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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辉企业的好多利润，像抗菌素等产品，赚的都是外汇。有些外币，就在欧美买了粮食和机器设备回来；但外汇还是多了，以前主要是放在国外的银行里，赚利息。现在财迷自己办了银行，发现钱放在人家银行，这点利息太少了，不是让人家赚大钱？而且外汇储备数量大了，人家搞一个贬值，这钱不就等于送给人家了？
一九三三年年初，关利清他们在争论：现在美国的股市在跌了三年后略有回升，是从此回暖了？还是下跌中的整理？现在美国还有企业在倒闭，股票就成了废纸；很多股票的价格非常低，成了垃圾。所以多数人都认为美国股票没用了，没有人气了。在财迷送张学亮回上海时，他们来问一下“股神”才弥先生。财迷听了，马上决定让人用外汇去买一些美国的石油、汽车等企业的股票。美元以后肯定是要贬值的，但这些股票，以后肯定是要升值的。
于是，关利清等人也跟了财迷，用现金换成外汇，去炒美国股票。美国人民应该感谢才弥先生，他们的资金投入，帮助了美国股票市场的上升，不到一年中，股票涨了不少。关利清等人真是佩服才弥先生的先见之明，问是不是可以卖出股票了？财迷说不急，他有外汇富裕时，还在买入股票呢！
如果年底算一下账，财迷今年在美国股票上的投资，可是赚了不少钱。
在军事方面，一九三三年，在长城和热河的抗战激烈时，东三省的抗日武装也没有休息。这一年，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中，开始赶热闹而参加抗日的、没有太多耐心抗日的人，有的回关内了，有的回家了，极个别的被日军收买当了伪军，但留下的都是坚定的抗日分子。抗日队伍有的变小了，变精了，不过也有扩大的。抗五军的游击部队就扩大了，根据地也扩大了。
一九三二年财迷带领的抗五军在打了上海战役后，进入东三省时，在辽宁和吉林原来有共济会基础的乡村地区，都留下了几支抗五军的游击队，这些地区就成了共济会的根据地或者他们的游击区。
还有一些留下的抗五军伤员和保护伤员的部队，也在当地发展共济会员，并组成了游击武装部队。
例如留在辽宁省的一支保护伤员的部队和和伤员，带队的是上海沪江体校的女学生姚瑞芳。一年多后，这支队伍发展成了有一千五百多人、有一个半县游击根据地的抗五军队伍，还出了侯小燕、欧阳德这样截肢后继续抗战直到英勇牺牲的特级英雄。
这么大的队伍，就是游击纵队了，而这个不到二十岁的年青姑娘，按当地的习惯，被叫成“姚总司令”虽然别的抗日义勇军中，也有个别女的当首领的部队，但毕竟是极少量的，而她一个上海姑娘，能在东北的抗战中这么出色，名气就更大了。
这一批进入东北的学生兵中，有不少成了“总司令”也有一些成了县长之类的地方干部。
共济会与别的东北抗日义勇军有一点不同的是，他们注意组织地方政府。别的抗日武装也有一定的“根据地”或者说自己的地盘。他们的粮食等供给也是由自己的地盘里的居民提供的。但他们除了收“抗日捐”并为这此民众提供一定保护之外，就不管其它事了。
九一八后，辽宁、吉林等很多地区的地方政府一度是日军扶植的伪政府，而这时很多九一八之前的政府官员已经进关内，或者当了伪政府的官。可后来日伪军没能力守这些地方，又让抗日武装给占领了，伪政府自然也垮台，但政府机构却出现了真空。
在这些地方活动的抗日武装就成了这些地方的“管理者”但实际上他们根本没什么管理可言，也就是凭自己需要大概地收缴一些钱粮。有些部队也就找一些乡绅什么的出面，按他们的要求张罗收粮食。
而共济会抗五军则不同，他们在管理的地区建立了抗日政府，不光按规章制度收点税粮，还做一些管理者应该做的事，包括发展工商经济、建设农田水利、建设道路等公共设施，也组织村庄一级的管理者和民兵、调解群众间的纠纷等。由于共济会制定的收费比较合理统一，使共济会根据地边上的地方，或者也发展成了共济会的管理势力，或者有些抗日武装也套用他们的收费制度。
有些抗日武装，对这些政治管理一点不重视，就把政府事务交给共济会来管，他们只要每个月能拿到地方上供给的一定量粮食等物品就行。他们对地方管理完全是外行，如果由他们来管，就这点征粮工作他们都不一定能做好，与百姓的矛盾反而大。现在好了，都交给了共济会的行政人员，他们与老百姓反而客客气气的，省事了。
共济会中间有一批热血青年学生，体力不太好，当兵不一定行。但经过短期培训后，就成了这种行政干部，派到各地去当乡镇干部。这个时空地方官员少，一个镇只要一、二个干部就把水利道路、工商经济、税收、公证、法庭、教育，n套班子都兼起了，还兼顾了宣传共济会爱国爱民理论。不过平心说来，这个时空农村干部要管理的事确实也并不太多。一个县，也不过是十多个干部就行了。
这样，共济会在东北的游击根据地，也有相当规模的发展。
科辉产业这一年的收益比上一年又有新的提高，这不光是因为抗菌素应用更普及、销售量增加，而且因为其他各种企业更多了、产能也都有扩大、利润上升，农业、渔业也都不用补贴、略有盈利，特别是联合银行的利润，相当的大。科辉总的利润达到三千多万元。
而用于抗日义勇军的开支、军火开支是一千余万；今年民众对抗五军的捐款比去年少，只有不到一百万。这是因为民众的经济能力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持久地捐；另外是东南亚的经济受欧美国家经济萧条的影响，现在形势很不好。加上科辉学校的开支一百多万，救济灾民、贫民一些，这方面支出共计不到二百万。
倒是马鞍山的投资最大，有四千多万，把科辉企业的利润放进去后，还欠联合银行贷款二千几百万。不过一年下来，马鞍山已经有一些小型的油漆厂、选矿厂等开工了，可以产生效益了，投资已经有回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