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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进城读高中的。那时候的学校还很破旧，乱七八糟的全是小青瓦房子，迷宫似的，我读了三年书也没有弄清楚学校究竟有多大，有多少房子。学校的所在地原是一座庙子，名叫关帝庙吧。这座庙子应该很有规模，几乎占了县城城东的四分之一，清一色的灰墙灰瓦，和时代的颜色完全一样。有好几幢房子很高大，应该是庙的大殿吧。大殿是廊柱式的，柱子很壮实，暗红色，漆已经斑斑驳驳。走廊很宽敞，青砖铺过的，外缘用青石镶边。靠走廊的墙壁全是木格花窗，也是暗红色，曾经用旧报纸糊过，旧报纸已经十分枯黄。门整天锁着，我们从来没有见到开过，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庭院深深，阴气惨惨，所以我们除了寝室—教室—食堂三点一线外，几乎不敢到处乱转。
教室是红砖小瓦楼房，有两幢，一幢两层，一幢三层。我们的教室是两层的那幢，楼板是木头的，漆过红色，还能看出一些颜色来。和整个校园相比，这两幢教学楼是最充满青春气息的，但和我们相比，又古旧得不知今夕何夕了。
我们的寝室在一座大殿的后面，大殿的后墙是青砖砌的，很威严。我们住的是一溜矮小的转角平房，只有一道小门，两个小窗，光线很少，室内成天都是黑的。班上二十多个男生都住在里面。晚上睡在一起，天南地北地小吹一会儿，也就睡了，似乎从来没有人来管过。我们都是出自农村的孩子，是经过千辛万苦考进来的，都还想读书。除熄灯前高谈阔论外，很少有人说话超过10点。
晚上上厕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因为这庙里本来就寒气逼人，特别是夜深之时，谁也不敢贸然出去。尽管有微弱的路灯，但厕所离住的较远，昏黄的灯光仿佛鬼火，怕人怕人的。若只是一般的方便，以最快的速度出去一下就是了。若是一定要上厕所，就得叫上同伴，一个人是绝不敢去的。至少我不敢去。
高二上期，我仍跟君如同床。他下铺，我上铺。本来就是好朋友，所以特别亲近。冬天来了，天寒地冻，寝室里就像冰窖似的，似乎比露天还冷，我们带的被子都显得薄了起来，于是好多人都打伙睡。我跟君如也打伙在一起，盖两床被子，相互取暖，相濡以沫。两个人睡一起，自然好说话，于是我们就经常小声吹牛，有时也不知道说到了几点。一天晚上，一道雪白的电筒光突然射了进来，寝室里顿时一片安静。我们住在门口，光亮刚好射着我们。不知是发了哪根神经，君如骂了一声：“是哪个虾子在射！”没有回声，灯光向我们走来，直到我们床前，阴冷的声音穿透双层棉被：“是哪个在说，起来！”没有哪个敢出声，都装睡。一只冰冷的手掀开被子，灯光射在我们脸上，亮得我们睁不开眼，冰寒的声音光速般传来：“你，起来！”我反抗：“我没有说，你凭什么喊我起来！”光又指着君如：“那就是你了，起来！”寒冷的冬夜，温暖的被窝，谁想起床。寒声又起：“我给你们5分钟，是哪个自己起来！”那话，很小声，威严无比，不容分辩，更不容反抗。君如只得乖乖起床，说了声：“运气撇。”出门去了。
那时的高中，学生都还单纯，要是违纪严重，学校随便就开除了。我们的同学尹飞就没有毕到业，原因是他每周都从山里的家中带一车苕粉来，码在床下，一逢场就逃学去卖粉条，败坏学风，屡教不改，劝退了学。所以我们都得夹着尾巴做人，好汉不吃眼前亏的。
冷到有半个小时，君如进来了，全身抖着，像块冰坨，丢了一句：“你龟儿子”没有再说下去，倒头便睡了。我为我没有为朋友扎起而难过。要是我跟他一起出去，可能他就不会怪我了。可我没有这个胆量。
这人是谁？好像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的！怎么平时我们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他的存在？从此，我们开始注意这个晚上管我们纪律的人。他姓杨，四五十岁的样子，住在校门口，守门的。校门平时总是开着的，他躲在屋里，很少出门。屋子很黑，就跟没有人似的。难怪我们一直没有觉察这学校还有这样一个人！我们班是快班，平时都还比较自觉，没有什么违纪的，所以读了一年多书，谁也没有觉得有人在管我们睡觉。我白天见过他一两次，人很瘦，驼着背，脸死白，没有一点血色。说起话来声音很小，像是从地缝里飘出来的，却寒气逼人。我从来没有看到他笑过，他的脸似乎永远都是寒冬；也从来没有见过他的家人，他似乎是孤人一个。只听说，他原来也是教书的，出身不好，在十多年前遭过整，把身体给整垮了，整得妻离子散，还差点整死。熬过来之后，不适合上课了，学校就安排他守大门，晚上顺便看看住校生。住校的全是农村娃，胆儿小，加之地皮没踩热，高一时都不敢违纪，所以也就不干他的事。直到把君如抓出去以后，我们才开始认识他。
他的遭遇很令人同情。从此以后，我们见到他，高兴时就喊他一声杨老师，不高兴就当没看见，背地里都骂他杨狗子，老狗，老东西，老不死的。他白天躲在黑暗之中，就像老鼠一样，似乎很怕阳光，晚上拿一根三节电筒，幽灵一样在校园里游荡，灯光所到之处，死神光临一般，立即一片寂静。所有的学生都怕他，一是怕听到他的声音，他的声音让人听了觉得骨头里面都在发冷；二是怕他的脸，那死人一般雪白的脸活像一具行走的尸体，让人一看背上就要发毛；三是怕他的瘦，瘦得枯干了一般，摸一下谁晚上保证做恶梦。如果他身强力壮的话，把我们惹毛了，我们还可以收拾他一顿，比如说煮饭的哑巴，被我们打了一顿之后，对我们态度就好得很了。要命的是他这般魔鬼身材，恐怕一拳就要打散架，谁敢碰他！因此，凡是领教过他的学生，没有不咬牙切齿，不寒而栗。
高三的时候，我们异常嚣张。学校里要指望我们班升学，好给学校挣面子。我们年少气盛，把谁都不放在眼里，下了晚自习之后，和着通校生一起出去逛街，看录相，半夜翻围墙进学校睡觉。看录相有瘾，有好几个晚上，我们都是看够了之后才回来的。
学校的围墙本来就高，不知是为了防什么，又在上面加了几层砖，就像监狱似的。尽管围墙很高，但也难不到我们。并不是我们有飞檐走壁的功夫，而是靠牛肉巷的围墙边有一棵老水冬瓜树，我们靠的就是这棵树进来的。
有一段时间，我们很迷足球，恰逢中国争夺世界杯出线权，一场决定命运的比赛是中国对香港。晚上，我们几个球迷混出去看实况转播，结果中国输了，死在世界杯大门的门坎下。我们在气愤中扫兴回走，鬼影似的来到了牛肉巷。翻墙时，我先翻，君如接着。“咚”的一声，我的脚刚刚落地，一只干枯的手就抓住了我的手臂，吓我一大跳。随后就是一句小声地喝叱：“不许出声！”我被揪到了墙边站着。全军覆灭。杨用电筒光扫我们的脸，记下名字。深寒的声音从他的灵魂中传了出来：“你们这些农民娃娃，简直忘记了来这儿做啥子了。都高三了，还这样不知事。哎，只有回去接你们父母的班了”
翻围墙是很严重的违纪，一旦被学校知道了，很有可能要记大过，甚至开除。完了，肯定完了！明天就只有卷铺盖回家了！我们都害怕起来，辛辛苦苦十年寒窗，就这样完了
可是到了第二天，好像没有事。第三天，也没事好像我们翻围墙的事没有发生似的。但我们一见到他，总是战战兢兢，仿佛他的手上握着生杀大权，随时可以取我们的小命。
毕竟是高三了，得好好读书才行。一段时间，心回到了学习上，两耳不闻窗外事，再也无心出去。不违反纪律，不怕半夜三更鬼敲门。杨仿佛消失了。
我们快毕业的时候，一个阴雨的日子里，突然传说杨死了，全校好多学生都为之精神一振。89级的一个男生甚至买来了鞭炮，被几个小女生臭骂了一顿，没放成。我们听到之后，心里一下子轻松了。他手上的把柄，从此死无对证。
预选之后，我考到了全校第二名，第一名是我的老乡容儿。君如他们几个也都预选上了。那年月，高考兴预选，我们应届理科毕业生一百多名，选上22个。成绩是如此之好，我们有了张狂的资本。我们知道，这个学校，除了怕杨外，校长见到我们都虚三分。并不是我们操老大，是因为学校要靠我们创牌子，因此格外迁就，不究小节。最后一月，我们更加为所欲为，班上的男生中，有五个剃成了光头，像犯人似的，行走在学校里，格外刺眼。教我们英语的是副校长谢老师，找到我们，说有什么不满就说出来，把头剃了是什么意思。我们说，没什么意思，想。
高考之后，我们果然都剃了光头。除了容儿考上南充师院好点外，其他几个走的都是师专。我只上了中专线，但我哪看得起中专，记不得在志愿中填报没有。最后是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最器重我的语文老师蒋先生劝我补习，说了一句：“你终于明白了，什么是骄兵必败。”
但我们最终都上了大学，一年以后。
几年之后，我也成了一名教师。十几年之后，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教师被称作灵魂的工程师。一个教师，无论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都在塑造人的灵魂。但要做一个自觉的灵魂工程师，也许只有在有了某种经历或触动之后。这样，你眼里的每一个学生，无论他是多么地伤你的心，都是一个鲜活而完美的生命。你忍心看着如此美丽的生命沦落吗？如果是你的孩子呢？教会孩子们如何做人，实际上，比教会他们解一道题要有意义得多。而要教会学生做人，除了职业的要求之外，还要良心、宽容、忍耐、平等、尊重、方法、艺术等等。现在的学生，比起我们读书之时，要聪明得多，也难管得多，他们也有抽烟、喝酒、翻墙、上网、谈恋爱、不尊重老师等等，而我们通常是“管不到啊，没办法！”“说又不听，骂不得打不得的，有啥法？”“社会上什么人都需要，赖毕业了事！”一摆手，一耷肩，无可奈何，束手无策。社会在前进，价值多元化，教书越来越只是谋生的手段。我们唯一的成就感，就是学生考得好升学多。而这一切，都与名与利挂在一起。至于灵魂的塑造——呵哈！教书啊教书！
我上高中的学校，现在早已经现代化了。只有一段土墙和那棵老态龙钟的银杏树，还依稀可见当年的情景。教过我的老师，也多已经退休，谁还记得二十年前那个默默无闻的杨。说也奇怪，教过我的老师那么多，我都已渐渐模糊；当年的校长是谁，不记得了。唯独这个没有教过我一天的杨，随着岁月流逝，不但没有淡去，反而清晰无比。
2006-1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