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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夜来早。在“老寒”家举行的“分岁”会议已经开始了，村民们全都坐着或者蹲在那里。阿龙手上拿张纸片站在那里滔滔不绝的讲着。先讲了国际国内形势，接着就是强调阶级斗争。但是不管他怎么讲村民们全都低着头，抽烟的抽烟，说话的说话，打瞌睡的还是在那打瞌睡。知青们更不把阿龙当回事了，围在一堆胡吹乱侃的。阿龙环顾了一下四周，清了清嗓子。
阿龙：“下面我宣布各户的‘分岁’情况。”
一听到这，村民们全都抬起了头，眼睛齐刷刷地看着阿龙以及他手上的那张纸片。
阿龙照着手中的纸片，一一念着户主名称、工分数以及“分岁”。我穿着刚刚烘干了的棉袄棉裤躲在大门外，竖着耳朵听着里面的动静。
阿龙：“老巴子，工分……‘分岁数’89块。”
“张根子，工分……‘分岁数’92块。”
“吴树山，工分……‘分岁数’121块。”
一听到这，我立马直起身子向家里跑去，我这是要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母亲。全家人，不，是我父母和三个姐姐还有大哥辛苦劳动了一年，家里终于有了121块钱的收入。可别小瞧这121块钱，因为大姐已经出嫁，家中父母和三个姐姐五个人都是整劳动力。大哥心智不全不能念书了，小小年纪也得出来干活，只是他只能参加队里的一些简单的劳动，最多算半个劳动力，这么多人劳动一年下来才有了这121块的收入。但是像我大伯家就更不行了，他们家只有大伯、大伯母、一个堂哥三人劳动，另外三个孩子年幼，他家的“分岁”年年都是负数，因为这一年中他的家里需要花钱时都要向队长提前预支赊账，在年底“分岁”时是要从中扣除的。
我跑进家门时，母亲还在刷锅洗碗。我一把抓住妈妈的围裙，低声地、神秘的说：“121”。
我母亲没听明白，问道：“说的什么呀？”
“还没听明白吗？”
“没有。”
“今年我们家‘分岁’121块钱。”
我妈妈轻轻一叹，“哦”。听到妈妈的叹息，我有点不明白，妈妈这是感觉121块钱是多还是少呢？
我母亲没上过学，不识字，就是个农村妇女，但是有时还真的让我佩服。平时很少看到她生气上火，我在外面遇到什么恼人的事，和她一说，以为她也会着急，可她却总是风轻云淡的。后来我慢慢才明白，并不是她有什么宽阔的胸怀，而是见过了太多的风浪。至于这“分岁”的多与少，对她来说就是数字而已。多则多用，多也不会多到哪里去。少则少花，再少也能勉强一家老小吃饱了肚皮，日子还是那样一天推着一天走的。
不知不觉到了腊月二十四了。中国之大导致各地习俗不同，就连小年的日子也分南北。北方的小年是腊月二十三，而南方则是腊月二十四。与北方只要是逢年过节都是吃饺子不同，南方光过年这几日的饮食都会让北方人眼花缭乱。腊月二十四这一天，家家户户都要煮糯米饭。大年三十早晨肉汤粉丝，晚上团圆饭，新年的零点和初一早晨是汤圆，初二是煎糯米饭，初五早晨是镘头……煮糯米饭时还要适当多加些水，目的就是要把米饭做焦糊在锅底，这样饭后锅底里就会铲出大块大块的锅巴来。然后趁着还有些软热时，把锅巴折叠成小小的包袱样，用绳子捆起来吊到高高的房梁上。这些锅巴将在接下来的夏天，田间劳动十分劳累辛苦时加到稀饭里去增加一点劲道。
一下午，村里的孩子们没有如往常一样地做游戏，那是因为有了比游戏更有吸引他们注意力的事情了。中午饭后村里就不时地传出“嘭、嘭”的响声，原来来了个爆米花的人。按照过去的记忆，爆米花的来了，年就近了，年味也渐渐地浓了。
我母亲听到响声后，连忙舀了半勺大米，中间还加了些玉米粒，又给了我一角钱，就交给了我这个去爆米花的任务。
我母亲说：“志强，你去爆米花吧。”
我特别愿意做这些事，不管怎么说，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出去玩，而且一旦爆好了，自己总还能先吃为快吧。那时的我根本不在乎能吃到什么好吃的东西，只要能比别人先吃上一口那就美美的了。
村口的大槐树下，一个爆米花炉子旁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们的手上都端着一个装着大米、玉米的大小不一的簸箕和盆子，大家说说笑笑很有秩序地排着队。爆米花的是个中年男人，头上歪戴着一顶脏兮兮的瓜皮帽子，两边的护耳一个卷着一个放着。穿着一身破旧的棉袄，棉袄上有几处破洞，里面的棉絮都露出来了，粘上了满满的黑烟和油污。拦腰还系着一根细细的草绳，脸上除了两只眼睛其他的部位已经全被黑烟遮盖住了。这个装扮有点像电影《智取威虎山》里的那个土匪联络官栾平，可栾平的脸上比他可要干净多了。爆米花的炉子长得有点怪异，圆圆的身子上长着一副不对称的犄角。其实圆圆的身子就是个密闭的炉膛，里面装着大米、玉米等在炭火上烤着。为了防止局部烤焦，爆米花师傅的一只手拉着风箱，另一只手则是不停地转动着炉膛。等到师傅感觉到一锅烤得差不多了，就会站直身子，用一个黑粗麻袋套在炉膛口，再用一个金属套筒套在一个犄角上用力一扳。因为持续加热，炉膛里的温度很高，会产生高温高压气体。突然打开，于是发出“嘭”的一声巨响，爆米花随着气流全部冲进了黑粗麻袋里。听到这声响小姑娘们会远远的捂着耳朵，男孩子们则兴奋异常。毕竟响声过后，代表着新的一锅爆米花出锅了。师傅把麻袋往边上一扔，那么是谁家的爆米花，谁家就提着黑麻袋把爆米花倒进自己家的簸箕里拿走。
轮到我了，爆米花的师傅问：“要加糖精吗？”
“不要。”
我知道，母亲给他的一角钱中，肯定没有算上加糖精的那一份。我把簸箕递给爆米花的师傅，他接过来把里面的大米、玉米倒进了炉膛，然后用金属套筒关紧了，继续拉动风箱、转动炉膛，接下来的一切就交给流淌的时间了。
今天的晚饭是糯米饭。糯米饭又香又糯，我母亲边吃边不停地提醒我们说：“别一下子吃得太多了哈，一顿吃得太多肚子胀死了，大年初二一早还会给你们煎糯米饭的。”
这里的风俗就是腊月二十四做的糯米饭，吃不完的部分要先盛起来放到一边。大年初二的早上再用大葱加上菜籽油一起煎一下，煎糯米饭香味更足。
饭后，我父亲没有像以前那样坐在大桌子旁抽烟，而是很快就起身把一口大缸使劲的往堂屋挪，我母亲手里拿着一块抹布跟在他的身后。父亲刚把大缸放稳，母亲便迫不及待地开始清洁起大缸来。这时，那个把我从大粪坑里救上来的大红剔着牙花子，手里夹着根香烟走了进来，我父亲连忙满脸堆笑的迎了上去。
“这么早就过来干什么？刚吃完晚饭，怎么不再歇一歇？”
大红：“反正也捱不掉，早晚要干不如早点来了。”
我父亲请大红坐下来，给他沏了一碗茶。我站在旁边听着大人们的对话，心里明白这是家里请大红来蒸馒头了。对于北方人而言，馒头是平常饮食。但是对于南方的农村人来说，馒头那可就稀罕了。一般只有到了年关时，各家各户才开始一年一度的蒸馒头。晚上在一口直径1米左右的大缸里发好了面，第二天天不亮时开始一笼一笼地蒸出来，一般要到当天下午才能完事。这一次蒸出来的馒头，一直要吃到夏天过后。后来我在龙城金川中学上高中时，学校食堂要是哪天蒸馒头了，一定会引起不小的轰动。很多平时学习时间抓得非常紧的同学，也会放下书本早早地跑去排队，生怕去晚了买不到馒头。
大红的父亲是我父亲多年的好朋友，他有一手发馒头的手艺。以前一直都是大红的父亲来我家帮忙蒸馒头，后来大红也跟着自己的父亲学艺。蒸馒头绝对是个体力活，慢慢的大红父亲年岁大了，大红这就接过了他父亲的接力棒。包括我家在内的这几户和他家要好的人家，每年春节前的蒸馒头自然就交给了大红。
大红掐灭烟头，又端起茶碗喝了一口，抬头问了一声正在炉膛后面烧开水的我母亲，说：“二娘娘，水好了吗？”
“才听到响，还得等会儿”。我母亲一边往炉膛里添着木棍，一边应着话。庄户人家平时烧火做饭用的都是麦秸和稻草，但要是蒸馒头的话，炉膛里必须架起木棍，只有这样才能达到足够的火力。俗话说，开水不响，响水不开。才听到水响，自然就是水还没烧开呢。大红和我父亲就又坐在那天南海北的神侃一通。过了一会儿，水烧开了，大红系上围裙开始往大缸里面倒上白面，然后再一点点地加进滚开的水。大红把着一根长约一米左右的粗木棍权当是大号擀面杖了，和着大缸里的面，不用说这很费力气。忙活了将近两个小时，大红把一床被子盖到了大缸口上，这标志着发面的工序已经结束了。我父亲又给大红递了根香烟，大红接过香烟点上了火，又端起茶碗喝了几口茶，然后出门回家睡觉去了。因为明天凌晨三四点钟，第一笼馒头就要开始上锅蒸了。
平时不管家里有多忙，只要树林不来捣蛋，我和哥哥们都能睡到自然醒，可父母和姐姐们则没有这个福气了。我家人口多，每年蒸的馒头数量就比别人家的多。蒸馒头的笼屉直径有一米左右，一笼馒头出锅，倒出来就是白花花的一片。今天的第一笼馒头格外早，大概是在两三点钟就上了锅，等到我和哥哥们起床时，门外临时搭起的一个大长条台上，已经放上了满满当当的馒头，有的馒头上还冒着热气。我抑制不住自己的欲望，悄悄的走到外面，拿起一个馒头就吃起来。这时被我四姐看到了，正想拦着我呢。她说：“志强，等会又要有新出笼了，吃热的更好。”
听到四姐的话我没有应声。四姐继续说道：“一会四姐要去文工团排练，你在家帮着妈妈拾馒头哈。”
我边吃边应道：“好的。”
我四姐有点文艺细胞，平常喜欢唱唱跳跳，这不公社文工团招人，她凭着自己的实力被选中了，成了一名不用下地干活、成天穿得干干净净、令人羡慕的公社文工团团员。可芦竹这个名字实在是有点不雅了，连文工团的报幕员也向团长提了多次。这回我父亲不同意也得同意，最后点头把她的名字从芦竹改成了如竹。音还是那个音，但改掉了鄙视和土气，增添了尊严和文化，还有了不少文艺范呢。四姐平常演出比较多，一直住在公社大院里很少回家，家里的一些事也指不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