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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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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提起农村,就想起农民。一提起农民,就有面向黄土背朝天,与大自然顽强抗争的形象浮现眼前。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而且实实在在做过四年半的农民,对农村,对农民有一种割舍不断地深情。1977年底,国家恢复高考制度以后,我才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国家干部。但那段在农村的人生历程在我的脑海中是永恒不灭的。

    那是一个激情岁月,动荡的年代,城市知青下乡,农村知青回乡,风行一时,风起云涌。1974年5月底,我怀着一颗对未来美好憧憬的赤子之心,告别了十多年的校园,回到生养我的故乡,从此和父老乡亲同享一片蓝天。

    我做农民的第一职业是担任生产队195柴油机手,兼大队通讯报道员,也是全公社六名重点报道员之一,曾于1974年和1975年连续参加了两届全县通讯报道员学习班。作为柴油机手,1975年春曾参加全县柴油机手培训班。虽称不上多么“崇高”的职业,但和同伴们相比,也是满自豪的。春夏秋冬四季无闲时,除冬季在村里粉碎粮草,其它三季大部分时间在田间机井旁,小河水岸边渡过。日夜听机器的欢歌,看小苗的成长,庄稼的成熟,也完成了人生向成年的过度。

    我还兼任生产队的记工员,每两天利用晚饭后的时间记一次。还担任土广播员,每天晚上和几个伙伴带着提灯和广播资料,爬上房顶,一个在灯下念,一个用纸剌叭喊,开场白天天如此:“社员同志们,今天晚上又开始广播啦,今天晚上广播的题目是”

    我们村在生产队大集体的时候是全县农业生产模范村。工值曾达两块多钱,比一个科级干部的工资标准还高。但也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十八至六十岁的男社员为整劳力,一个工十分,十八以下六十以上的女社员一个工六分,其他的均为八分。到达十八岁的男社员必需参加“出夫”(挖河、打堤)以后才能长到整劳力的工分标准。所以七四年冬我参加了公社组织的水利工程,但刚到驻地就被调到公社工程指挥部做文字工作去了,结果一天活也没干。七五年冬,县里组织的水利工程挖河,却实实在在干了半月。驻地在甲马营乡的王小屯,正赶上那段身体不适,天天晚上倒汗,虽是严冬季节,清晨醒来衬衣却被汗水浸透,弄的被褥潮呼呼的,身体当然是十分虚弱,有时头晕目眩,确是带病坚持,工程结束后人又黑又瘦,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1976年是一个多事之秋。我们国家的三个顶级领袖在半年多的时间相继去世,我虽说离开生产队调为大队工,也是几经变换。春天在大队种子田,夏秋在大队部,冬季又到大队粉房作会计。那时春节期间有个口号:“干到腊月二十九,吃了饺子就动手”那年我村的确如此,我倒落了个清闲。1977年春节后的一个正月,我就是清理粉房的外欠帐,别无他事。出了正月又去了种子田,时隔不久,大队修粮仓,我又负责购买建筑材料,主要任务是组织各生产队派马车到公社窑场拉砖,也曾用拖拉机到百里以外的河北王曈拉白灰等。那时是计划经济时期,各种物资的供应都有计划,且很紧张。买砖也要先报计划,再按计划每天付给多少,而切还要给付砖员送个“小礼”——递支香烟。那情景,付砖员一到场,拉砖的顿时将其围作一团,简直犹如百鸟朝凤一般,争先恐后的递着香烟,这个说:“师傅,先批我的”那个说:“师傅,先给我付”总之,谁递的那支香烟被付砖员师傅接过去,谁就有了希望。

    那时为了普及中学教育,人口多的村子都自办起了初中班,我们村的学校也成为中小学一体的学校。1977年8月,我又被安排到学校任校长兼初中班的物理和语文课的教学工作。语文还不太担心,可物理当年在校学习时基础就差,而且已有六七年没有接触过,早已荒废殆尽,只能是“现发现卖”也就是先自学再教学,自己虽然苦一点,倒也没有误人子弟的事情发生。

    1977年底,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起初人们还不大相信,许多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报了名,报名费就五毛钱,而且还可一人多报,且对社会青年的年龄放宽到三十多岁(主要是“老三届”的)。我那年就是花五毛钱报了两门,一是美术学院,二是文科大专。12月1日,先在德州师专考的美术,分初试和复试。考生有三百多,而且还有许多在县文化馆、电影公司搞专业的人参加,我们这些从没有参加过专业培训,纯属业余爱好美术的考生,初试即被淘汰了,后来听说只录取了一名。12月9日,大中专开始考试,我却因感冒高烧而放弃了大专的考试。1978年2月份,录取通知单纷纷下发到考生手中,这才激起社会上许多有志青年的复考热情。

    1978年春节后,我开始重整旗鼓,在做好学校及教学工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认真备考复习。因为那时的城乡差别较大,农村的孩子主要目的就是考出去脱离农村,至于是考大专还是中专无所谓,关键是考上转为非农业户口。为了稳妥起见,我把目标也降到了中专。集中精力复习了三个月,6月份开考。由于“文革”期间打乱了高考秩序,社会上的考生资源较多,每个公社都设立了考场,我们那个小公社就设了十几个。当时中专考试一共四门,包括语文、数学、理化和政治。半天考一门,凭准考证入场。平时我就和报考的学生讲,考试时要先易后难,做完要认真检查,我当然坚持这个原则。会的就做,并且一定要做对,不会也不空耗时间。第一场考的语文,有些题根本就不会,捡着会的做完以后,离规定时间还一个多小时,我就第一个交了考卷,离开了考场,没想到却给我们考场的监考老师留下了很深刻地印象,结果以后三门的考试从入场到交卷竟成了免检、免监对象,连看都不看。

    1978年8月的一天傍晚,我从学校回家后不久,母亲正在准备做晚饭,同村一名在社中上学的学生给我从公社中学捎来了中考成绩单。他一进院子就大声喊:“刘老师,你的成绩单”我赶紧迎了出去,从那位学生手里接过一片64开的黄色草纸成绩单,注目细看:手工刻板油印的表格,用钢笔添写的各科成绩,总分一栏填写的是265三个阿拉伯数字,左上角写着我的名字,右上叫写了一个“4”也就是全社排名第四的意思,此时眼睛不由因激动而湿润了。捧着那张小小片纸,却感觉沉甸甸的,看了一遍又一遍,竟然不知那位学生已悄悄的走了,连声谢谢都没来得及向他说。我回到屋里,第一个向母亲报告了好消息:“娘,成绩下来啦,我考了个第四名”娘在灶间回头说了一句:“孩子,总算考上了”话虽不多,却饱含着母亲对我的期望和担忧。因为我自高中毕业那天起,就立志要脱离农村这块祖祖辈辈开垦的土地。当同学们都娶妻生子以后,我还默默地等待属于我的机遇。就是参加高考以后,还曾亲耳听到过别人背后对我考学的一段议论:这个以怀疑的口气说:“能考上吗”那个说:“也许鸡窝里能飞出凤凰来”乡亲们尚且如此关注,何况做父母的呢?

    又等了一个多月,终于盼来了山东省商业学校录取通知书,通知说:“请于1978年10月17日准时来校报到”这个日子,是改写我人生轨迹的日子,也是我梦想成真的日子,更是父母引以自豪的日子。从此,结束了我的农村生涯,走进了从未体验过的省城——济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