，各选派一名去本县一个偏僻的乡镇中学支教。校长说：“我们学校的老师都很优秀，不管派谁出去，这都是一件很残酷的事！但上面反复交代，这是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希望大家能够理解。”
接下来，就是学校按事先敲定好的框框——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来推选支教对象。说来也有意思，刚开始时，凡是在新学期教学岗位意向表里填写了申报班主任的均不在选派之列。而我恰好阴差阳错地在是否申报班主任一栏打了个对勾，于是落得看热闹。那阵子，会场气氛越发紧张，那些本来是班主任却没申报班主任的后悔极了，有人摇头叹气，有人满腹牢骚。投票在极其隐秘的状态下进行，各人都在肚里打着小九九，有的甚至心怀鬼胎。一连投过两次票后，总算有了初步的结果：数学基本上可以确定为刘某；英语是在除我之外的另两个男老师——苏某和姜某之间选择，据说是鉴于票数相等，一时难以定夺。
到底叫谁去呢？苏某和姜某，一个是英语教研组长，一个是送省参培过的骨干教师。学校为难了。几个校级领导轮番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可他们谁都不愿松这个口。事态变得严重起来。因为其他学校同样有支教任务，他们的人选三下五除二就敲定了。其中还有一个是自愿报名的。根本就没有我们校长所说的那般残酷！
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到联校领导的耳朵里。第二天上午，怒火中烧的联校长老曾，亲自跑到我们中学来督阵了。原来的方案被彻底推翻。新的方案规定，只要是上学期担任了数学、英语教学的，不管当不当班主任，都得列为支教人选。又一轮新的无记名投票开始了。也许是人缘太差，也许是有人串通（后来证实确有此事），这次我没能逃脱支教的“厄运”还有教数学的罗老师，也同病相怜，不幸中“踩”
8月30日，在经过与校方磋商，得到学校答复的某些补偿性“优待”之后，我们去到离家百余里外的三堂街镇中学，正式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
刚到三堂街，还真不习惯那里的生活。他们学校的伙食极差，两块钱一餐常常吃不饱肚子，那些用廉价桶装油炒出来的蔬菜，简直进不了口。住宿条件也不甚好，每人一间不足十平米的斗室，外带一张简易床铺和一桌、一椅而已，不过比他们本校的单身教师宿舍强。好在我们和另外两个同去支教的住在一块，很快便熟识了。大家隔三岔五去到离学校不远的小镇，找个干净的小店，撮一顿，解解馋，总的还算熬得过去。
三堂街镇中学的作息时间跟我们原来所在的学校大相径庭，也叫我们一时无所适从。他们的作息时间有两个特点，一是师生每天在校的时间比其他学校长得多。他们在正式上第一节课前，安排了两个50分钟之久的学生自习时间，一个叫早自习，一个叫晨读，中间隔着一个长约40分钟的早餐时间。他们也上八节课，中午休息时间较长，夏季有两个小时，冬季也有一个小时。他们晚餐后，还得上三节晚自习。另一特点是，他们把两个星期的课和双休日都重新分配、组合，上10天课后再休息4天，很有点当年中国青年杂志所倡导的那种“拼命地玩、玩命地干”的味道。
在三堂街，那里的学校领导先是考虑要我教一个班的英语和三个班的生物。我坚决不干，并伺机要挟他们，如果非得这样，我只能打道回府了，因为我是作为英语专职教师派去支教的。再说，我们同路的一个支教老师，就因为他去的学校根本就不缺他所教那个学科的教员而立即折回去了。既然他们也不缺英语教师，还要我留下来做什么！
关于我这个支教队员的去留问题，很快被反应到了教育局人事股那里。这一次，人事股的办事效率出奇的高，当天就作了答复。他们通知三堂街联校责成镇中学妥善处理好我的问题，一句话，尽量满足我的要求，绝不容许再次走人。于是校方临时紧急行动，找本校教师做工作，最后跟我达成协议：任教初一（七年级）三个班的英语。
既然走已经没有可能，我就得好好开始自己所担负的工作了。七年级英语是新教材，强调采用“任务型教学”的方式进行教学。这很对我的味口，适合我平时自作主张搞的“学用结合”那一套。一时间，我成了既受校方关注又受学生欢迎的好老师！但是，说良心话，尽管我工作上还算认真负责，我却压根儿没想过、也不可能去思考如何真正融入他们当中。因为我们毕竟是支教的，摆明了一年以后全部走人。记得当时一个调到一所薄弱学校担任教导主任的朋友跟我们开玩笑，就是这么说的：“你们支教判的是有期，刑期一年；而我，判的是无期啊！”
人在支教学校，心却时常留在百里之外的家。说来好笑，我们对三堂街的那个与众不同的作息时间既喜又恨。喜，只要连着上完一大周（两个星期）的课，我们就可以一路颠簸回家，在家里呆上整整四天；恨，一大周要上10天课，与家人分隔得太久。于是，为了能在家里多呆上半天、几个小时，我们就经常在大周周末那天午后就赶着回家，再拖到下一个大周的星期一上午匆匆返校。有时候，实在想家了或家里有事，就变着法子编瞎话请上几天假。我们当中有个姓高的支教老师更邪门，干脆不假自归。校方起初责备了他几次，后来，碍于所谓的情面，也就不了了之。
也许是考虑到我们毕竟是支教老师，三堂街镇中学的领导没敢把初三班级的课务分配给我们。不上初三的课，不用守晚自习，再加上一周有好几个下午没课，我们就比他们本校的老师轻松多了。不过，人在他乡，如何打发这些空闲的时间，也成了我们支教队员必须自己解决的问题。也许是闲极无聊，一开始，讨厌玩牌的我，也时不时凑个角，和另外几个打打“双百分”之类。后来找着事做了——练字、写文章，才不再参与其中。还有一段时间，买码风盛，我也禁不住朋友的怂恿与发财的诱惑，偶尔买上几块或几十块钱，押个号码。有一次也居然中了，可终究赔多得少，最后也就不做那个妄想了。还是一门心思地“浪费”笔墨和纸张，练自己的字，写自己的文章。
三堂街是资水边上的一个小镇。一条拥挤不堪、三五个人并着走就有些磕磕绊绊的街道倚江而立。据说水运发达的时候，这里曾是湘中最大的芝麻集散地。后来，水运衰落了，陆路交通的闭塞也就成了制约该镇经济发展的瓶颈。确实，三堂街给我们的初步印象就是不景气，像一个蓬头垢面的弃妇，本来有几分姿色，却被表面的邋遢掩盖得几乎分辨不出真假了，让人见了有点反胃。也因此，我一直认为，衰落的三堂街肯定没有什么特别好玩和值得留恋的地方。我和同伴去过距学校不远的乌旗山，感觉上和爬自家老屋后面的山没有两样。可是我错了。一次偶然的机会，因为没有了车（据说是由于修路加征养路费引发汽车司机集体罢工），又必须赶到支教的学校去，我搭乘了自县城至三堂街的简易客轮。这次难得的逆流而上，无意之间让我见识了这个弃妇般小镇的另一面。于是，我感觉到有一抹光亮，虽不怎么明艳，却鲜活了我本茫然的眼睛。终于在一个菜花飘香的春日下午，我邀上两个同伴，搭船过江，登上了那平素很少有人涉足的江中小洲。我们几个徜徉在小洲如茵的芳草地，听江流涌动，看白鹭翻飞，将世俗的烦琐嘈杂全然抛却，心中的阴霾刹那间一扫而光。遗憾的是，我曾有过在此处赤膊畅游资江的念想，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如愿。
一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期间答应多去看我们支教老师几次的原单位领导们，由于各种事务缠身，匆匆看过一次以后，就将我们置之脑后，任由我们自生自灭了。好在我们几个也不是三岁小孩，除一个中途想办法提前逃逸外，其他都坚持到了最后，并争取到了我们应得的利益。唯一不能原谅的是，教育局本应一次性发给我们的300元生活补贴，不但分成两次发放，而且后一次的150元，一拖就是年半。这种不顾普通教师死活，虚与委蛇的做派和拖沓、低下的办事效率，和开始时的雷厉风行、冠冕堂皇相比，真不敢让人相信是同样一些人所为。这样的经历，让我切身感悟到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深刻内涵，同时也懂得了“虎头蛇尾”的另一种解读。
我们去支教时，那条经羞山通往三堂街的公路还是简易的泥砂路，十分难走。我们支教回来时，那条泥砂路已经完全硬化，成了水泥路。尽管有点窄，但好走多了。回家的那一天，坐在送行的车上，我忽然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我告诉自己：彩虹总在风雨后，平坦总在坎坷后！不走过阴霾与泥泞，又怎能体会到阳光与坦途所带来的幸福和快乐？（06/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