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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讨论间，就听承启官喊道：“圣旨到，兵部右侍郎刘重元接旨！”众人连忙吩咐小吏布设香案，只见杨嗣昌手捧圣旨当先而入，身后跟着几个太监以及兵部僚属。
杨嗣昌在香案后面站定，打开圣旨朗声念道：“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惟治世以文，戡乱以武。而军帅戎将实朝廷之砥柱，国家之干城也。乃能文武兼全，出力报效讵可泯其绩而不嘉之以宠命乎。尔兵部右侍郎刘重元，燃薪达旦，破卷通经，授以文职理宜然也，不意流寇侵扰百姓，朝野不安，尔援古今颇牧，近在禁中。兹特授尔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锡之敕命于戏，早定匪乱。深眷元戎之骏烈功宣华夏，用昭露布之貔熏，暂锡武弁，另加丕绩，钦哉”
刘重元等一干人顿时惊讶异常，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理南畿、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这个职务简单说就是五省剿贼总理。
崇祯八年，为了应对此起彼伏、日益猖獗的流寇，为改变之前剿寇中事权不一、相互观望被动局面，朝廷任命洪承畴仍任三边总督，但以功加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衔，总督河南、山西、陕西、湖广、四川五省军务；以卢象升为右副都御史巡抚湖广同时总理江北、河南、山东、湖广、四川军务。
洪承畴主要负责西北陕西甘肃地区的剿贼，而卢象升主要负责东南中原地区的剿贼。在这两个干臣的组织下，明军四面打击穷追猛打，闯王高迎祥被俘，其他大大小小的贼寇纷纷投降，只剩下李自成等少数贼寇躲藏在深山之中，自天启以来蛀虫一般蚕食大明的流寇眼看着就要被剿灭，可惜崇祯十年，后金入寇，横扫宣府、大同等地，一直打到京畿，朝廷被迫抽调剿寇大军，主要是卢象升大军回援勤王，之后为了填补宣大地区的防务空白，卢象升被任命为宣大总督，接替他的担任剿贼总理的是熊文灿，现在看起来，刘重元这位天启七年进士将会成为最年轻的总理了。
刘重元压抑住心中的激动和疑惑，赶紧叩头谢恩恭领圣旨。赶走围聚过来恭贺的同僚，杨嗣昌拉着刘重元走进一旁的值房，两人隔案坐下，原本以为刘重元即使不感恩戴德，至少也要兴奋莫名才对，可是此刻对面的年轻人确是眉头微怵，好像不是连升三级而是被罢黜了一样，这养气功夫可真不愧其小宗师的称号。
无奈之下杨嗣昌主动说道：“子乔，早朝之后我觐见了皇上，将职方司的判断以及建议报告了皇上，皇上决定召回熊总理回京接替我担任本兵，并召回京营主力、宣大卢建斗、陕甘洪亨九所部主力回护京畿以待东虏。哎，我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西北中原空虚，恐流寇又死灰复燃，我思来想去，能够抚定中原者，唯有你刘子乔，所以我向皇上推荐你接替熊总理主持中原剿贼大业。”
刘重元几乎是一瞬间明了了杨嗣昌的心思，作为东阁大学士仍掌兵部的阁老，深得皇上的宠幸，毫无疑问也是大明军事战略的总设计师，也毫无疑问要对大明的安危负有重任，无论是北线被东虏突破，还是中原腹地流寇再起，杨嗣昌都脱不了干系。咋们这位皇帝，从来不看你的工作有多艰难，也不管你过去取得了什么成绩，只要出了一丝纰漏，降职都是轻的，入狱杀头都有可能。
宜将剩勇追穷寇继续剿灭所有的流寇以完成自己的战略固然重要，可是让后金直薄京师也有可能要了他杨嗣昌的脑袋，思来想去还是自己的脑袋更重要。因此，最终杨嗣昌还是下定决心，调回京营、宣大、陕甘以及中原的主力回京畿勤王，以抵御后金。
至于中原这个烂摊子当然不能放任不管，任何一个名城大邑失守都是他阁部的罪过，因此，必须让稳妥可靠的人担负起中原的重任，历数信得过的亲信，只有刘重元最有能力通晓兵事，或能够镇得住中原的局面，不至于因为诸军勤王而兵力空虚不可收拾。
而且最让杨嗣昌看重的是，刘重元资历浅人脉弱，只有牢牢地依靠他杨嗣昌才能站稳脚跟，而不像卢象升、熊文灿、洪承畴一样自行其是直奏皇上。
这些个缘由有些刘重元想到了有些没有想到。但是他肯定知道杨嗣昌和皇帝交给他的将是一个险恶重重的烂摊子，是将他放在火山上烤。但是，危机危机，即使危险也是机会，这不正是这两年来他梦寐以求的出镇地方建功立业的机会吗？想到这里拒绝的话刘重元也说不出口了，而且杨嗣昌与皇帝计议已定，也容不得刘重元真的拒绝。
“过去两年剿灭流寇虽然取得很大的成效，巨寇如高迎祥、张献忠者或死或降，只剩下少数流寇躲藏在深山之中苟延残喘，看起来剿寇大业预期可成，但是下官以为，这只是表面现象而已，就如同海上的浪潮，暂时的退潮不代表平静，可能只是为之后更凶猛的涨潮积蓄力量而已。阁部，天启七年流寇蜂起，当时有王嘉胤、王左挂，朝廷平息了二王，又有贼号闯王的高迎祥，去岁高迎祥被孙白谷擒获，贼寇仍有张献忠、李自成、革左五营等。这流寇就如同地里的庄稼，割了一茬儿又一茬儿，不见尽头。河南、陕西、湖广等行省因为兵灾饿殍遍地，大大小小的流寇土匪仍然没有完全平息，恐怕一个火星儿下去就是滔天的烈焰啊！现在朝廷主力驻防各处还无妨，一旦主力尽数抽调到京畿，恐怕流寇复燃而再也不可收拾啊！”
刘重元的担忧杨嗣昌如何不懂，但是就如之前他担忧的，后金入寇直薄京师城下，为之奈何？“子乔有什么想法，尽管说来，能够做到的我一定帮你做到。”
刘重元大喜，连忙说道：“朝廷要抽调京营、卢总督、洪总督以及熊总理的兵马入京畿勤王抵御东虏，中原军队几乎为之一空。熊总理招抚大批的流寇，将其安置在湖广、河南和勋阳地区，如张献忠、罗汝才、刘国能等，这些流寇桀骜难驯贼性难改，现在有大军驻扎在侧还好，一旦大军北上勤王，恐怕这些流寇就会重新造反。依我之见，不如命令这些招安的贼寇随熊总理的大军一起北上，如其诚心向善，能杀虏立功报效朝廷，朝廷又何妨视之以忠良封官许爵。如果有些贼寇狼子野心，拥兵自重图谋不轨拒绝北上勤王，那自然应当立即剿灭以除后患才是。”
“好！好一招驱虎吞狼，好一招借刀杀人啊！”杨嗣昌击节赞叹道：“此策可行，良策啊！子乔你是知道的，无论是皇上还是我都对张献忠疑虑重重，若不是熊文灿一力保举，定不会允其归降，借此机会如果能剿灭其部，将张献忠抓到京城来千刀万剐，定能让皇上龙心大悦。”
崇祯八年，张献忠率军攻陷凤阳，除了照常的掳掠之外，还砍光大明皇陵的几十万株松柏，拆除了周围的建筑物和太祖皇帝出家的龙兴寺（又名皇觉寺），然后掘了朱家的祖坟。皇帝闻讯，立即穿上丧服，跑到太庙放声大哭；杀掉撤换了一大批的文武官员。这刨祖坟的仇，那真是要千刀万剐才能解恨。
没有去纠正杨嗣昌对自己的战略的误解，刘重元继续说道：“将投降的流寇带来京畿与东虏作战是为釜底抽薪，我们自己还必须利刃在手，在中原官军北上之后，必须立即着手重建湖广、陕西、河南和山东等地的驻防军，但有新的流寇立即出动剿灭。”
见杨嗣昌点头同意，刘重元又继续说道：“阁部，这些年来，流寇蜂起东虏肆虐，朝廷用兵于四方，将领们征战沙场建功立勋之余，这骄横跋扈之气是愈来愈旺盛了，近的如祖大寿屡招不至，远的如刘泽清居然敢截杀钦使，这些个将领们有一个算一个，平日里烧杀劫掠兵过如洗，上了战场则畏敌如虎杀良冒功，一旦打了败仗，皇帝不加罪将领却屡屡屠戮挂帅的文官，却不加罪于将领，还指望留着他们打仗。时至今日，被杀的总督、巡抚已经有多少了，长此以往下去，我恐怕文臣就压不住武将了，届时，恐怕就会再现唐末藩镇割据武夫祸乱的局面呀！”
杨嗣昌脸色一沉，文官们一直不愿意面对的问题现在被刘重元突然揭穿了。大明自太祖皇帝提三尺剑驱逐鞑虏恢复中华，成祖皇帝奉天靖难，在战场上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一个个封公封侯，地位是远远凌驾于文官之上的，一直到正统年间，土木堡之变武将勋贵们死伤惨重，再加上长时间的和平生涯让一代代继承自祖先职位的纨绔子弟们也渐渐骑不了马拉不开弓，于是大明战事的主导权逐渐转移到文官手中，一代代经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文官精英以巡抚、总督的省份统帅兵马平息叛乱，兵部、兵备道、粮道、御史等重重机构彻底压制住了武将们，总兵大将领取官印需双膝跪在兵部堂官面前，也是跪在总督巡抚面前领受命令，御史一道弹劾就能将一方大将打入深渊，因此上百年来，文官们牢牢地掌控住了大明的军事力量。
可是崇祯以来，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东虏崛起，一再的打败明军，崇祯二年更是打到京师城下，辽东边军屡战屡败，一任又一任的蓟辽总督、辽东巡抚等统帅或者战死，或者被皇帝砍了头；在内地，流寇蜂起肆虐中原，因战况不利而被处死的总督巡抚更是不知凡几。战场上屡战屡败，让皇帝和朝廷比以往更加倚重将领们，在加上皇帝对于文官变态的不信任，将领们手握重兵，愈加跋扈，对于圣旨还有所忌惮，但是对于文官却常常阳奉阴违，于己有利的命令就执行，于己不利的就能拖就拖不能拖干脆抗命，而文臣督帅们也拿他们没有太好的办法，自身都岌岌可危，如何能够约束武将们呢，只能常常以名禄哄着将领们。
武将们飞扬跋扈已经初见端倪，再过几年，武将们在战场上直接将督师卖给流寇和东虏的事情一次次的发生，武将们投敌卖国、割据自雄已经成为常态。到那个时候，文官们、老百姓们才再一次体会到五代十国时期武夫祸国的乱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