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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迷向孩子们询问,知道了这些孤儿们的事。
这个着过火的院子,原来是大囡他们的家。父亲早逝,他们全家就靠出租院子的几间房子生活。可惜二年半前一场大火,把院子烧成白地。母亲又在救火中受伤,不久在心力交瘁中逝世。大囡姐弟们是在邻居的帮助下,同院子“房客”们共同扶助下,生活了下来。
“房客”们也都是孤儿、流浪儿。其中最大的是个男孩,姓刘叫大龙,已经有十六、七岁,是个结巴,所以很少开口讲话。他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妹妹叫“小翠”十三岁,也很少说话,像个假哑巴。弟弟小龙十岁,话多得不得了,什么都问,什么都说,一家三口的话都让他讲了,外号“八哥”指的是像一种叫八哥的鸟,没有哥哥的意思。
大龙口拙手巧,会修修补补的,以前阿德修车,他总在边上学。街上常有修木桶的(吆喝是“打圈哦!”)、补锅、补碗和修伞的人,只要人家干活,他就去看了学。现在已经在一家打铁铺当学徒,每月有一到二元钱可以拿回家。他每月只领到一块或二元,说因为铺子里的生意也不好,这还是师傅知道他可怜,照顾他才给他这点钱的。这是院子里唯一自己有地方吃饭、还有工资的人了。
财迷觉得应该管这打铁铺孙玉田叫不良老板。而铺子里的三个伙计,包括大龙,都不叫他老板,叫他师傅。被老板剥削了还不知道,还都师傅、师傅的,叫得亲得很!
不过后来财迷仔细了解一下这铺子的收入支出,发现除去成本,当然包括了他们的吃饭,这孙师傅一个月也只收入十几、二十元的。收大龙还真是为了照顾他,因为现在活少,他和一个大徒弟就足够干了,用不了这么多人。
另一“家”小孩,也许姓吴或者胡,小孩子自己也不知道究竟是哪个,因为这二个姓在上海话中发音相似。名字也不知道,只有小名,大的男孩叫“和尚”也不知道年纪,大约十四、五岁,有个十二、三岁的妹妹“妹妹”和一个十一岁左右的妹妹“妹头”现在和尚天天出去擦皮鞋,而妹妹们与另外的女孩子一起,每天去卖菜和做家务。
只有一家孤儿,姓、名都知道,还认识字,自己会写!大男孩叫李鸿儒,十五岁,是温州郊区的人,有一个十三妹妹叫李思诗,和一个十一岁的弟弟,李祀儒。以前家里也算是有点钱,前年家让土匪给抢了,大人都给杀了。三兄妹大难不死后,就流浪到上海来,因为他们有个堂哥李敬儒在**读书。这堂哥过继给他们家了,也算是亲哥哥。谁知他们千辛万苦,要饭来到上海,这哥哥已经不在交大了,他与几个同学一起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军了。走前应该是给家里写了信,不过他不知道家里出了事,就这样双方错过了。
李鸿儒读过书,财迷测评了一下,语文(特别是古文)有小学毕业水平,算术才会加减乘除,小学二、三年级水平?现在李鸿儒的主业是种田,他们父亲是种田好手,所以李鸿儒学会了不少。弟弟与阿平等在卖报纸挣钱。
收养了这么多小孩,住旅馆是不行了。让孩子住在原来的棚子里,财迷也不同意。所以财迷就到阿毛住的这一片找出租房。有一个“高级”院子正在出租。进门是前院,正对一个二层楼的房子,楼下中间是一个厅,厅左右各一个房间;楼上共四间房间。穿过厅,可以到后院,后院有四间柴房,还有一口井。楼下的房间和厅一样,是石板地,但楼上房间都是木板地。房主要价房间二元一个月;柴房是泥地的,又小,只要八角一个月。大囡他们想租二间小柴房,财迷决定要把半个院子租下来,至少也要租三间房间。
大囡很会讲价,当房东同意每月六元半的价钱租半个院子时,财迷立刻就掏钱了。事后,大囡还觉得他太急了,租贵了,如果再讲讲价,还能便宜几毛。但财迷觉得比他现在住的旅馆要便宜了。
半个院子,也就是楼下一间,楼上二间,加二间柴房。这个院子就成了财迷和一帮孩子们的新家。
一个月后,财迷更有钱了,就让大囡去找房东租整个院子,大囡真的用五元半一个月,把另半个院子也租下了。
第二天早上,五囡的烧就退了。但为了防止有抗药性的“超级细菌”产生,财迷让五囡连吃了三天的药。为加强营养,财迷买了奶粉,给五囡和二个与五囡差不多大的孩子吃。
在第三天,孩子们正在搬家中,汉斯医生找来了,不过财迷在化工厂上班而不在家。汉斯为五囡作了检查,确定她的肺炎已经好了。对她能好得这么快,汉斯感到惊奇。
又过二天的晚上,财迷回家时发现汉斯和另二个洋人在家里。这二个洋人是小德肋撒教堂的传教士,白瑞德神父和他的助手。他们是听汉斯介绍了财迷的事,来认识一下财迷。
神父称赞了财迷收养孩子的义举,并带来七、八件旧衣服送给孩子们。当然,也不失时机地宣传他们的教义。他们让财迷有困难就去教堂找他们,并要财迷带孩子们到教堂去做礼拜。
这旧衣服是什么“救世军”收集来的,不远万里,从欧洲运到上海。在另一时空的话,是属于被海关发现立即烧掉的洋垃圾,还要加上罚款。事实上这些衣服比那些洋垃圾还差:至少是旧多了,有不少上面已经打了补丁。但大囡他们拿了很高兴,讨论这件改了可以给谁,那件还是毛料的!
财迷对教会并不感冒,对他们行善还是感谢的。白瑞德神父对财迷也相当友好,因为现在闸北的大华人,除了极个别“哈洋”的(借几十年后“哈韩”的“哈”也是哈巴狗的哈,当时上海没有“哈洋”一说),多数华人对洋人是“敬而远之”如财迷对他们视作平等的人是极少的。
汉斯也是个很善良的洋人。他开的诊所虽然是个私人诊所,但并不是对没钱人就见死不救的。如果是有钱人,当然就收费,没钱的,就先欠着。诊所开在穷人较多的闸北,所以他的诊所常常入不敷出,原来一个合伙人,早就退出了。现在连护士也请不起了。
好在汉斯与教会的关系很好,如果靠他自己的钱早已经撑不下去了,现在他也要靠教会接济。
汉斯是来问关于“珍贵的土药”的问题的,真是好学,不耻下问。药性、作用、效果、出处?前面的问题财迷知道一些,出处的问题,财迷只好说是师傅处得到的,他也想制造,但在生产条件很困难。所以现在非常珍贵。
汉斯以前就知道财迷对肺部“锣音”什么的,医学很内行的样子,今天一听财迷讲什么病菌、药的分解排泄,完全像个西医。但一问财迷是不是医学院毕业的?有没有医生执照?财迷没有,财迷是搞工程技术的。
好在汉斯知道大华的土医生都是没文凭、没执照的,是师徒相传的。所以这没法讲清出处的抗菌素,当然也属于“中药、土药”了。中药、土药是神秘的,有些确实说不清楚,财迷能说这么多,已经是不容易了,汉斯就没有再多问。
汉斯想,看来大华的中药、土药,有时还是有点效果的。
能不能稳定出产?能不能给点拿回去试验?
财迷当然也希望能生产抗菌素,但是他现在哪有这个条件?不用你试验也知道效果了,这药现在这么珍贵,实在对不起,不舍得让你试验。
后来财迷也带了孩子们去过一次教堂,发现这些洋传教士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非常看不起大华人的。他们排斥大华的宗教,只看到大华人生活中的一些陋习如缠足、纳妾、吸毒等,但没看到大华人的勤劳刻苦好学;把大华人当作愚味野蛮的土人。他们以救世主自据,认为大华人只有完全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与生活方式,而全盘基督化,也就是“全盘西化”才能得救。
这些人以为财迷必是很西化的人,是“上帝的子民”他们错了,财迷来自二十一世纪,虽然对西方有些东西不反感,但绝对不会觉得大华要全盘西化。就以医学来说,中古时期大华之医药,远胜西方,就是现在青霉素等出来之前,也不过是西医在手术上强一点,消炎药等方面,还不如中医。当然,在些后的几十年中,西医注重研究提取、合成药品的有效成分,慢慢又超过了中医药。尽管如此,还是没能完全取代中医。
看了这些洋大人的眼光,听了这些洋大人的“教诲”财迷更觉得要做点什么后代的科技产品出来,以打碎这些人的有色眼镜,长长大华人的志气。
以后,财迷就没去教堂了。一方面是忙,更重要的是怕小孩受了洋迷信。
财迷要上班,搬家主要是孩子们自己搬的,好在新家与这火烧院子相距不远。而且他们除了几件烂衣服什么的,也没什么东西需要搬的。
大囡他们安排了房间,楼上二间房间,男孩女孩各一间,就睡地上,好在是木地板。财迷一个人占了楼下一间,还用砖石上架木板,给他架了个床。把他的木头箱子用砖头垫高了,算是床头柜。
财迷把钱给很会讲价的大囡,让她买日用品。被子、衣服,厨房用具,买了煤球炉,孩子们以前是烧拾来的柴禾的,为节约,老是喝生水。这煤球,财迷也是到了这个时空才看到,并不是圆球状,而是扁的椭圆球,像大了二倍的桃核状。大囡尽量买旧的衣服、被子,尽量地省钱。
伙食费也交给大囡掌握。财迷规定:每天三餐,每餐饭至少二菜一汤,每星期至少吃二次荤菜,否则他们就吃得实在太节约了。(孩子们觉得天天能吃二顿饱饭,就是很幸福了!)
大囡他们做好饭,等财迷回去吃。按当时的风俗习惯,他们要把最好的菜给财迷吃,这与另一时空最好的给孩子的风俗习惯正好相反。
财迷当然不习惯这个风俗,结果他不吃,孩子们也不吃。大家菜都吃得很少,好菜更是都剩下了。最后,财迷规定菜按人数平分好,然后他自己先挑。他总是先挑最少的一碗,这样,分菜的人就把菜分得很平均。孩子们也学他,都互相谦让。
小孩多,大小又差不多,财迷容易搞错。妹头、妹妹的叫也不好听,所以财迷就把他们改了小名,男孩从大到小都叫“龙”女孩就都叫“凤”
大龙是刘大龙,十六岁;二龙是李鸿儒十五岁;三龙是“和尚”十四岁(十五岁?);四龙是王阿平,十三岁;五龙是李祀儒,十二岁;排第六的是刘小龙,十一岁,还叫做小龙;所以最小的王阿良就叫做“咪龙”九岁。上海话中的“咪”是很小的意思。
大囡就是大凤,十五岁;二凤是刘小翠,十四岁;三凤是李思诗,十三岁,四凤是“妹妹”十二岁(十三岁?);五凤是“妹头”九岁;最小的五囡是小凤,六岁。
这个时代的人营养不良,看上去感觉比实际年龄要小一点。
小孩都不知道自己生日,有的几岁也不清楚了,所以大概同年的人,只好以身高来排队了。
李鸿儒兄妹几个是最后住入到大囡家院子的一家。他带弟弟妹妹在这院子住下后,经大囡他们同意,在院子中的瓦砾中开出了一、二平方的几块地,用来种庄稼。还把村外的一块几平方米、堆了垃圾的荒地开了出来,想种点菜。
一个村里的小地主,想把这点地给要过去,说这地是他的。院子里的小孩们都去帮李鸿儒吵架,村里的居民都说这小地主没良心,结果惊动了村里说话最有份量的刘文博先生。
刘文博先生也是村里最有钱的一个工商地主(又有作坊,又有商店,还有田地),他不光判定这几平方的地算李鸿儒的,还把自己的一亩良田优惠租给李鸿儒种。
当时上海一带的地租是,主造(主要的一季作物,也就指是水稻)收成的四成归地主。如果是地主供给种子、肥料的,一般就要缴五成的收成。但另外种的蔬菜,或者多种一造麦子什么的(一律叫做副造),就不用分给地主的。而刘文博先生为李鸿儒提供了稻种,又只要他四成的租,就算是优惠了。
想想二十一世纪,最苦的是农民了,但至少农田产量要高得多,交的粮食比例也要低得多。看看这个时代,如果完全是靠租地主田的农民,这日子可太艰难了。
其实国大党政府在前年(一九二七年)起,推行“二五减租”也就是要各地把原来定的租,一律减个百分之二十五。但好些地主并不太执行,或者变相不执行,如把副造收成也计入收租什么的。
李鸿儒他们人小,但种地很卖力,技术水平也高,去年,这块田水稻亩产达到了四百斤!当时上海一般亩产只有三百多斤,有的只有二百多斤!李鸿儒他们交了租还收了二百四十斤稻。
现在这块地还是由李鸿儒他们种。今年别人早就已经种了稻了,但他们的田里还是只有一点油菜、萝卜等。不是他们不想种稻,而是说好了今年的种子要自己出了,而他们留的种子却被吃掉了。
这时快六月了,种水稻已经晚了一点,产量会差一些,不过还能种。现在有财迷收养了,所以他们与财迷商量,用点钱去买种子。
财迷这时想起,他带在身边的一包水稻种子还没用上。这绝对比现在的水稻品种要好,而且应该拿出来推广。
财迷对李鸿儒他们说,这种子是他的“科学家师傅”优选的品种,亩产能有八百到一千斤(说明书上就是这么说的)。这个产量在另一时空中,并不算高,小k在选择种子时,把这稻子可以代代传下去而不用专门育种作为首要条件,才选了这个低产种子。可李鸿儒他们听了这产量,都吃了一惊,真要能收这么多,这稻种就是宝贝了。
财迷找刘文博先生谈,要把地租改成固定租金。固定租金就是不管收成好坏,每年都交一定的钱或庄稼。刘先生还是好说话的,定下田租是一百三十斤稻子或九元钱。
当时种植水稻技术与财迷看的种植指导书相差很大,例如说明书上说这一包种子十五斤,正好是一亩田的用量。而当时人一般每亩只下七、八斤种子。什么用育秧地育秧、秧苗带土移植、密植(当时种水稻,株距都很大),都是财迷理论指导,李鸿儒他们照干。边上其他农民都笑话他们,说从来没见过这么种田的。特别是插秧时,财迷带了尺子去,按书上尺寸量定了株距,让农民们当笑话笑了几个月。笑得财迷都有点怀疑,书上写的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