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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死了，儿子便葬。似乎每一个传统的中国人都这样认为。
儿子多了是福气，这也是中国人曾经很传统的一个想法。
尽管这种认识的错误以及导致的苦果已经早被政府通过大量的宣传并辅以比较严厉的政策进行着纠正与补救，但这项政府花了大力气的、长期的、利国利民的举措，在李老汉生活了一辈子的这个村落里却收效甚微。每家几乎都有二三个孩子，有些家庭甚至有五个孩子，不过那最小的保准是个男孩儿。村里人很看重葬礼，活着不见得阔，死了可一定得阔。谁死了，丧事办得隆重，灵前跪着几个儿子，几个儿媳，几个女儿，几个女婿，几个孙子，几个孙女，看见披麻带孝的人多了，便生一种羡慕的涩味。真想那里面冷冰冰躺着的是自己。而如果有人死了后，灵前冷冷清清，却又无端的成了人们怜惜的对象。而此时那些孝子们也似乎格外的具有孝悌之义。不管平时兄弟之间怎样拳脚相加，妯娌之间怎样指桑骂槐，孙子之间互相攀比，此时一个个都眼泪汪汪地围着老子，似乎老子真不该死。人将亡时，一切都美，死者与生者在一瞬间便升华到一个高度。人啊，有时就活着个瞬间。
当然这决不是上个世纪在中国的某个比较偏僻的村落里所看到的一幕。2003年的农历八月初二下午三点，根福老汉就在这样的一个村子里仙逝了。享年七十八岁。
根福老汉是个苦命人。老婆死得早，四十多岁就成了鳏夫，怎么才把六个儿女拉成人，简直不敢想。心酸呢！当初给大儿子李伟分家时，根福老汉拉着他的手，愧疚的说：“娃，爹一辈子没本事，没有给你们挣下什么家业。就这几间房子你的兄弟都二十好几的人了，还没有娶上媳妇。”李伟一听，明白了爹说的意思，这样一贫如洗的家，还能指望给自己分什么？四个妹子都已出嫁了。就这几间破烂的土胚房子，连一根像样的椽子都挑不出来。他一咬牙，说，别的我什么也不要，房后面的那几棵白杨树，能当椽子的，我能砍几棵砍几棵。行、行根福老汉连连应允。大儿子李伟够宽宏大度的了。
第二天早晨，大儿媳妇站在窗外，冷冷地撂进来一句话，你把什么都留给你的小儿子，以后你也别怨怅人，你死了我们可是管哭不管埋。小儿子李信一听，顺手抄起屋里的一个锨把，就要出门。根福老汉双手从后面死死地抱住儿子的腰，老泪纵横，我对不住你大哥呀，没给你们把挣下什么东西儿子再也挣扎不动，丢了锨把，呆呆地站着。
娃呀，有钱的人埋钱，没钱的人埋人。我死了，你别摆酒席，别请道士，你就用那个醋箱当个棺材，把我和你娘埋在一起。李信当然知道他爹说得那个醋箱。那是李信的爷爷生前曾经用土法制醋的一个大木柜。形状很像棺材，大小也差不了多少。
爹呀！父子俩抱头痛哭。
根福老汉仙逝后的那天晚上，李信家召开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会议，会议主要是讨论如何办好根福老汉的丧事。参加会议的有李信夫妇、李伟夫妇，有根福老汉的几个女儿、女婿，还有几位德高望重的邻居。
办丧事要做棺材，要请道士超度，要做纸活，要摆丧宴，总至要划一大笔钱。这些钱自然要由根福老汉的两个儿子来出。几个女儿当然也有份，只是在这个“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意识极有影响力的村子里，再加上这几个女儿的日子过得都不是太宽裕，所以她们出的那些象征性的份子，对根福老汉的丧事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了。
其实这几十年来中国大地上的巨变，是几乎渗透到角角落落的，自然李信和李伟家也不列外，也就是说他们的生活水准比以前要好多了。任何一家都是有负担这五六千元的安葬费的经济实力的。只是他们应该按怎样的比例去负担这些费用就成了问题。二一添作五是不行的，因为十几年产分家时李伟的老婆已经把话说白了。当然李伟一个子也不出似乎也行不通，因为毕竟时过境迁了，李伟也背不起不葬老子的不孝之名，那可是让人家戳脊梁杆子的事。
李伟俩口子在根福老汉病重时早就这事嘀咕过。这安葬费显然是要出的，只是尽量要少出一点。钱这个东西就是金贵，再多也觉得少。这日子和十年前相比，真是有天壤之别。可谁又满足过呢？他们家的生活水准，在全村也就算个中等。尤其比起那些真正有钱的人来，他们活着个什么样的人？连个蚂蚁也不如。别说咱们的老圣人有“不患贫”、“患不均”的良训，马克思也说过，一间屋子不管它有多么宽敞，只要它和周围的高楼大厦比起来就显得格外的狭小了。所以这日子是永远都没有一个满足的尽头的，自然这钱也就永远没有够的时候。不过，钱这个东西不仅要狠命地挣，也要拼命地省，这可不是过年时在米箱面箱上帖的那句讨吉利的话：“上取下升”俗话不是说“挣一个不如省一个”吗？这样深刻而实惠的见解自然促使他们在很快就达成了共识，只出一千，就出一千。
李信说，哥你说说爹的安葬费怎样出？
李伟说，你说怎么出？
全场就没了声音。邻居们都很能把握自己的身份，我只是来说事的，遇到摞不平的地方抹抹泥，抹平了自然好，抹不平也是人家的事。心尽了就行。现在连个话头都没打开，哪有我插话的份？女儿们也不好说话，俩个都是娃他舅，那个都得罪不得。
这样闷了几分钟，李伟的女人是个炮筒子，她耐不住了，说，我们只出一千，再花多花少，都不管。
李信的女人鼻子里冷哼了一声，说，干脆你们一分钱也别出了，我看人家不笑话死你们。她们妯娌俩平时就不太和睦，动不动就压跷跷板。
谁笑话？谁有本事笑话人，谁把死人埋了。当初分家时可说好的，我一分不出也是应该的。
当初，你还提当初，你是白来到李家的！你打听打听，当初娶你的彩礼钱是谁出的，还不是他爷爷出的，娶你时借下的帐，也是分家后，他爷爷和李信替你还的。
谁家娶媳妇不花钱？害怕花钱还生什么儿子？我的娘家是要了彩礼，你没有要？你是不是做了什么见不了人的事，自己跑到李家的门上来了？
你你李信的媳妇气得脸色发白，竟答不出一句话。
闭嘴。李信气得大喝了一声。说，哥，你到底出多少钱？
李伟阴沉着脸说，我现在只能拿得出来一千元钱。
你俩个儿子都在外面打工，屋里就只有这么点钱！李信的语气能拉动一辆大车。
打工能挣几个钱，你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花钱有多大手，那两个混账在外面连自己都混不住，今天我打电话说爷爷过世了，让他们回来，他们还倒向我要车费，让我把车费给他们寄过去，不然他们就不回来了。
别再叫穷了，你到底出多少钱？
我只出一千。李伟也不缠弯子了。
你还是不是爹的儿子？
我当然是爹的儿子。
你既然是爹的儿子，那你就拿来两千元，别的钱都由我来出。
凭什么让我们出两千？当初你们得家产的时候，怎么不给我们分一分钱。李伟的媳妇插嘴说。
我们得了个啥家产，就那三间连人家牲畜圈都不如的破房子，也算是家产？再说了，这几年他爷爷生吃喝拉撒，头痛脑热什么的，你们那一次看到眼里了，还不是我们两口子侍候的？现在让你们出两个钱，倒是便宜你们了。李信那口子也不甘示弱。
你别得了好处还乱嚷嚷，真是既想当嫖子又想立牌坊。
你骂谁是嫖子？李信的女人脸都青了，她往前跨了两步，给李伟的女人上了一个响亮的嘴巴子。
你这个骚嫖子，敢打老娘？李伟的女人一把揪住了李信的女人的头发，狠狠地把李信的女人的头压在了自己的怀里。李信的女人比起李伟的女人来显得又瘦又矮，被她压得抬不起头，只是用两只拳头在李伟女人的肥屁股上如擂鼓般的捶。根福老汉的女儿们赶紧拉开了她们。可她们口中的脏话都恨不得把对方淹死。
李信本就给这丧事弄得头痛，现在让这两个女人一闹，显得更加沮丧烦躁了，他大吼了一声，都给老子住口。吵架声一下子止住了。似乎有水一下子漫过了头顶，每个人都觉得呼吸不畅。
老大，你如果还算李家的后人，就拿出一千五。要不拿，现在你就从我的门里滚出去，明天你该干啥干啥去，就当爹妈没有生养过你。
我怎么不算李家的后人！我说了我一时拿不出那么多的钱。李伟此时有点底气不足。
没钱！没钱那二十九寸的大彩电是抢来的？李信的女人抢白了一句。
唉哟哟，就只许你家有彩电，这是哪条法律规定的？李伟的女人一句也不饶。
这时，邻居们也赶紧出来打圆场，有人劝李伟说，一千五就一千五吧，这不是个啥大数目，你妈死得早，你爹把你们兄妹几个拉扯大也实在不容易，这人刚咽气，你们就这样吵吵嚷嚷的，你爹到那边能安心吗？让左邻右舍听见了也会笑话的。
李伟没在说话，是被邻居的话说动了，还是想起了当年他爹的艰辛，还是在心疼比计划多超支的五百元钱。总之，他是沉默的，也就是说不管他现在想什么，他都默认了。
李伟的女人一看自己的男人不发话，知道这事有点不妙，急了，大声对李伟说，你怎么不说话，你是死人啊。你有钱你出，有本事你去抢银行，箱子里的钱李伟的女人觉得自己说漏了嘴，硬是把后面的话给吞下去了。
李伟的脸红酱酱的。其他的人都觉得好像嘴里猛得被人塞了一个大大的红樱桃，涩醋涩醋的，想一口喷出来。人们又开始劝李伟的女人，一千元都出了，还在乎五百？这头都磕下去了，还作不了个揖吗？
就这样，李伟两口子被人们连哄带劝的从李信家推了出来，这次家庭会议也就宣告结束了。
这个揖是否真就那么容易作得？
李伟两口子回到家就开始互相埋怨，最后又上升成了一场激烈的家庭战争。
女人说李伟立场不坚定，不像个男人。
李伟说女人四肢发达，头脑简单，说话露了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女人说谁让我命不好，嫁的男人是个缩头乌龟。处处还得让女人出头。
李伟说别把自己看得像一朵牡丹，我这个烂对头就配你这个破萝儿。
女人破涕大哭，我的命怎么这样苦啊，嫁了个穷鬼，受穷受苦不说，还要受这些牲口的气，（她把自己的丈夫和李信的女人都绑到一块了。）我还活着个啥意思呀。
李伟是个非常惧内的人，只要女人一大哭大嚷，他就是有多少道理也不敢再与女人争辩，李伟有时真是比窦娥还冤，窦娥还呼天喊地的向老天发过三桩誓愿呢，可李伟只是忍气吞声的。这样久了，女人也摸透了李伟的脾气，动不动就呼天叫地，寻死觅活的，李伟还不乖乖地顺着她的性子来？就这样，她成了家里说一不二的一把手。
李伟用被子捂了头，女人的哭声骂声还是硬往耳朵里灌，他又用手捂住耳朵，觉得脑子里昏昏沉沉的，不一会儿竟睡着了。
李伟朦朦胧胧地看见李老汉穿得破破烂烂的，拄着个棍子，黑瘦的脸布满皱纹，像一块揉皱了的脏抹布，两个大脚趾露在破棉鞋外
李伟整晚上恍恍忽忽的。第二天天还没大亮，他就起来了。李伟叫醒了女人，说，我先去给牲口添些草，你把钱取出来，我一早给人家送过去。
李伟给牲口添了些草回来，女人还在睡着。
李伟说，快起来，把钱准备好。我先去挑水。
五分钟后，李伟挑来了一担水，倒进厨房的缸里。
李伟的女人把那段经常用来吓唬李伟的尼龙绳子拴在了睡房的房梁上，打了个死结，她站在了一把高凳子上，把脖子伸进死结里，仔细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李伟来到睡房门前揭开那块厚厚的门帘，却又收住了脚。他想今天起得早，不如再挑一担水吧。于是，他又转身去挑水了。
当他第二次揭开那块厚重的门帘，走进睡房时，他看见了这辈子见到的最可怕的一幕，女人被一段绳子悬挂在房梁上，四肢无力的下垂着，一条凳子倒在地上。李伟双腿一软“砰”瘫倒在地。
李伟的女人上吊自杀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条消息都是村里人们相聚在田间地头村头巷尾时唯一的话题。人们都在猜测她的死因，不过最让人信服的缘由听说却只有一条：李家出这样的祸事都是根福老汉死的日子不好——犯重葬。
我听了不解其意，便捐了五元钱给一位面容清瘦的中年道人，他告诉我，犯重葬是迷信的说法，就是指根福老汉死的日子犯煞，不出十天之内家里必然还会有人亡故。我听了，摇摇头，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