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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东湖山的怀抱中，有一个小山村似的游玩处，叫知青部落。知青部落说它是“一代人心灵回归的港湾”我看不是，它应该是几代人心路历程的精神驿站。只要你愿意走进去，无论你想与不想，都可以简单感受一下那一段难忘的岁月，然后再和朋友们一起闲坐，品茗，谈笑，娱乐。如果你想再深入一点，你可以在知青陈列室里驻足留连，随着那一件件物品、一张张图片，走进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
我不是知青，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娃，没有资格。但我爱去知青部落，那里的一切我都熟悉：那棕黑色的蓑衣，我小时候披过，和我儿时的伙伴大水牛以及犁牛人披的一模一样。那印有毛体字“东方红”的草帽，我也曾戴过，和我的父母亲做农活时戴的完全一样。家里至今都还有几顶这样的草帽，已经旧得不成样子了父母都还舍不得丢弃。那些大大小小的伟人像章，我的胸前肯定别过，和那个时代的特色一样，人人胸前都别过伟人像章。那些颜色依然鲜艳的“红宝书”我肯定是读过的，里面的话虽然不是一句可以抵一万句，但今天如果用心去读一读，还是有一定的道理。还有那印有“毛主席和我们心连心”“革命圣地——延安”的搪瓷水盅，我们家也是有的，我小的时候常常用它来喝冷水。如果再有一张毛巾，把水盅拴在军挎的布带上，把衣袖挽起来，走路就别提有多精神了。还有那犁铧，我自然十分熟悉，那握得非常光滑的犁把，我的手也曾经经常抚摸。还有那墨水瓶做的煤油灯，挂在灶门前的土瓦罐，还有那烧火坐的柴板凳，古眉古眼的小便器夜壶，还有那木片箍成的水桶和洗脚盆，还有那吃饭用的土二碗和喝酒用的土红碗，还有那竹篾编成的土撮箕皮撮箕收粮收食用的锯镰和箩筐都是我的老朋友一般，我喊它们的名字又快又准，我握它们的手倍感亲切。我的命运里注定了与它们的一世情缘——它们啊，童年的玩伴，一生的朋友！
整个部落就像是一个六七十年代的小山村。除了门口是现代的外，一走进去就是历史。除了陈列室的装饰是现代的外，所有的物品都是过去。历史和现实一对比，沧桑之感就会油然而生。从石块小路往里走，一路上是菜园，菜园里长满了杂草。还有篱笆，篱笆上爬满了野藤。再往前，右走，是大队。大队上有代销店，代销店的门口挂着草帽子和斗蓬。有广播站，广播站里播放着老歌“东方红，太阳升”充满了整个村落。也有公共食堂，食堂里的家具都是老古董——油黑发亮的老方桌，斑斑驳驳的柴板凳，嘎吱嘎吱的老竹椅。食堂里的饭碗都是粗碗，或者红碗，还有豁儿。提供的伙食都是粗茶淡饭，老南瓜和厚皮菜。往来的服务员都是红卫兵，穿着草绿色的旧军装，戴着红卫兵袖套，别着毛主席像章，搀着袖口。大队上所有的房子都是草房子，日晒雨淋，黑乎乎的，古旧得如同历史。茶馆的房子更是简陋，草棚子，和我们队上喂牛的地方差不多。部落的靠东湖的一段围墙，是荆竹条夹的篱落，篱落上有一道柴门，和农家后院喂鸡鸭用的一般无二。一阵清风掠过湖面吹来，田野里到处都是飘扬的红旗，红旗上有字，写的是“邢燕子突击队”“铁姑娘突击队”什么的——这一切都存在于我的记忆之中。走进知青部落，走进的就是几代人经历的岁月。
二
我不是知青，那时我还小。但我们队上来过知青，我认得其中两三个。
一个姓黄，是城里鞋帽社工人的子弟。因为我们大队叫太平大队，所以大家都叫他黄太平。究竟他的真名是不是黄太平，谁知道呢？他住在我奶奶家的隔壁，纯粹还是个大孩子，似乎比我大不了多少。我已经记不得他的长相了，想象中应该是一个十分清瘦的大男孩。他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显得很吃力，重的不说，就是整地，一天下来，也满手血泡。他似乎不说话，收工之后就躲在家里不出来。后来，不知道是谁发现了他的字写得好，就叫他去写大字标语，也就相当于出工，不用再干农活了。我上小学的时候，常看见他挑一担粪桶，装半桶石灰水，在靠路的墙上写标语，什么“农业学大寨”啦，什么“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啦。他写的字很大，隔老远都认得清清楚楚，也很工整，跟书上印的差不多。那年月的标语多，黄太平天天有写的。不仅在我们队上写，也去别的队写，直到回城。回城之后，乡亲们去城里赶场，要是碰见了黄太平，他一定要拉去吃饭，就像对待亲人一样热情。
另一个知青姓蒋，十多年后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蒋松龄。有一年冬天，天很冷。可能是缺点气力，或者就是没有吃饱饭，他在做活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河里，浑身湿透，冷得直哆嗦。我父亲读过高小，和知青划得来，就把他接到家里，把棉袄给他穿。我母亲把他的湿棉袄埋进热烘烘的草木灰里。草木灰很吸水，吸过水的棉衣干得快些。凉干之后，用棍子敲打几下，灰就掉了。我们这里冬天都是这样做的。他在我家吃过饭，也住过，那时我小，没什么印象。恢复高考之后，他考上了大学，走了。后来我进城去读高中，我们的语文老师蒋先生待我很好，我一直不知道为什么。有一次他问我父亲还好吗，我才明白，他就是当年那个落水的知青娃。
还有一个人，叫金大炮。他不是知青，但与那个年月相关。他是一个教书匠，研究水稻的，人黑而精瘦，四五十岁，和一个饱经风霜的老农民差不多。他混在农民之中，就是一个农民，谁会知道他是个教授呢？他插秧的水平很高，一块长田，不用打线，一口气栽完一排，笔直，我们队上的人都佩服得不得了。他说话声音很大，给农民讲课时不用喇叭，老远都听得清楚。因此人们都叫他金大炮。还有一个原因，是听说的，说他这个人说话很直，不看形势，不盯来头，说话跟放炮一样，因此落得了到乡下来当农民。他应该比那些打成臭老九戴高帽挨批斗的老教授要幸运得多，至少他还能见到水稻，至少还可以把农田当讲堂，给这些纯朴的农民“大”学生（注：指岁数大）上上课。我父亲对金教授佩服得五体投地，说人家大知识分子就是有水平，讲的课连大老粗农二哥都听得津津有味。他最经典的一堂课是讲育秧，他说，撒谷种之前，要把秧水放了。为什么要放？上面没有水，秧箱下面有水，为了吸水，根就使劲往下扎，根扎深了，才好生长。谷子要先长根后长芽才正常。就像修房子，要先打好基础是一个道理。要是先关水的话，谷子淹到了，就使劲往上钻，就像人淹到了要拼命往上浮一样。根都没长好，吸收不到土里的营养，哪里长得好呢？等长出根略吐芽的时候，再放一寸水，又能接受光照，又能刺激生长，这样的秧苗，哪有不长得胖胖壮壮的嘞？水稻水稻，讲的就是用水的道理。洪亮的声音像大炮声一样响彻在田野上，农民们学到的不仅是种田的知识，还有做人的道理，还有朴素的辩证法。难怪父亲多年以后还记忆犹新。
金教授成天和农民混在一起，日子久了，大家都觉得他就是他们中的一员了。没想到的是，几年后，一辆乌龟样的黑色小车开进了公社，大家都看稀奇似的。小车是来接金教授的，这时大家才反应过来，原来他们身边的这个小老头子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三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岁月已经过去了好多年。这种岁月正在和已经成为一种情结，绾系在一代，一代，又一代人的心中。我的父辈们，我的老师辈们，我们这一代，三代人，走过了同样的一段岁月。这是一段怎样的岁月啊！
我对这一段岁月的认识，更多的是后来从文字资料中得到的。那是一个疯狂的年代，神化了的领袖在北京一挥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就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狂潮。起初，他们有的怀着改造农村、教育农民的理想，要在广阔天地里大显身手。有的以为上山下乡是一条革命道路，听领袖的话，就走上了革命道路。更多的是盲从。然而荒蛮、愚昧、无情的现实撞碎了他们浪漫的理想，粉碎了他们火红的美梦。他们渐渐明白，他们只不过是这场狂热的政治运动的祭品。
这是对整整一代人的流放！
然而，时间的激流与岁月的风尘无情地销蚀世间所有的苦难与辉煌，毁灭一代人青春的上山下乡成为了遥远的历史回声。当这一切都成为过去的时候，而那过去了的，并不都是美好的回忆。
1980年，走过了知青岁月的舒婷发出了一代人的呼声：
我决不申诉，/我个人的遭遇，/错过的青春，/变形的灵魂，/无数失眠之夜，/留下来痛苦的回忆。/我推翻了一道道定义；/我打碎了一层层枷锁；/心中只剩下/一片触目惊心的废墟/但是，我站起来了，/站在广阔的地平线上，/再没有人，没有任何手段/能把我重新推下去
顾城也沉重地写道：
昨天/像黑色的蛇/盘在角落/它活着/是那样冷/死了，更不会热/它曾在/许多人的心上/缓缓爬过/留下了青苔/涂上了血色
现在/它死了/压在一座/报纸的山下/无数的铅字/像蚂蚁般聚会/讨论着/怎样预防它复活
回首那个特定的年代，我还能说些什么呢？反思历史，我们是幸运的。上一代人经历的苦难，是他们无法逃避的宿命，在我们一代人身上只是经历了一点尾声。我们的下一代，我的儿子，除了对陈列室里的老古董有过一次兴趣之外，对我的讲述便只是觉得匪夷所思和荒唐无聊了。我们反思历史，正是为了对生活的感恩，为了我们的下一代健康成长，为了这曾经发生在共和国年青人身上的悲剧永不重演。
四
秋霜过后，层林尽染。这是一个冬日的下午，温暖的阳光，照在孩子们花一般的脸上，照在休闲娱乐的大人们开心的脸上，照在谈恋爱的年青人幸福的脸上，照在东湖秀美的脸上，东湖的水面闪动着金色的波光。
还有什么比眼前的景象更美好呢！
然而，知青部落并不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地方。
看到这里寥寥的清冷和不远处若干山庄前停满的小车，我闲坐在这吱呀吱呀的老竹椅上，想着。
2006-1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