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胖警察顿了一下，问道：“衣服里呢？”
我母亲一脸的不明白，说：“衣服里？也没别的呀。”
“能让我们看看你的衣服里面吗？”
我父亲在一旁生气了，问道：“你们是什么人呀？居然还要看女人的衣服里面？”
胖警察：“你冷静点，我们在这问话呢。我告诉你，没让你说话时，你不准插话，明白吗？”
“不明白。”
“要是做不到，那就要请你到外面去。”
不得已，我父亲小声的嘟囔着说：“能。”
“这就好，大嫂子，我们继续。”
“你问吧。”
“我们就是想知道你衣服里到底有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别的？”我母亲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说道：“有，衣服里还有烧饼。”
“烧饼，能让我们看看吗？”
“能呀，烧饼有什么好看的？”
我母亲撩起衣服，里面露出了一个个缝在衣服里的烧饼，她还要扽下一个给警察吃，说：“你们也尝尝，加了好多芝麻，香着呢。”
胖警察连忙摆手说：“不用，谢谢，谢谢。我们是人民警察，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那么这些烧饼是哪来的？”
我母亲一听有点急了，说：“哪来的？这可不是偷的。”
“没说你是偷的，你说说哪来的呢？”
“这是我家大嫂子和小妹给我们烙的。”
“在家自己烙的？”
“是呀。”
“烙这么多烧饼干什么呢？”
“看你说的，路上吃呀，还能干啥？”
“吃得了吗？”
“还吃得了？这么多人呢，”我母亲手指着身边围绕着的几个孩子说：“你看这好几张嘴呢。”
胖警察接着问道：“为什么要缝在衣服上？”
我母亲捂嘴一乐，说：“这也是我大嫂小妹想出来的主意。”
“什么意思？”
“吃起来方便嘛。孩子小，谁知道她们什么时候会饿要吃啊？缝在衣服上，只要她们叫饿了我就给她们扽下一个，你看这样是不是很方便？”我母亲边说还边比划着。
“真有你们的，吃不了的烧饼你们准备怎么办？”
“一家六张嘴呢，多少烧饼吃不完的？只有不够吃的。”
“没想过出去卖掉一点吗？”
我母亲摇摇头，说：“没想过。再说我们迁回龙城后干什么，能不能找到工作还不清楚，吃了上顿还不知下顿在哪，谁还惦记着出去卖呢？”
胖警察继续问着：“做烧饼的这些白面哪来的？”
“是我小妹带来的。”
“看这么些烧饼就知道白面可不少呢。”
“是呀，是不少，一共带过来半布口袋。”
“你那小妹家应该还有不少吧？”
“可能吗，就这些也都是我哥嫂和小妹平时省着吃攒下来的。”
“是这样吗？”
“是啊。”
“你怎么知道？”
“我问她了呀，我还让她少烙点烧饼，把面倒点回去，怎么着想吃口面条了，也能有面擀呀。”
“就这么省着，能省这么多吗？”
“他们都是工人，不省还能咋的？等着西北风吹过来，哪有这好事？”
“你说他们都是工人阶级吗？”
“嗯，个个都是工人。”
“都在哪里做事？”
“我大阿哥在木制品厂，还是厂里的小组长，大阿姐在国棉六厂，我小妹是造船厂的，她们厂子造的船可大可大了。”
胖警察看看瘦警察，然后像似自言自语，又像似在问我母亲。他说：“哦，你大哥当组长，其他人都是国营厂的应该没问题。那你们之前在上海是做什么的？”
我母亲指着自己，说：“你是问我吗？”
“嗯，当然也问他。”胖警察又指了指我父亲。
“你看这四个孩子呢，我一个人带着还能做什么？”
“你是家庭妇女？”
“我不懂你说的这个是什么，我就是在家洗衣服做饭带孩子的女人。”
“他呢？”
“他是……”我母亲刚要说就被胖警察打断了，“让他自己说。”
因为旅途疲劳，我父亲站在一旁已经打上瞌睡了，没有听到胖警察的话。见我父亲没有应声，瘦警察用笔敲敲桌子，抬眼看着我父亲，说道：“哎哎，醒醒，还在这睡上了。问你话呢，你在上海是做什么的？”
我父亲似醒非醒、有气无力的说道：“黄埔江木工厂。”
胖警察：“是工人？”
我父亲：“嗯，还是厂里的小组长。”
胖警察：“你还是小组长？”
“嗯，我们是国营厂。”
瘦警察与胖警察相视一笑，说：“我一看他就不是农民，怪不得还蛮有相貌的嘛。”
胖警察坐直了身子，说道：“工人阶级是领导一切的。你家是工人，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你们。既然如此，我们也就实情相告了。刚才我们两个在码头边执勤，看到你的衣服里有点异常，就是不正常的意思。经过仔细辨认也发现了里面的名堂。我们怀疑你们私运粮食甚至是投机倒把，这是犯罪，懂吗？所以必须对你们进行检查，现在情况都弄清楚了。”
我父亲一下子清醒了，说：“原来是这样啊。”
胖警察：“现在情况完全弄清楚了，你们是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觉悟最高，最值得我们学习。刚才全是误会，耽误了你们过江，抱歉抱歉。”
这时我父亲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说：“是呀误会了，没什么的，再说你们也是例行检查。”
胖警察：“那是，那是。”
我父亲：“现在也没法过江了，那我们就出去吧。”
说着我父亲弯腰就要提起行李，这时胖警察制止了他，说：“老哥，今天外面雾气重、气温低。你们这么多孩子，出去了可别冻着了。我看还是这样吧，你们就在这办公室里呆着，毕竟这里比外面还是要暖和些。”
“可你们还要工作的呀，我们呆在里面不方便吧？”
“我们还要出去执勤，今天班船停航了，码头积压的旅客多，我们哪能呆在办公室里暖和呀，恐怕白天晚上的都得待在外面的，你们就在这里面呆着吧。”
我母亲连忙道谢，说：“谢谢，谢谢。”
到这我父亲终于能够坐下来了。我母亲从衣服下摆那把一个一个的烧饼拽下来递给大家，我父亲和三个姐姐就这么的干吃起来。胖警察给他的茶缸子里续了点水递过来，说：“要是不嫌弃，你们还是就着这个吃吧。”
我父亲接了过来，连忙道谢说：“哪能呢，谢谢了。”
我母亲也顾不上自己吃东西，又解开衣服给我四姐喂起了奶。这一天从早到晚，我的一家人全都呆在码头边的警察办公室里。饿了就吃我母亲衣服里的烧饼，渴了就喝警察办公室的开水，困了就那么靠着睡上一觉。次日天不亮，赶上第一班渡船过江到了瓜洲，然后又全部像冲锋的士兵一样，有从车门上车的，也有从车窗爬进去的，全家人一个不拉的上了江北的客车。正午时分到达龙城百步桥旁的新家。早前几日我奶奶催促我二姑进城已经把屋子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之后的三年，我们家就在这里度过了一段有过温馨也有过苦涩的日子。
后来我父亲进了龙城引江混凝土制品厂，因为有在上海工作的底子，没过多久就当上了四车间主任。第二年又添了个大哥志刚，大姐、二姐相继入了学，家里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我父亲在外面踌躇满志，回到家也是开开心心。第一件事就是抱着大哥在百步桥那边的马路上蹓跶，逢人就说这是我的儿子志刚。
我大哥一天天长大，我父亲母亲却发现了问题。他们看到我大哥虽然能直立行走，但始终站不稳，走不远，该到说话的时候了也比其他同龄的孩子迟钝了不少。接下来的日子里，我父母亲抱着大哥先后去过地区、省城的大医院求诊，接诊的医生都是不停的摇头。在这之后，我父亲脸上的笑容没有了，家里的欢乐没有了。下班后他也不再抱着大哥出门，而是天天晚上一个人伏在桌子上喝闷酒，酒后直接上床睡觉。
在厂里，我父亲也不如从前那么的认真负责，不再在意车间人员的管理和产品质量。只要有空闲，他更愿意与厂里的大姑娘、小媳妇们坐在一起聊骚。
工厂三号仓库紧挨着四车间，主要就是为三、四车间提供相应的原材料和配件。我父亲早就知道这里有个仓库保管员叫张兰，也听到过一些有关张兰的议论。但之前从没放在心上，从来也没有想过这个张兰会与自己有什么联系、什么关系。尽管每次上下班都要经过三号仓库门前，他却从来没有向里面张望过，车间领取材料、配件也都是吩咐生产员去办。可现在不同了，做梦都盼望能有个儿子，老天开眼，儿子有了然而太不周全，这个对他来说是个极其沉重的打击。击打着的心气，摧残着他的肉体，也动摇着他的精神。因此他成天郁郁寡欢的，再次经过三号仓库门前时，骑车、走路的速度都会自然而然地放慢，总是有意无意的要向仓库里面多瞟几眼，好像总想遇到什么事、见到什么人似的。现在车间里领取水泥、黄沙甚至是草绳、钉子，他都是自己过去。一来二往，我父亲终于就与张兰“不期而遇”，进而热络起来。
张兰，女，30岁不到，早年是龙城扬剧团的演员，在不少传统和现代剧目中出演主角，是剧团名符其实的台柱子。人长的水灵漂亮，嗓子也响亮，更主要的是可能天生就是块当演员的料。只要开场二胡一响，她的脚一踏上舞台，立马就能展现出不一样的坤样来。经常追她戏的戏迷们都说她的脚下犹如装了个开关一样，常常会是这样的场景。她一迈步，台下雷鸣般的掌声响起；她一停步，台下鸦雀无声；她一亮嗓，台下呼喊声、口哨声四起；一到过门台下又恢复平静。不仅是龙城，在整个苏中、苏北一带，扬剧迷的心目中都有她的一席之位。那时候围在她身边的男人就似蜜蜂扑向盛开的油菜花那样，扑腾着翅膀“嗡嗡”地叫个不停，其中不乏当官的、经商的，还有一些来自省城、地区大城市里的官家子弟，她都没有正眼看过。
只可惜天有不测风云，据说有一天早晨起床后，张兰照样开始晨练吊嗓子。突然感到嗓音嘶哑，不仅高音拔不上去，甚至连发声都很困难。对此，她自己着急，扬剧团的头头脑脑们也着急，连龙城文化局也出面为她联系了上海、北京的专家。各路专家诊断后下的最后的结论就是她的嗓子坏了，俗称“倒嗓子”，以后再也不能登台唱戏了。张兰哭过，领导叹过，最后也只能认命。龙城市工业局有个魏局长早就对张兰垂涎三尺，听到这个消息后他不仅没有沮丧，反而有点高兴。一天晚上姓魏的找到扬剧团张兰的宿舍恬不知耻地向她暗示，只要张兰委身于他，那就由他出面负责给她今后找个好的出路。张兰虽然嗓子“倒”了，但心气还在。看到魏局长一副不怀好意、趁火打劫、落井下石的嘴脸，气得话都说不出来，随手抄起一根长长的鞋拔子就把姓魏的撵了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