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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很多人，几乎所有的朋友、同事、下属，讲过这一段经历，关于一个不谙世事的我，和一个能干的潮州女人。
九四年我初到深圳，进了一家台资企业，最初是没有具体工作的。我和另外几个同时被招进公司的大学生一起，在二楼的一个姓张的女课长手下接受了一些基本的培训，什么iso体系了，品管的七大手法了，柏拉图、鱼骨图了之类的内容，然后就被分配到不同的楼层几个比较重要的课去上班。
最初我被派去接手采购的工作，隶属五楼的专员室。原来的采购，被调去作台湾副理的助理了。在台资企业，是没有秘书这个词的，所谓助理，其实就是秘书。
我的前任，除了丢给我一堆文件之外，什么也没有交接。我也没有上司或者同事可以询问。当时真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既不知道河有多宽，也不知道河水有多深。
那天去找企划课的一个人，送一份物料清单。企划课六张桌子上，一个人也没有。我想留一张纸条给她，又不知道她是哪一张桌子，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一个很利落的女人走来，用有很重广东口音的普通话，一字一字咬着问我：“什么事？”
“我找黄小姐。”
“阿萍办事去了。你有什么事跟我讲。”
我迟疑地看看她，老实说，她的脸很长，眼睛细而小，嘴巴厚而大，一点儿也不漂亮。
她拿出一张纸，横平竖直地写了三个字“王来春”递给我，说：“我叫王来春。以后你有什么事，他们不在，都可以找我。”
我谢谢她，就走开了。
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女人，就是全厂人嘴里的大姐，是这家台湾厂在大陆的第一批作业员之一。虽然只有高中文化，但是在全厂几乎所有的部门都有她带出来的人正在当课长。
而她，事后很多年，还会回忆着说：“果果，我记得你穿一件黑色情侣衫，灰色的裤子，看上去很嫩很纯，一副学生相。我没有读过多少书，可是我很喜欢你的气质。”
之后我们的交往并不多。我每天忙于自己的工作，为了快一些，传递文件时，经常是跑去跑来。而我偶然看见的她，也经常左右手各抱着一部电话，大声地讲着白话或是广味国语。
后来，大姐接到调令，从企划课课长改到四楼的生产课作课长时，她对副理提了一个要求：“我要果果当我的助理。”
然后，没有等副理表态，她就叫了几个人，把我的桌子搬到她四楼的办公室，开始了工作。
从此，我做了她的助理，也就是秘书。
她并没有安排我具体的事情，只是要我事事都跟在她的后面，我也没有多问，跟着听着学着。
她有着惊人的记忆力，每一个产品，不管是不是我们楼层负责的，她都烂熟于心，是哪个客户的，什么颜色，几根线，线有几米长，生产中最多的报废在哪里，完全不用查找资料，张口就来。所以每一次她讲话，我都认真倾听，力求能够记住，因为这都是不可多得的经验。
不明白的地方，我回头还要查资料弄清楚，很快，我就也可以参与她和线长们的讨论了。
她也几乎不用电脑，甚至看都不看一眼。
她有很多的要求，要求我按照台湾企业的管理方法，设计很多种表格，做检查总结，几乎所有文件、会议记录、生产报表，全部交给我整理，自己看看然后签名。
于是，我很快学会了打繁体字，用excel做各种报表。我还设计了日报表，利用excel本身的功能，可以直接自动生成月报表和年报表，省去了很多重复的工作。
我们采用5s的方法摆放物料，所有的标记都是我用电脑打印出来的，整齐有序；
我们研究每一道工序需要的工时，发现旧的工时统计很不准确，她把统计工时的任务交给了我。于是，我亲自上阵，学着一个一个工序做下来，了解生产的种种标准，修正不合理的部分，最后做出文件，设立了我们自己的生产标准，重新排布了生产的流程。
我们的生产效率提高到全厂最高。
那一段时间里，跟着大姐，我几乎没有吃过一顿热饭。下班后，等我们检查完每一条生产线，赶到食堂的时候，已经没有菜了，米饭也只剩一个桶底。我俩就胡乱吃一点冷白饭了事。
经常，周日的早晨，她会跑来敲我的门“起来，去看看生产线。”
我便飞快穿好衣服，跟着她跑去，一直工作到夜晚。
我发现她从来不为自己申报周日的加班，于是，我也不报。
细心的她发现了，问：“果果，怎么不报加班？”
“大姐，你没有报，所以，我也不报。”
“有没有搞错。我工资高，不报没有关系。你工资低，要报的。”说完她就帮我添上了。
很奇怪，同样是打工，她却从来不肯多拿公司一分钱，甚至该拿的也不拿。这样的做法，在深圳这个城市，恐怕没有几个人。而我，在此之后，也学会了这样的做法，并且一直坚持到今天。
春节过后不久，大姐怀孕了。她的妊娠反应非常剧烈，别说吃饭，喝一口水也要呕吐，经常整日整夜呕吐不止，只能靠输液维持。
怀孕三个月之后，她连班都不能上了，只能卧床休息。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非常可怜。我安慰她，一切都会好的，过一阵就好了。
她无力地笑笑，说四楼靠你了。
所有的工作，都落在我一个人的肩上。
好在，我已经比较成熟。有她的支持，线长们也很配合我。工作并没有遇到太大的困难。
这时候，台湾的经理，到大陆来检查工作，大姐提出，自己要休息一段时间，要我代替她的位置。
经理很不开心。他的计划本来是，要我们几个从二楼上来的大学生，取代原来各个课课长的位置，拥戴那位张课长做第一个大陆人副理。大姐也在被取代之列。可是没有想到，我调上来之后，竟把张课长置之脑后，成了大姐的死党。虽然可以取代大姐的位置，却不能保证拥戴张课长。
第二天，我被经理调到制工课，编辑作业指导书。这项工作原本是制工课一个小组负责的，几个人磨磨蹭蹭做了半年，什么也没有做成，现在小组也解散了，就交给了我一个人。
对于打工者，服从是第一重要，大姐很伤心。她的身体状况很差，自顾不暇，也只好由着经理了。
我开始潜心研究每一个产品的每一个工序，所有的生产标准。用我自己的手，摆出各种操作动作，拍下照片，配上准确的文字说明。
三个月之后，完成了一整集作业指导书。
然后，我递上一张辞工单，离开了那个台资厂。
我走后不到一个月，经理就被董事长炒掉了，那个张课长，也走了。
厂里叫我回头，我没有答应。
好马不吃回头草。
以后，我成了一家港资公司工程部的大佬，管着五十几个工程师。
大姐生了一个儿子，自己开了一间厂，现在已经有三千多人。
大姐经常说：“没有人帮我。”
我说：“大姐，我再去帮你吧。”
她看看我，很认真地说“你来，我们合伙还可以。要你给我打工，那不行。”
我没有资金，所以我没有去和她合伙，我们可能永远也没有合作的机会了。
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我们甚至因为忙碌，不常联系，但是在我心里，她永远是我的大姐。
那一段小跑着跟在她身后，没有热饭吃的日子，始终是我最快乐最充实的记忆。