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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质疑，文化，是国家赖以生存的根本，如孔子所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这是说国家不怕亡，只要文化还在，复国是迟早的事，如果文化亡了，则从此永不翻身，同理，一国的强大其文化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那么，纵观历史，为什么有的文明出现问题和流产，为什么有些文明它们在早期就停止了生长，而其余的文明却生长了起来。最近看了一本书叫中国印象，里面的内容全部是外国学者对中国文化的印象，其中英国历史学家，著名的文明史专家汤因比对于文明的论断给人印象极为深刻，我们暂且来看看他是如何说的。
汤因比在他煌煌十卷本的文明学巨著历史研究中，对此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研究，在汤因比看来，所谓“文明的生长”意味着文明有了“日益增强和日益积累的内部自决能力和自我表现能力”汤因比摒弃施本格勒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观点，也摒弃了吉本认为罗马的衰亡首先是因为蛮族和基督教的观点，他发现文化的崩溃是因为文化成为“创造性的报应之神”的牺牲者。也就是说有创造性的民族在一定时间内成了反动者，他们不再是“优秀的有创造性的少数人”而单纯成为“优秀的统治者少数人”当文明堕落到如此地步时，文明也就不再成长，而是开始衰亡。
汤因比的结论惊世骇俗：文明的死亡原因永远是自杀，而不是谋杀。
想一想历史上的文明古国，看起来都是外族入侵使其灭亡，但其实都是汤因比描术的这样一个兴亡过程。一开始一个文明中出现少数有优秀创造性的人士，而社会也能去奖励这种人士，从而刺激他们进一步的创造，文明便走向成长，但在文明的高峰“优秀的有创造性的少数人”逐渐让位于“优秀的统治者少数人”全社会的创造性逐渐枯竭，文明的生长便逐渐停止，象抛物线一般垂落，最后在某个时刻，或因内忧，或因外患，一击之下终于宣告解体甚至毁灭！
将汤因比的话用中国翻译就是：人必自毁长城而后人毁之！
如果说汤因比的研究得出文明的消亡皆因自杀而非他杀，那么，南怀瑾则直接告诉我们，中国历史在你方唱罢我登台的情况下，其文化始终不灭，是因为全赖于继承。事实上，史家大都同意，中国文明不是在清朝，而是在更早的时候就走向衰败了，近代以后新文化脱离母体，再从西方文化中抬取片枝数叶，最终使整个文明跳脱于母体之外，成一个没有根基的新生儿，在这种情况下重修论语，不是在作修正，而完全是再一次文化的命题了。
随着中国加入wto，全球自由贸易的人口比例已上升至80％以上，对于全球及影响，有人总结出四种不同的理解（洪朝辉2001）。一是新马克思学派或称新左派。在他们看来，经济全球化等同于帝国主义化、西化和中世纪主义的复兴，代表着反动的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胜利，其结果必然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两极分化，而国家和政府则将沧为国际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二是新自由派，他们认为，全球化是全球经济和市场的一体化，其结果不一定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而是世界资源的优化组合，可实现“多赢”三是怀疑“全球化”派。（简称怀疑派）。该流派与众不同的看法是，所谓“全球化”全是一个迷思和夸张，20世纪的全球化即不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也不是全球经济、市场、金融的更程度的一体化，相比19世纪未的“金本位”时期的真正全球化差之远也，其区域化趋势甚至是反全球化的。四是转型学派。为一派认为，全球化是一种偶然的历史过程，无法预测其发展方向和它所要建构的世界秩序，但显然已成为推动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的主要动力。
从目前的情型看来，第四种理解变得越发可能了。全球化可能改变的东西，可能改变的幅度大大超乎预料，远非“乐观”和“悲观”所能简单概括。相信全球一体化一定会带来历史上最大的解构，颠覆今日的文明，即使今天世界上的最强者也不例外。经济的重组，必然带来文化的冲击。
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转轨一直处在过程中，旧的运作规则与制度一直为新规则、新制度所调整与代替，而每一次调整与代替都是一次利益重分配，权力与金钱的交易也就一刻都没有停止过。许多有权者或无权者都在调用这种权力的调整谋取财富。经济的转轨最后带来整个文化的转变，在此过程中所造就的一批批富人层便打上了原罪的烙印。比如上海首富周正毅，早先的牟其中，前年的杨斌，仰融都是现成的例子。究其根源，这一现象正如我上篇文章所说的，中国缺少金钱伦理，即孔子理论的核心，缺少“礼”也就是现在所说的道德二字，那么中国人搞市场是不需要诸多的教堂，甚至新教教义来作为某种道德重建之路呢？所幸休谟这样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探讨的线索，即德与恶并非完全用理性来发现，也不完全从观念的比较中发现的，休谟在其论德与恶一文中指出“我们借以认识道德的善恶的难解印象只不过那些特别的痛苦或快乐”“德与恶是通过我们纯粹惯观察和思考的一切行为、情绪或品格时所产生的快乐和痛苦来区分的。”
随着全球化的到来，我们又将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仅仅参照一下美国我们或许可以窥见一斑，局外人看九十年代的美国，看到的是知识经济的兴起、国际竞争力的增强，管制放松成功的典范，克林顿政府也在喋喋不休的夸耀为美国创造了1350年就业机会，但是，美国人民看到的却是社会和生活失去稳定：无情的经济刀斧在工厂发威，伴随而来的则是令人心惊肉跳的裁员以及自尊在瞬间粉粹无遗。九十年代的美国人，绝对比五十年代的同胞拥有得更多，更新奇的物质享受，可是他们却不像以前的人那么自觉有福气，那么安全，那么自信。马克说：“家父28岁的时候，就靠着一份收入，买了一栋全新的三间卧室的房子。现在我们两人有两份收入，却只买得起三间卧室的旧房子。一直到去年，我已经36岁了，才把学生贷款还清。在我这个年纪，家父已经有四个孩子了”
经济全球化过程看来是使富者更富，穷者恒穷。利润的追求使跨国大公司和大商人们有了更多的机会和选择，可以使企业利润迅速扩大化。相对产业工人和中产阶层，选择性却远没有企业家和资本拥有者那么多。过去，美国工会的力量强大，而现在，只要企业主动放出风声，可能移居海外，无论是工人还是工会都得老老实实。
深层的问题还在于，在这种比赛中，绝大多数的人会输，但民主政体注定由多数统治少数。因此，除非民主政体灭亡，由市场统一一切，形成全球经济寡头政治，否则，民主政制就将沦为输家独裁，其结果不仅摧毁全球市场，连过去半个世纪建立起的国际贸易都可能不保。
随着南怀谨重读论语，是一种奇妙的，没有终点的旅程。当人们的生活水准在不断提高时，经济利益和福祉因市场经济而急遽扩大。没有一个国家想要放弃市场，断绝对外贸易，或如老子一般的反对一切可能的前进，但是，当革命可能革到自己头上时，反对全球化的浪潮开始出现，在美国中产阶级那里表现最为明显，人们高呼口号，警告如果任由市场一意孤行，战后资本主义带来的福祉将消失殆尽；连热心拥护全球化的人们都承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身受全球化之害的人会远远多于由此得益的人，由此导致社会分裂。“少数的知识员工与其他广大的员工之间，会出现新的阶级斗争”（管理大师德鲁克），面对此景，在我们还未来得及将文化掮进背包时，新的车轮已经响起，它将使向何处，无从知晓。而1996年参加总统侯选的布坎南则干脆提出“把世界停下来，我要下车”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并得到民众欢呼。（语别裁八佾第三读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