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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同学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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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当看到学生排着整齐的队伍,唱着嘹亮的歌曲,走出高楼林立、鲜花簇拥的校园时,不免想起自己当年在中、小学读书时的情景。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新中国刚刚成立十几年,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由于多年内战外患的蹂躏,真是千创百孔,百废待兴。那时国民教育体系尚未健全,特别是农村,许多儿童因失学而流浪街头。特别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天灾加人祸,致使人们食不裹腹,生命朝不保夕,更不用说上学读书了。1964年以后,随着国家经济的复苏,人们的生活逐步得到好转,农村教育才渐渐纳入正规,但家长对按时让孩子入学的意识还是不强,每年都是老师组织学生对全村进行生源调查,老师再根据学生摸到的情况,利用晚上的时间到学龄儿童家中走访,动员家长让孩子入学。

    我是1964年的夏天入的学,当时7岁多点,记得滕老师和刘老师在麦假期间曾上我家动员了三次,过麦以后,我终于背着母亲亲手缝制的书包第一次走进教室,从此开始了我十多年的学生生涯。

    那时,小学生只有语文和算术两种课本,农村学生每年放三次假,即麦假、秋假和寒假。麦假后新生入学。那时书费和学费总计才几毛钱,学校对生活比较困难的学生还要给予减免,那时学的科目虽少,但教材还算正规。

    1966年的夏天,我刚刚升入三年级,新课本发下来不久,记的语文刚学过第一课社会主义好,也就是当时传唱的歌词“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学校接上级通知把课本收了回去。从此,有序的教学制度被彻底打乱,每天就是学毛主席语录,组织“破四旧”活动。记得有一天我们刚到学校,老师便一声令下,要学生各自回家拿祭伺用的“神主匣”和“家谱”不一会儿全部集中到学校院内一起烧毁了。当时,凡是不符合时代要求的建筑雕刻,瓷器用品等全部砸毁。接下来就是写大字报,开批斗会,游行宣传,忆苦思甜,斗“四类分子”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一系列政治运动,给“四类分子”和“走资派”糊高帽戴上开批斗会或游街。上至国家主席,下至生产队长,凡是管人的都成了“当权派”都要过关挨批,甚至置以死地。

    学生在任何时期往往是各种运动的急先锋“文革”期间更不例外。当初,中学生的组织成员称“红卫兵”小学生称“红小兵”天天戴着红袖章标志。“红卫兵”似乎成了天皇老子,手持红白棍,想整谁就整谁,稍不高兴就要打人,当时的顺口流是“红棍儿白棍儿,打人没事儿”流行的口号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各行各业都被搅地没了秩序,到处是一片无政府状态。老师也被称为“臭老九”学生稍不如意老师就要挨批斗。

    乱了一阵逐渐平稳了一些,又发了新的课本,但内容也是全新的,全是歌颂党,歌颂毛主席,歌颂时代英雄的内容。学校管理也比较严格,冻天有早自习,夏天在学校午休,主要是预防学生私自下河、下湾洗澡发生危险。一直到1969年底小学毕业。

    记得升初中时还实行考试,印象最深的是一道算圆面积的文字几何题,大意就是一只羊拴在草地上,绳子有多长,羊最多能吃多大面积的草。1970年春,我们村有15名同学升入在梁院办的联中,就一个班,有五十多个学生,由于受“文革”影响,前几年没有正常招生,也有上几届压下来的学生,所以年龄结构差别很大,我是最小的,还不到13岁,有的比我大五、六岁之多,起初学习还算正常。

    到了1970年下半年,教育战线掀起了学习贯彻毛主席“五七指示”的新高潮,对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今依然背诵如流:“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毛主席说的毕竟是“以学为主”啊,兼学的东西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本意是不错的,可就是硬被那些脑袋发热的人把主次给颠倒过来啦“开门办学”成了时尚“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行成一股热潮。我们公社南片十一个村的初中班,集中到我村东南五里以外荒凉的盐碱大洼办起了学校。

    1970年8月3日,杨庄“五七红校”宣布成立,当时有四个初中班,两个初一,两个初二,学生一百多个,老师十几个,还有两个贫下中农代表,占有土地达六百多亩,当然都是周围村凑的没人种的盐碱破地。学校唯一的建筑物就是在一个废弃的土窑顶上搭的席棚,算是老师的宿办室,而且还是“你那棍子我拿绳”建起来的。老师对当时的情景描述的是:“你拿棍子我拿绳,土窑顶上搭席棚。大雨下了整十场,场场棚漏滴嗒汤”学生的课堂就是那六百亩“广阔天地”“伙房”就是在土窑坡上挖了一个锅头,按上一口大铁锅,给学生热一下自带的熟食“炊事员”就是各班轮流挑体质弱小的学生来做,而且还得自己拾柴生火。如此还引来许多其它中学的师生徒步几十里前来学习参观,我们当时还颇有自豪的感觉。那时,我们每天“上学”都是肩背粪筐、手提粪叉,在路上给学校拾着粪走。同学们全部到校后,先做一件带点文化气息的事,那就是集体列队做“四个首先”:一是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二是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三是背一段毛主席语录,四是唱一首革命歌曲。然后再去拉犁、拉耙,开恳荒地。那时对好一点的地种上了麦子、棉花等,土质较差一点的盐碱地种上了抗碱作物,象胡萝卜、枸杞等。还开了一个“校办工厂”就是扫碱土淋硝。当然原料是就地取材了,而且是取之不尽的。产品销往河北故城的大营村,作为他们那里搞皮毛加工用的一种化学原料,每斤卖三分钱,也算学校的一项收入。农活少时,还要组织学生拔草,晒干后垛起来,等到冻天卖给生产队喂牲口。

    那年秋末,天气渐凉。万物开始凋零。为了让师生冬天有个遮风避寒的地方,学校在土窑东侧用小板打垛了几间土草房,也算师生有了工作和学习的场所。农活少了,学习成了主要内容,但每周还要有两天的劳动课,那就是挖沟修渠。当时正值三九寒天、地动三尺的严寒季节,师生们依然干得热火朝天,挥汗如雨。

    1971年春天,我们自己打坯,到二里地以外的唯一近邻---公社砖瓦场,用小推车推来砖瓦,在老农的指导下,又盖了十多间土坯瓦房,算是有了正规建筑。同时还买了两头耕牛,大大解放了劳动力,还买了一头毛驴和小拉车,算是有了运输工具,从而大大提高了生产力,还养了几头猪和一群鸡。那时学生不向学校交任何费用,有时学校还犒劳学生一顿免费午餐,也算作劳动报酬吧。下半年,邓小平同志恢复职务后,教育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抓学习的气氛逐渐浓厚。特别是1972年春我升入高中以后,每周都要进行一次考试,虽然条件很差,宿舍教室合一,我们坐在被窝卷上,抱着书夹子当课桌,但同学们学习还是很认真的。后来又修了几排房才有了正式的教室,也配上了课桌,学习条件有了很大改善。可时隔不久“四人帮”一伙又搞起了“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批“教育回潮”的运动,刚刚恢复的教学秩序又被彻底搅乱了。学习的紧张空气顿时烟消云散,把精力又转移到了办批判专拦,写批判文章,谈心得体会,接着又是批林批孔,批儒家思想等。总之,正常的教学秩序又被一个个政治运动所代替,使教育事业再一次受到重创。

    不管怎么说,还是没有了建校初期的"以干为主",一些强体力劳动,象耕耙地被畜力代替,或是请附近的生产队帮忙。比如我们村,当时在全县农业生产搞的是比较好的,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拖拉机有三台,其中一台七十五马力的链轨拖拉机,曾多次帮助学校耕过地。学生也只是利用劳动课搞田间管理,象浇水、追肥、松土、初草等。这时师生也增加了许多,达到了四个年级,七个班,其中高二两个班,高一一个班,初一、初二各两个班,总人数达三百之多。那时班级按部队称呼,班称“排”也就是说当是有七个“排”班长称“排长”各“排”轮流劳动。

    那时,初、高中学制都是两年,还是文革初期改的冬季招生,到了1973年冬,我们本该高中毕业啦,这时国家又恢复了夏季招生,这样又推迟了半年,可课程已经学完,只好临时增加了一些实用内容的课程。一是在公社卫生院请来大夫讲医学常识、针灸技术;二是请来县广播站的通讯报道员给我们讲新闻报道的写作方法等。这样又对付了几个月,于1974年5月30日高中毕业回乡,从此也彻底离开了相伴三年多的那片盐碱地,投入到农村这个“广阔天地”回村后,同伴们曾一度戏称我们从盐碱地毕业的学生为:“顶白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