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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题其实令人懊丧。
起码说，在我所检阅到的历史里，纳兰开始脱去他词中的清丽性灵，显出俗男子本色。这时就不禁回忆起初次见到的纳兰，在梁羽生的七剑下天山里，刚毅深情而又柔美。梁羽生也说，他十七、八岁的时候，也是喜欢极了这公子哥儿式的情调。
“情发无端”记得杨芳灿这样评价他。我一直在很长时间里不能理解他这种悲恸的根源，他的履历丰厚无比：父明珠。二十二进士，一等侍卫。长侍御颜左右。倍受宠信。连他自己也说是“承恩席宠，溢分逾涯”其词在当时就风行天下，朝鲜人看后作诗曰：“谁料晓风残月后，而今重见柳屯田”可见流传之广。以十九之年而主持通志堂经解，亦是难能。
人家都说他是“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的一类人。救吴兆骞出生天一事，传遍文坛，可见一斑。但他就是忧伤。用句90年代传滥的句子，纳兰一直在他的理想和追念里“诗意地行走”周围的江山兴替都成为背景。偶尔在戎马倥偬中低吟一句“汉（有作“漠”字者）陵风雨，寒烟衰草，江山满目兴亡”也并不伤痛。只在低徊中有一点感慨的姿态。历史，或者祖先的兴衰（叶赫族曾为努尔哈赤所灭），都未曾深刻地折射在他心底，以一异族少年而初入中原，也许是浅近，也许，是少了些厚重感。
真正的伤心是在他的悼亡词中。对爱情的咀嚼似乎时刻存在，偶尔一低头一举眉间就盈满了回忆。加上再婚后的生活似过分乏善可陈，这缅怀就愈加深婉。他凄伤幽怨的自我描述让我往往无法联想到现实中惊才绝艳玉堂金马的纳兰。
王静安曾说他是“未染汉人风气，故能真切如此”在某种程度上，我是不赞同的。正是因为汉儒文化的深层熏陶（他曾主编通志堂经解），这个流淌着游牧民族血液的男子才显得如此愁苦病弱，阴柔而缠绵。但也确是因为他简单的生活经历和对汉文化的较少认同，才使得其痛苦在悼亡的词作中一倾如海，让人不堪卒读。纳兰对词之复兴的最大贡献，我一直认为应该是他在词作注入的真实情感。词家多以浅露为大忌。于是词在元明之后也开始庄重敦厚。但是纳兰不在意这限制，或者说，以他的才力怕也难到这类“戴着镣铐跳舞”的境界。于是不免仗着自己少了些学问，把清词写出另一个方向来。
但是现实中的纳兰就并不这样超然或者美丽了。妻子逝去，他伤怀归伤怀，还是照旧迎娶新妇。后来还结识了江南名妓沈宛。他猝然去世，沈宛凄凉回到江南，作词朝玉阶 秋月有感曰：“惆怅凄凄秋暮天，萧条离别后，已经年。乌丝旧咏细生怜。梦魂飞故国，不能前。无穷幽怨类啼鹃，总教多血泪，亦徒然。枝分连理绝姻缘。独窥天上月，几回圆。”
十九岁会试时，他适逢寒疾，未能参加，于是在诗里感叹“万春园里误春期”；胡献证亦说他“留心当世之务，不屑以文字名世”宏大的理想不过是文人的幻梦，等到发觉自己为人艳羡的荣华不过是扈从于陛下，宿卫于殿前。且“惴惴有临履之忧”于是“鳞阁才教留粉本，大笑拂衣归矣”的志向销磨殆尽。纳兰终于转向对内心世界和理想的歌咏。悼亡实是悼生者。于是他的伤感在怀念的真挚里跃然纸面：“半世浮萍随逝水，一宵冷雨葬名花，魂是柳绵吹欲碎，绕天涯。”
其实他和柳永一样，一直所担忧的仕途理想并没有成为他们被人纪念的根本原因。但是当时的他们都不知道。这就是当世与彼岸的区别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