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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何原因，柯雷在给五吨锤配套的加热炉烧火。这座加热炉比一般的炉大出两倍，庞大的炉膛里吼叫的火焰声，有些吓人。炉钩子又粗又长，有三十多斤重，不用点儿力气扯不动它。柯雷围着炉子观察，看这么大体积的炉子是什么结构的，因为平时不在这儿干活，很少注意它。从前绕到后，看出来结构原理和小炉子是一样的，炉膛子也是起璇，只不过璇拱的尺码比小炉子成倍地增长了。
绕到炉后，柯雷突然看见炉子后墙和厂房墙壁之间的夹空里有火光，莫非是炉子后壁烧塌了？柯雷探头往夹空里细瞅，炉后壁完好无损，是夹空里堆积的杂物烧着了。那些杂物都是擦机器用过的棉纱线，工人穿的不能再穿扔掉的破烂工作服和工作鞋，火烧的很凶，这后面怎么会溅不到火星呀？
柯雷来不及多想，忙去找盆接水灭火。可哪儿也找不到像样的脸盆儿，只找到一个小方铁盘儿，然后又急着找水管，找了半天才在一个隐蔽的角落找到水管，赶紧用方盘儿接水，没接一会儿，水管里没水了。柯雷只好端着接进方盘儿的这点儿水，奔到炉后的夹空处，冲火泼了过去，只浇灭了一点点，眨眼之间那火又旺盛起来。
柯雷急了，转身想去喊人，猛回头见于顺松站在身后，冲自己嘲笑。
“你，你还笑？快！快想法找水灭火呀！”
于顺松头往上一扬，上唇往上一拱，又是一个不屑的嘲笑。柯雷气得血灌脑门儿，瞬间想到：你以为你是谁？我现在不在乎你啦！
他冲着于顺松的脸大吼一声：“你去死吧！”
柯雷把自己喊醒了。
人活的是精气神儿，鸟兽动物也是如此。有些鸟儿气性大，被人类捉住关进笼子里，会不吃不喝，几天后就气绝身亡。像老家雀儿、黄雀等都是这种鸟儿。所以鸟儿从笼子里被放归山野自然，是快活的事儿，但重又被关进笼子里，比最初被关进来时更糟。柯雷嫩江之行后的重回车间上班就是这种感觉。在田野中感受到的宽阔轻松和自由，再回到烟熏火燎噪声刺耳的恶劣环境中，虽然怀着兢兢业业以补偿离开岗位歉疚的想法，但这种环境和人际氛围的反差，让重返车间的柯雷觉着炉火和烧红的锻坯更加灼热，烟尘和噪声愈加不可忍受，叵测的人际关系的压迫让他透不过气来。在这压抑的感受中，脑际浮现和眼前晃动的都是嫩江行中温馨的情景。
上班后这些日子猛打猛冲，身体劳累加情绪的抑郁，柯雷病倒了。
柯雷病的非常奇怪，没磕没碰，没伤风感冒，莫名其妙地病倒了，头晕迷糊恶心呕吐，柯雷自己闹不清楚咋回事！母亲说：“你这是上火了。”又用了她的老办法：给柯雷掐脑门子、揪脖子、刮前心后背，弄出一道道紫黑色的血凛子，让柯雷轻松了许多。母亲说这种病山东家叫“火滥症”或“羊毛疔”，东北这儿叫“攻心翻”，弄不好就死人。西医说不清楚也治不了，只有这土办法能治。
柯雷每当头疼脑热感冒发烧，母亲都是用这土办法给柯雷治病。如若高烧时还要熬上一大碗姜汤让柯雷喝下去，然后大棉被给他一捂，母亲在旁边守候着让他发汗。为减热降温还用豆面掺水和成糊摊在一布条上，敷在柯雷的脑门处。这种发汗法是很难受的，像在蒸笼里蒸。出了汗不能擦，怕进了凉风病加重，要让汗出透了，还要自行干透，用手摸着汗渍不再发粘了，这病就祛了一大半了。也真灵验，每次柯雷发高烧，母亲用这招儿，第二天早晨起来，柯雷高烧就退了。但辛苦了母亲，一夜难眠，看着柯雷别扯蹬开了被子，给他喂水喝。
从小到大都是这样，形成了柯雷对母亲的依赖。一有个头疼脑热就在母亲面前哼哼唧唧，让母亲把他收拾好了。
柯雷父亲扫楼院，不只是个脏活儿，还是个受气的活儿。
毛主席说：凡是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红楼里住着一百二十户人家，有近八十户是北华厂的，另四十户是市建筑公司的遗留户和其他单位的职工。这种构成要比北华厂的其他家属楼复杂。用句老百姓的嗑儿叫：啥人都有。柯雷父亲每天早上辛辛苦苦弄一身灰尘出一身汗水，扫的干干净净的楼院，总有一些不自觉的人给祸祸。垃圾桶满了懒得不去垃圾站倾倒，就放在走廊自家的门口，铺散的四处都是。待他想着去倾倒了，又哩哩啦啦地散落一道儿。有的将垃圾不给你倒在垃圾筐里，乱倒在地下。柯雷父亲就得费二遍事儿再用锹收进垃圾筐。有的人家对孩子疏于管教，甚至就让孩子随地大小便，常常这那儿拉得一堆堆的臭屎，要柯雷父亲收拾。
父亲耳聋，在山东家就受人欺负。母亲认为红楼里一些人之所以这样放肆地祸祸卫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看柯雷父亲年老耳聋，对人没有威慑的锐气。
多数情况下，父亲只能默默地承受，有人祸害了就跟着屁股收拾。不收拾，有居民就会指责：今天怎么没给扫？组长去收清扫费时，有人就会说三道四。何况公社抓环境卫生的干部常下来检查。所以，往往早上扫完了，父亲还要时常地保洁，弄得一天也不闲着。父亲有时气不过也嘟嘟囔囔地骂几句街，回到家则跟母亲唠叨。
母亲是个刚强倔强的人，每每看到这样就生气。柯雷没进厂工作时，她整天卖冰棍水果，也顾不上父亲的事儿，自柯雷工作了坚决不让母亲卖冰棍水果后，母亲闲下来有了时间，动手帮父亲，还动口跟那些捣蛋的人理论。马老实有人骑，人老实有人欺。母亲张张罗罗地和那些歪人歪事儿理论，那些人就不敢明目张胆地祸祸了，一来二去这卫生环境就好多了。见此，公社主抓居民委卫生的干部看中了母亲的张罗劲儿，非让母亲担任了红楼所在居民委的卫生主任。
母亲深知这是个得罪人的角儿，当个一层楼的小组长就已尝到了个中滋味儿，何况卫生主任面对的是几栋楼好几百户人家，卫生又是个敏感的事儿。推了几次不想干，但公社的干部硬让干还说了个让母亲不好推辞的理由：你老头不是扫你们的楼院吗？你当卫生主任正好配合呀！
考虑到曾有人觊觎过父亲的这份儿活计，稳住这个家中大半个生计，母亲也只好接了下来。
从此，母亲又多了营生，当卫生主任虽然不挣一分钱还得罪人，毕竟挂了公社居民委干部的衔儿，在人面前说话比先前有了点儿依仗，管起那些歪歪人和事儿来有力度了，给父亲减轻了不少的负担。
其实，这点儿依仗对于那些个正直老实的好人来说是没什么异样，他该怎样做人还是怎样做人。对于那种放刁行歹的人，不起什么作用。
四楼的石大赖就是这种人，他是红楼有名的一块茅楼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石大赖是铸铁车间的技术员，真名叫石文起。他是1963年毕业的大学生。生在江苏，考进了本市的大学，和本地的女同学恋爱结婚，毕业后留在了北方。据说他的岳父是个局级干部，嫁给他的女儿又是个独生女，这石大赖也跟着打腰提气，行走坐立都趾高气扬的，加上这家伙又赖皮难缠，属于死缠烂打那伙的，故人送外号石大赖。
石大赖的模样儿长了一副北方人的骨架子，虽是中等个，却大手大脚，粗胳膊粗腿，方头方脸。那脸方的像四四方方的大切糕。刚刚三十四岁就发起胖来，肥肉虽然长的挺瓷实，可看起来蔫呼呼的有些粘切糕的味儿。
石大赖说一口酸唧唧的江苏话，在北方待长了，又掺了些接近普通话的北方语音，说起话来半生不熟的，一点儿也不中听，像噪声入耳让人闹的慌。柯雷曾细品他说话的腔调儿，跟解在余闲聊说到他时，给他定性为是娘娘腔。当时解在余嘿嘿地笑着点头：“对对！娘们叽叽的。”
红楼的居民没人知道石大赖的真名，就管他叫石大赖。
柯雷母亲没当卫生主任时，就和石大赖打过交道。他就是那种垃圾桶满了不去倒，散落满地不收拾的主儿。而且常听收清扫费的四楼居民委小组长说：清扫费收到他家时，他总磨磨蹭蹭地不愿交，还满嘴的意见，说走廊扫得不干净。交什么钱呀！常常赖着两三个月不交。
四楼的居民委小组长是个很热心的人，不管石大赖咋狡猾，他总能耐心地说服石大赖最终把钱交上来，虽然有时拖延个把月。
没当卫生主任时，母亲无法和石大赖对光。当了卫生主任后，有一次市里要来检查居民委环境卫生，母亲早上和父亲认认真真清扫完楼后，不放心石大赖家门口，就抢在他没上班前到他家去找他。
这是第二次交锋，母亲没像第一次那样客气，来了个大揭锅，把他家门口以前的状况和对交清扫费的狡赖态度，全一古脑地摆了出来，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你石大赖太懒，垃圾桶满了不倒，散落地下怨我们清扫不净？听说你还是个有高文化的人，是铸铁车间的技术员？我们没啥文化，但我们能把事儿的里表分清了。你要是分不清，不按时交清扫费和保持你门前走廊的卫生，那我们就上你们车间请你们领导帮着做做工作……”
这一顿连珠炮没能让石大赖喘息过来。不知是柯雷母亲不容反诘的话锋，还是要找他们车间领导的攻势，也许两样都有，反正这次石大赖软了下来。没等柯雷母亲把话说完，忙哇啦哇啦地接道：
“好好好！你不要找我们车间嘛！以后不会有了！不会有了……不会的喽！”
母亲晚上跟下班回来的柯雷说：“四楼那个石大赖，真是个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主儿，那‘官目’像咱关里家的叫驴……”
柯雷让母亲的话逗乐了。因为他知道母亲在关里家时是驯驴的好手。
四楼组长叫罗杨，儿时患小儿麻痹留下前胸鸡后罗锅和短身子麻杆腿的残疾。但心眼儿好使，对柯雷母亲的为人和辛劳很尊敬，和柯雷也十分投缘，他俩是在厂文艺宣传队相识交好的。罗杨是手风琴手。
罗杨的手风琴拉的很棒，教了不少学生。去年从第十四中学调入厂子第校任音乐老师，因为手风琴艺很高，被吸收进了厂文艺宣传队。
工厂为他解决了一处只能算是安身的小房，就在红楼最顶层北侧的东头。那是一间十二平方米，窗户那侧带斜坡天棚的小屋子。
自和罗杨认识后，罗杨常邀请柯雷去他家玩，柯雷自然很高兴。到罗杨家玩儿，俩人不仅有艺术上的共同语言，罗杨拉琴柯雷唱歌也是柯雷的乐事儿。只要上白班，吃完了晚饭没啥事儿，柯雷就摸索着从一楼到四楼的漆黑的楼梯，来到罗杨家。一会儿便从罗杨家那仅有的小窗户里，传出悠扬的琴声和高亢激扬的歌声，像《红星照我去战斗》《我爱五指山我爱万泉河》《战士歌唱毛主席》，都是柯雷喜欢唱的男高音歌曲。
柯雷非常钦佩罗杨，他人虽然残疾有缺陷，却找了个十全十美的漂亮老婆。
罗杨的老婆叫冯佩贞，除了文化低点儿，自身条件比罗杨好的出奇，年龄比罗杨小九岁，个子比罗杨高出半头。身材好，容貌也姣好，是个真正的大美人儿，和罗杨的残疾丑陋一比，真是天壤之别。
冯佩贞人漂亮，还没有歪歪毛病。那种漂亮女人又是岁数小的妻子的耍尖任性都没有。有的都是中国女性传统的美德：做饭、洗衣、带孩子，家务活全包了。罗杨干不了什么活儿，白天工作，下班后教学生拉琴，时间排的很满。
丈夫业余时间教学生挣外块，冯佩贞也不逊色，自打罗杨调入北华厂子弟校后，安排她进了家属“五七厂”做财务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忙完了家务，还坐在缝纫机前跑活儿，从服装厂接来的裤子，上一个兜儿挣一毛钱。
俩口子这般勤快抓挠，小日子过的挺红火。柯雷到他们家玩儿，看到屋子虽小，却让冯佩贞收拾布置的温馨舒适。罗杨也是个心灵手巧的人，家里没什么贵重家什，空间又小。可让罗杨琢磨的这一个小机关那一个小制作，让你生活在里面顺心便当。
冯佩贞的姣好贤惠，让许多人妒嫉，他们妒嫉罗杨一个有缺陷的人，冯佩贞怎么会跟了他呢？俩人所在的子弟校和家属五七厂，都生生冒出一些嚼舌头的人，什么“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什么“罗杨家祖坟冒了青烟”。甚至拿罗杨的缺陷进行侮辱性的谩骂。更有人预言他俩是兔子尾巴长不了！冯佩贞跟罗杨过不几年就得跟别人跑喽！
听到这些风言风语，罗杨开始气得暴跳如雷，大骂这些人心灵低下。反倒冯佩贞挺冷静，劝罗杨别和那些人置气，咱过的咱的日子，让他们说去呗！
罗杨一想也对，他也不置气了，把那些劲儿都用在了抓挠上。俩口子干得这么欢，就是想要把日子过好了，堵那些人的嘴巴。
罗杨和冯佩贞的反差太大了，大的让人觉得不正常而疑惑。柯雷也疑惑，虽然没有妒嫉心，罗杨是如何把冯佩贞弄到手的一直是柯雷想弄清的疑问。
最初，柯雷没好意思问。时间长了，俩人的关系密切了，有一次，柯雷笑嘻嘻地问：“老罗！你别不高兴，也别跟我保密，你是咋把嫂子弄到手的？跟我说说，我也好学学，你老弟还没对象呢！嘿嘿……”
罗杨的年龄比柯雷大七八岁，从罗杨这论，柯雷自然得管冯佩贞叫嫂子，实际上冯佩贞比柯雷还小两岁。
罗杨对柯雷的请求没有拒绝，柯雷的忠厚，使他对柯雷没有戒备，相信柯雷也不会以他的秘闻去作什么文章，像那些嚼舌头的人似的当做惑言的材料。
罗杨在跟柯雷讲述自己的秘史时，其中也洋溢着作为一个成功者的得意。
“我给你说小柯！搞对象也得用脑用心，你得想法赢得女人的心才行……”
“怎么样才能赢得女人的心呢？人家根本就看不上你，你也挨不上呀！咋去赢得呀？”
“挨不上才看你的心劲儿哪！你说我跟你嫂子这种条件对比，能挨上吗？你得动脑子动心思，当然不是说动脑子动心思去骗人家。真诚是前提，但光有真诚还不行，还得讲求点儿方法。不然，你心劲儿使不到正地方也成功不了。”
柯雷倾听的专注，激昂了罗杨讲述的兴致，竹筒子倒豆，罗杨一下子把隐藏在心中从没对外人披露过的秘密，都倒给了柯雷。
冯佩贞是几年前罗杨众多学琴生中的一个。
罗杨是1964年高中毕业，因为残疾没能再考大学，毕业后因为同样原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由于手风琴拉得好，就在他毕业的学校第十四中学的中学部做临时代课的音乐老师。
冯佩贞的父母双亡，从小就跟姥姥生活。姥姥是个居民委主任，家就住在与十四中学隔道相望的铁路四院儿。
学校组织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会拉手风琴的罗杨自然被吸收了进去。宣传队常到学校附近的居民委和企业单位演出。铁路四院儿是他们经常光顾的地方。去居民委要和居民委主任打交道，一来二去罗杨和冯佩贞的姥姥就认识了。罗杨是宣传队里唯一一个老师身份，从队长到队员，全是学生。罗杨年龄比这些学生大出好几岁，独唱、合唱、表演唱都少不了他的伴奏，风箱拉的铿锵有力，旋律节奏悠扬悦耳，又是个畸形身子，姥姥对他印象深刻。
那时，冯佩贞才十四岁，刚上初中一年，学校在铁路四院西南面坡上的十六中学。罗杨他们宣传队每次来院里宣传演出，冯佩贞都要观看，对这些大不了她一两岁的宣传队员非常羡慕，罗杨的手风琴琴艺更是强烈地吸引了她，喜爱上了手风琴，梦想着有一天自己也能像罗杨那样潇洒地拉琴，赢来一片羡慕的目光。
小佩贞萌生了学拉手风琴的念头。她对手风琴的喜爱，姥姥看出来了。每次看罗杨他们文艺宣传队来演出，小佩贞似乎只关注手风琴，两只漂亮的黑眸子痴迷地盯在罗杨拉动的手风琴上。当小佩贞跟姥姥表露出想学手风琴时，已经有所考虑的姥姥，马上就应允了。
姥姥是这样想的：现在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学生除了那些激进的，参加批斗老师成为红卫兵组织的骨干外，大部分学生都成了散了群的羊，整天无所事事。男生学坏的，拉帮结伙打仗斗殴。女生学坏的，则和男流氓鬼混在一起，当了他们的“马子”。
中学里常有批判这种马子和男流氓的批判会，大街上也常看见对她们的游街示众。公安部门还专门在第五十七中学建立了关押这些人的学习班。她们常拥在窗户上张望近在咫尺的马路，有路过的男人不时地挑逗她们，引起她们一阵阵放浪地尖叫。
小佩贞的学校也停课了，娴静本份的小佩贞没有参加学生组织的那些激烈的活动，除了学校有针对全校学生比较正当的活动去学校外，一般就在家里待着，帮姥姥干家务活或帮着跑跑居民委的事儿。小佩贞就是这样的性情，姥姥也是担心她学坏，有意识地拢着她，让她远离是非。但一个学生不上课不学习，整天无所事事，终究让姥姥担忧，不能像小鸟似的把她圈在笼子里！也不能总看着她！要是一旦有个差池，她让坏孩子教坏了咋办？
小佩贞长得水灵灵的模样，是姥姥最担心的原因，她怕小佩贞被坏人盯上诱惑当了马子。那样她死活都对不起小佩贞死去的爹妈。
现在，小佩贞对手风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想学拉手风琴，姥姥一想，这不是栓住小佩贞的好营生嘛！
姥姥满口答应支持小佩贞的想法，还说等十四中的文艺宣传队再来演出时，她就去求求那个拉琴的老师，看能不能收你做学生。这一下子可把小佩贞乐坏了，一高儿窜上来搂住姥姥的脖子，连声叫：“姥姥！姥姥！你真好！你真好！”
跟罗杨张口说让他收小佩贞做学生时，姥姥心下里还有些忐忑，怕罗杨拒绝，毕竟人家是个残疾，恐怕增加劳累有些不便，何况咱跟人家只是一面之识。想不到罗杨热情地满口答应。这让姥姥喜出望外，因为她心里也看好罗杨的人品，让小佩贞跟他学习不会有什么闪失。姥姥一高兴，当时就说出了心下里早准备好的想法：“罗老师！不会让你白教的，每月我给你交些学费，你看要多少钱？”
“……不要钱！不要钱！让我教她，这是瞧得起我……”
“每月给你交五元钱的学费，我打听来着，私人教学生差不多都是这个数。”
“不用不用！就是教教她用啥钱呀！”
“行了！既然你答应教了，就这么定了。上课就在我家吧！你从学校往这儿来也很近，中午和晚上你下班后都行。咳！啥时都行！看你方便，要是中午来，你就在我家吃饭啊……”
姥姥显出当居民委主任的煞楞劲儿了，一连串儿的安排，让罗杨只有听的份儿，咧着大嘴在那没话儿言语。姥姥扔下一句：“就这么定了！”抽身走了，罗杨还张着嘴巴在那傻站着。
星期天，姥姥拿出了自己的积蓄，约上罗杨带着小佩贞，三人一起去了道外的向阳专业商店，挑买回了一架红色的鹦鹉牌的手风琴。
当天晚上，小佩贞搂着这架崭新漂亮的手风琴睡了一夜。第二天，就急着让罗杨开课了。
姥爷几年前去世了，只有小佩贞和姥姥相依为命。当居民委主任没有收入，俩人只靠姥姥的退休工资生活。
三年的中学时光不读书，一晃就过去了。小佩贞长成了个大姑娘，出落得亭亭玉立愈加漂亮了。手风琴跟罗杨学的已经能演奏一般的歌曲和为人伴奏了。不知是因为她的兴趣减弱了，还是天赋就到此，以后她的技艺再没有长进。罗杨的课自然也就停了下来。
旧的教育制度被砸烂，没有考高中这一说了。中学毕业就是上山下乡，有积极的不到毕业时就走了。佩贞因为和姥姥的特殊家境，虽然姥姥是做动员别人工作的，应该自己家的人带头走的，但在罗杨的劝说下把佩贞留下了，以照顾年事已高的姥姥。
不教佩贞拉琴了，佩贞美丽的姿容却辉映在罗杨的心中抹不掉了。
两个女人家，一老一少，生活中总有些不便和需要帮衬的地方。虽然罗杨自身并不强壮和爽利，毕竟是有文化有头脑的男子汉，姥姥家中有许多事儿他都能搭上手和帮着出主意。佩贞下乡走不走的问题，姥姥就采纳了罗杨提出的建议。后来，有什么大事小情拿不准的，也都听听罗杨的意见。
罗杨心细如发，由于自小身体不好，促使他学医问药保健自己，粗知一些医疗知识，还掌握了注射的技能，不论是肌肉注射还是静脉滴注，都能操作。就在佩贞毕业时，在走与不走的问题上把姥姥难为的大病了一场。罗杨主动发挥他的这些长处，为卧病在床的姥姥打针吃药，天天嘘寒问暖到床边，不仅安慰了姥姥焦灼不安的心，也减轻了柔弱的佩贞心理上的压力。
姥姥一病就是一个多月，罗杨悉心照顾，还时常购买一些姥姥爱吃的水果和罐头，拎来鲫鱼、猪骨棒，亲自炖了汤给姥姥补身子。感动得姥姥背着罗杨在佩贞面前长叹:“你姥姥没福气，就缺这么个儿子，只有一个闺女，还先走了，咳……”
罗杨在生活上成了姥姥和佩贞娘俩的帮手，还给姥姥的居民委工作帮了大忙。
铁路四院儿是由四栋当年中东铁路建筑遗留的平房围成的万米大院，近年又私建了许多乱七八糟的棚厦，院子里居民的成分也复杂起来，不像以前清一色的铁路职工家属了，哪的都有。原来学生没停课时，院儿里的治安秩序还好一点儿，学生停课后，社会上有什么乱糟事儿，院儿里也都有。打仗成帮结伙，今天这院儿的把那个院儿的打了，明天那个院儿的纠集一帮人，又把这个院儿的打了。捅刀子、开火药枪，打的惊心动魄。铁路四院儿打的远近闻名，一提是铁路四院儿的，都不敢惹。可是把居民们弄的人心惶惶。自从罗杨他们学校的文艺宣传队时常来演出后，姥姥发现，每当演出时，院里的秩序明显的好，那些平时调皮捣蛋打仗耍横的，都很规矩地看演出，发生的乱子也少了。而且像小佩贞被吸引产生对艺术的兴致一样，不少人家的学生和孩子也都不同程度地对唱歌、跳舞、器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的人家也像佩贞一样，购买了乐器拜师学起艺来。院子里时不时地就从这些人家里飘出一听就是初学的笛声、二胡声、手风琴声和小提琴声。好像一阵清雨散落进尘土暴扬的乱风中，风尘浇落了。
姥姥省悟到艺术能净化人的心灵，文艺活动能起到安定秩序的作用。可十四中学的宣传队不可能总来，将来总有一天也会停止。姥姥萌生了在院子里建立自己的文艺宣传队的想法，把居民组织起来，开展经常性的文艺活动，自娱自乐，让居民的业余生活丰富起来，熏陶学生和孩子，也让喜欢文艺的学生有了营生和锻炼的机会也会经常性地引导院里的人们的生活进入一种安定文明状态。
姥姥把她的想法跟罗杨说了，罗杨听了十分兴奋地赞扬姥姥：
“姥姥！这想法好！你就干吧！我支持你，用得着我的尽管吱声，我听从您老人家的调遣，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哈哈……”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